三十不惑-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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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次，看到男人的抒怀，我的呼吸渐渐不畅快起来。一对让人感觉很好的夫妻，法国的公务人员也的确有一部分让人很火起，但是下意识地觉得如果这个男人是自己的老板一定会让我受不了。林林总总，说不清楚。有时候如果发觉理性上应该偏向的一边也不是什么完美的正义，道义上就会产生出无所适从的遗憾。当时就是这样。
“我当时说，我们就是要座头等！不用退票了，我们从新买过！”听男的如此说，我意识到我和老孙错上了头等舱——我们当然买的二等，哈哈。于是就这样一直乘到戛纳，上海夫妇下车。
“祝你们愉快！”男的说。
“欢迎到上海来玩！”女的和我轻轻握了握手。我脑海里浮现出她在上海某某花园的高级住宅一个人默默在天台上浇花的影子，身后的套间里有一个很难搞的丈夫。
“当时真应该给她我的电话……”我事后悠悠地说。老孙在旁边坏笑起来。
“他们在巴黎住的丽池（Ritz）饭店喏！”我又说。
“是间什么饭店？”老孙不以为然地问。
“可可？夏奈尔死在那里。”我说。
蒙彼利耶攻坚战
到达蒙彼利耶已经是下午了，站台上正在施工，电锯声音弄得非常地响。初印象并不好。
但是，出站第一眼就喜欢上了。
没有任何缘由地喜欢。
充沛的阳光下蓝色的有燕子图案的轻轨电车叮叮当当地穿过商店街和住宅区，轨道两旁种着棕榈树；中心广场上有流浪艺人卖艺和出售软糖的摊子，两侧摆满了露天咖啡座，座上客带着太阳镜啜着冷饮看路人，路人也斜着眼回敬；市中心建有歌剧院和如同金字塔般巍然而立的Ibis饭店。人们一幅安居乐业的样子，从穿着，走路的速率，乱射的眼神，感觉上是很年轻化的城市。
我和老孙这一次投宿在秘鲁公园（Parc Péru）旁边的小旅馆里，旅馆拐角就是一家女生宿舍（Foyer de fille），偶尔就有亚洲的女孩在窗前一闪而过，手里拎着Monoprix超市的塑胶带。
晚上我给老孙讲了几个女孩的事，老孙就感慨说在这样的夜晚和这样的床上，难免会想那样的事，身边真是太缺女孩了！我说了几句鼓励他的话，然后闭上眼默默地想：明天，语言学院应该有很多日本女孩吧。
果然是这样。
我在蒙彼利耶碰到的第一个女孩就是日本人，叫做masako，大概汉字写作“雅子”什么的吧。那样的话，就和日本太子妃同名。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眯眯眼的感觉相当好的女生。我和老孙问他去语言学院的路，她就领我们一起走。
“不乘公车么？”我边走边问，老孙远远地跟在后面。
“嗯，步行的话，二十分钟左右，也不算很远。”她讲法语时也轻轻点着头。
“喜欢走路？”我用日语问。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啦！”她爽快地说。
没问我为什么会讲这句日文。这一点和我日后遇到的全都不同——她们有的拍着手，半真半假地说：“好棒！帅极了！”；有的目光定定地盯着我问：“谁教你的呢？”；大部分则是：“明为什么会讲日文呢？”
……
雅子的脸，到今天都有点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天她自己迟到，却把我们送到了学校秘书处，然后说声“在这里报名呦！”就走掉了。
只依稀记得她穿一件淡蓝色的像枕头套一样的夏衫，光着脚穿着木质凉鞋。
因为是一大早，秘书处没什么人排队。况且，遇到雅子这件事使我坚定了某种信念，再没什么好犹豫的了，说报名就报名。接待我的是叫爱多利娜的官腔十足的女孩，她的猫一大早就躺在复印机上睡觉。蒙彼利耶大学语言学院的学费要一万一千法郎，比我在普瓦捷时的学费贵整整一倍，我边和秘书女孩说笑边故作潇洒地掏出法国农业银行的支票本写了支票。老孙嫌贵，对我说听说图卢兹（Toulouse）只要五千法郎，所以准备到那里去看看，中午就走。陪了我这一路，看他要走还有点伤感，于是就请他到大学咖啡厅喝咖啡，吃牛角面包，然后握手道别。以后再没见过面。
老孙走后，我在车站旁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然后出去找房子。
之后两天中问了目力所及的所有房屋中介，结果和在尼斯时一样，需要有人担保；也打了所有知道的学生公寓的电话，连秘鲁公园旁那家都打了，回答说只给女生住，我急不择言地说，我行么？——看来自己真的是急昏了头。晚上，我躺在床上苦思，窗外流浪汉们喝醉了酒，大声地唱歌，狗也彼此追逐撕咬——他们是不需要住房的，当然也不用什么担保。我慢慢地踱到科梅底广场（Place de la édie）去，吹着晚风，喝鲜榨西柚汁，听乐队演奏。在萨克丝风的乐曲声中，几乎掉下泪来。
眼泪很多，并不仅仅是我的。事后很久我才知道：
都留靖士和可奈子住在Hotel des arts将近一个月，因为找不到住房；
大场崇住在家居公寓（Famille d'acceuille ），被恶房东敲4000法郎一个月，为此半年受穷；
真理子住Hotel de merce一个月，由于没有担保，天天以泪洗面；
2003年蒙市学生数量激增20％，无数人注册了学校却没有住房，为此有人在校园里搭建起纸板房居住以示抗议；
大批中国学生配对同居，以解决无房和换取高额的房屋津贴……
有南京一女孩住到郊外，被阿拉伯人入室抢劫，轮奸，反锁，最后被迫跳楼求救，双腿骨折回国……
这些都是发生在我的身边，发生在我的南法东京恋情的憧憬背后的事。
隔天早晨就到全法国最大的学生公寓连锁Gestrim在蒙彼利耶的办事处去，进门就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也的确把脚翘得很高），大声大气地看照片选房子，最后选中一家离学校只有几步路的白色公寓，月租金2500法郎。
“OK，就是这家。”我说。
等让我提供担保时，我瞪大眼睛，说：“什么？担保？我以前租房子人家从没问我要这个。”那个女人象背书一样又给我讲了一遍担保的作用和他们这家连锁是多么多么有名。“没办法”她嘴一撇，说，“这就是法国。”
我静静地听完，然后说，“我就是自己的担保。”然后把支票本摔倒她的办公桌上。真的是实实在在地“啪”地一声，那里边包含了我所有在法国找房子过程中的受到的委屈和收获的睿智。
她马上微笑着说这样就必须付一年的房租，连同中介费，保险，预付押金，手续费，一共是——她快速地按着计算器，随后把数字给我看——33200法郎。
我立刻说，好，可以，但是我不愿意一次付清，我有钱，但就是不愿意，顶多一季度一付。
她有点迟疑，转过头和另一个同事商量，我从中听到了松动的味道。我知道这下行了。
30分钟后，我签了两张承兑日期相隔六个月的支票，拿到了两个月来朝思暮想的租房合同，有效期从2001年9月1日到2002年8月31日，租期一年。
“先生，您9月5日就可以入住了。”她把我送到门口。可当时我的账户上只有三万多法郎——这一点她一定不知道。
乘胜追击，马上就到蒙彼利耶三大去。之前到火车站行李托运处提取了两大件行李。因为这样的负担运来运去的太麻烦了又花钱，所以想找个地方把它存放起来。
“语言学院应该有这样的地方吧。”我当时这样想。
从学生会，到招生办，再到学生服务中心，都婉转地说没有这种服务，还推荐我到火车站的行李托管处去。我说那里好像在施工，对方作个无可奈何的表情——事实上，蒙彼利耶的行李保管处一直到三年后我离开时还没能完工，就那么一支搁置在那里，于是蒙彼利耶就成为没有行李保管处的少数法国大城市之一。最后打听到了中文系。推开门，全部都是中国同胞在上网，负责的是一个讲一口漂亮中文的法国女士。她听了我的故事，就为我请出一位戴眼镜的男孩，说学校是不管保管学生行李的，中国人之间互相帮助吧。
男孩叫“伟哥”，后来我在蒙彼利耶留学生中类似声名显赫的时期，彼此成为相当不错的朋友。当时，他在镜片后冲我羞涩地一笑，说，我约了人吃午饭，你要不要一齐来？我说去。
宽敞明亮的学生食堂里，坐了我们一桌中国人，两男两女。但除了我之外，其他三个都在讲广东话。我在插不上嘴的情况下，把螺蛳卷意大利粉不耐烦地叉到嘴里。
“我们当初找房也很苦……”伟哥对我娓娓道来。
“能不能把我的行李在你那里放一放？”我听他叙述完，横下心说。
“我最近在搬家，房子很小……”伟哥说。
我偷看其他两个女生，正小声地说广东话。
“我再帮你问问其他中国人……”伟哥安慰我说。
但最后分手也没留下电话。
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穿着范思哲的西装，和七八个女孩坐在中心广场的露天咖啡座上，又碰到伟哥。他当时撇下同桌的女博士，坐到我的身边来。
“来来，喝一杯，我请客。”伟哥说，眼睛乱瞥女孩们的彩妆。
“哥们，为国争光，我敬你。”伟哥举起啤酒干了。
“为什么请你？”七濑用法语问我。
“你自己问他。”我用法语回答。
“为什么呢？”七濑笑着问伟哥。
“我尊敬他，对，尊敬。”伟哥高声说，活脱在表演舞台剧。
七濑笑出声音，把额头轻轻在我的西装垫肩上触一下。
“怎么了？”旁边的奥菜听到动静用日语问我。
“浩司朵呆斯（日语：我是牛郎）。”然后理一下西装的领口，目光悠远地看着远处。
“像个傻瓜。”奥菜说。
女孩们全笑了。
“什么？”伟哥在镜片后目光烁烁地说。
——看来大家都现实得很。
包括我。
但当天的情形是：我悲愤地拖着行李，又重新把它们托运回巴黎。拖拽行李的巨大动静，把一条小巷子里的所有的狗都惊动了，我在两岸狂野的狗吠声中，目光铅定地一个人在法国的土地上踽踽独行。
朴善儿
长期没有爱情润滑的人是没有想象力的，我始终这样认为。
如果一个人间隔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谈个恋爱，那么目光就会生锈，变得没有什么光泽，失去新新人类鲜活的特征；头发分叉，头皮屑增多，发型会变得难看落伍；生活逐渐变得规律，按时看某个电视节目，定期清理冰箱，每周为自己至少做一次大餐……
短暂的爱情亮点用这样的时段连接延伸，年龄因而增长。
我和善儿是在普瓦杰的大学城认识的。我那个夏天寄住在老高那里，准备八月底回巴黎，然后搬家去蒙彼利耶。住在大学城的最后一个星期的一个晚上，很多人聚在活动大厅里打球，有人在看，善儿也在内，我和她搭讪，于是就认识了。隔天我搬到佳丽家，想和她庆祝即将到来的离别，还特意到市中心香水城买了泡泡浴。但是她已经不让我和她在一张床上睡了。不过还是很人道地让我借住到她的一个女朋友的房间里。因为她住的青年公寓（也是我最初到法国后住过的肯尼迪大厦）戒备森严，所以白天就把我反锁在房间里。我觉得受了委屈，就当着佳丽的面拨打善儿那天晚上给我的手机号码，说下午想和她看《侏罗纪公园3》，善儿问了几个“是不是很恐怖的片子？”之类的例行公事的问题后就答应了。佳丽在一旁一声不响，我过去抱她，她推开我。我一声不响地揣上皮夹就出门去。
我搞不定佳丽这种女孩，那时候不行，现在也不行。
善儿一身蓝色系打扮，眼影的颜色和指甲颜色都很配。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来2001年夏天街上流行的主色调了，不过她的打扮明显非中非日，即便是之前从未约会过韩国女孩的我也一眼就看得出来。电影马马虎虎，在黑暗中我用余光注视她的侧影，她好像比我还心不在焉。电影结束，我说了一句什么，她笑了，我就势牵她的手——我都是在第一次看电影后牵女孩的手。
由于是来自生活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而且彼此又有相互吸引的东西。语言的障碍也让双方变得坦言直白，表意的困难也让谈话的内容近似于文章的扩写一样，汩汩地凭空衍生出很多枝节，枝节落地生根，又成为新的要点。时间，就像北国初春的开始融化雪水一般，不动声色但实实在在地流淌过去。
她常常是在倾听，一旦张口又毫无疑问地努力向我诉说些什么。这些想向我诉说的什么，混杂在几杯啤酒之后的溶溶月色里，我望着她被月光镀成银灰般光洁的脸，这让我有时间在短暂的沉默中体味眼前的温柔。在几分之一秒之中，我险些眼泪夺眶而出。
我毫无疑问喜欢上了她，她也毫无疑问喜欢我。
我们在城市的石子小路上接吻，她闭上眼的刹那间我想起了达弥。我也闭上眼，眼前女孩的脸在黑暗中凝聚不成具体的图像，达弥的脸也无从想起。我轻轻吮吸她的上嘴唇，然后是下嘴唇，把温暖的感性和津液一起吞下去。
“这没有任何的不公平。”我对自己说。
我们手牵手回到大学城，活动大厅时里像往常一样聚集了很多的人，但几乎一个也不认得。看来，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注定碰不到的人永远碰不到。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进去。我对那个一向非常小心，但这次怕得要命，因为钱夹里的“杜雷克斯”不巧被佳丽用掉了。但最终还是进到她里边，善儿闭着眼，没有任何的反抗。由于心理原因我很快射在里面，望着她近似讨好的笑容，我第一次事后自发地把女孩紧紧抱在怀里……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她跪在床前定定地看我，把手轻放在我的脸上，说：“你不漂亮，但是我喜欢你，很奇怪吧。就是喜欢你。”
我说，“法语进步了好多呦！”她笑出声来，把脸贴在我的颊上，我闻到清爽的润肤水的味道。
可奈子/Z
可奈子无疑是日本下层古典劳动女性的代表：依赖自己的男人，缺乏想象力，吃苦耐劳是唯一的美德。我这样讲可能听上去带有相当程度的不公平。因为无论她对中国人的看法多么糟糕，成见多深，对我始终保持小心翼翼的关照和若离若即的慕情。就这一点来说，我对她的看法，就永远处于矛盾的胶着之中……
她来自名古屋。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而她母亲的忌日恰恰就是我的生日。父亲是公务员，从照片上看，很像操劳过度因而壮年白头的欧基桑，神情中带有那种由可奈子继承了的固执。因为来自名古屋，所以除了面对东京和大阪来的，她的语气中总是带有“大城市人”的优越感。日本人在哪里都有优越感，这从他们谦虚客套修饰不到的眼神中就感觉得出来。但可奈子这种近似于孤军奋战的优越感，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那个女人疯了，因为自己从名古屋来的，就自我感觉良好……”从横滨来的胖子京介不屑地说。
“大家不是都对自己的家乡很自豪么？”我不解地说。
“但那个女人太过了，名古屋就像里昂，排在巴黎和马赛之后，说是第三，其实有什么特色？”仙台来的大场君霍霍地对我说——他和可奈子同住一套公寓，平时大概受够了可奈子的“大城市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