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古巴,地狱还是天堂-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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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地上，在骑楼靠马路的边上。他浑身脏臭，像只垃圾堆里钻出来的狗。手臂细长，是那种常出现在集中营照片中饥饿不堪的皮包骨的手臂。阳光照着他赤裸的下半身；肮脏的屁股上沾着黑色的苍蝇。
我以为已经死了，却发觉他手动了一下。
我冲进旅馆，买了一个肥厚的三明治、一瓶矿泉水，又回到骑楼。路过的女人已经将他扶起，靠墙坐着。下体围着一个破了洞的塑料袋。
他闭着眼开始吃我的三明治，但是没有力气扭开矿泉水的瓶盖。女人打开了瓶盖，将水瓶凑进他的嘴。当他眼睛睁开时，啊，那样明亮纯净的大眼！我发现他只是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虽然他的身体残败像个老人。
破塑料袋掉下来，“他”是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命不算太坏。她若生在埃塞俄比亚或者孟加拉、巴基斯坦，甚至于墨西哥，她都可能一倒下就没人理睬，饿死后像野狗一样被掩埋。
她生在古巴。路过的行人显然还不习惯路有饿死骨，纷纷停下来，四处找塑料布为她遮羞；不嫌她脏将她扶起来；有人打电话叫了警察。20分钟后，警察就到了，将她送往医院。在社会主义的古巴，她可以免费接受治疗。
可是，像她一样的人越来越多。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古巴不止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更失去了支援。原来和苏联以货换货，譬如说，白糖换车辆零件，1991年全面停顿。古巴进入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薄？
石油没有了，机器零件没有了。国内的工业和农业无法运作。糖产量减少了一半，肥料从1989年的100万吨降到1995年的10万吨。水泥生产少了3／4，钢产量减到l／3。货运卡车坏了的无法修复，好的没有油可以开动。1996年的国民平均生产额比1989年低了40％。
这是一个黑色的恶性循环；生产量减少，所以无法赚得外汇；没有外汇，就买不起石油和机器零件；没有石油和机器零件，所以农工停滞，无法生产。
唯一可以开拓的，是观光业。古巴的经济困境主要原因固然是因为社会主义集团的消失，然而古巴因此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唯一剩余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招来了大批观光客，争先来看这活的博物馆。1989年古巴只有31万个来访旅客，1995年却有74万。观光客带来的外汇成为这个主义博物馆的生命线。
做为博物馆里头被观看的人，日子可不好过。粮食由国家限量配给：每人每月白米3公斤，豆类半公斤、80公克的面包每天一个。80公克的面包比一个孩子的拳头还小。鱼和肉一年难得有几回。牛奶只有7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分到。也就是说，一个8岁正在换牙的小孩已经喝不到牛奶，得不到钙质。
家庭主妇的一天充满紧张和计算。她掐紧手里的粮食簿，天一亮就赶到指定的商店去等开门。门一开，眼睛先找花生油。粮食簿上写着每人每月可分到半斤油，但是1996年已经有半年多没见到油。然后找鸡蛋。每人每周可以分到3个蛋，但是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鸡蛋了。肉，很久很久没闻到了。
下午4点半，商店在午休之后再度开门。家庭主妇一拥而上，心里抱着希望：也许下午可以看到食油、鸡蛋，说不定竟然有肉。
家里有孩子的人势必要在自由市场向农人额外去买牛奶和鸡蛋。可是，谁负担得起？木匠阿曼告诉我，他的月薪是140披索（7美元），一公升牛奶要25披索，他的月薪买不到6盒牛奶。
而市场里其实往往看不到牛奶和鸡蛋。养了一只羊、3只母猪、一堆鸡飞狗跳的农妇解释说，没办法呀，人的粮食都不够，没东西可以喂畜牲。她的羊没有奶，鸡也不下蛋。他们自己喝一点猪奶。
日子困难，人就聪明起来。阿曼在他市区中心的公寓里头养了两只鸡。当我看见阳台上的鸡笼时，突然恍然大悟。从我敞开的旅馆窗口，每天清晨听见此起彼落的鸡叫，我纳闷着：在这样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全是楼房和马路，怎么会有鸡鸣人家？认识木匠阿曼，才知道，多少人家阳台上养着鸡呢。甚至有许多人在厨房里养着一头羊，挤羊奶喝。
更大胆的人，就往观光客身边走去。烟厂工人从工厂里“节省”下几盒烟，低价卖给外国人。一盒烟赚到的钱可能10倍于他的月薪。博物馆里的解说员私下为观光客做翻译。月薪20美元的教授离开了研究室，工程师离开了工厂，小学老师离开了学校。为我们开车的一对夫妻，50多岁，原来是工程师和老师，现在开一辆破旧的小车，每天在观光饭店附近寻找客人。从旅馆到机场的车资我给了他们20美元，已是一个资深工程师的月薪。
农人在田里犁田；两头黄牛拖着木犁，人在后头推着走。正午12点的太阳晒着。老农叫阿提拉，只有54岁，但有心脏病，所以提早退休。一个月领92披索退休金（4。6元美金），不够活，所以又来种地，当然是国家的地，他偷偷来种，还用铁丝围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是“窃居国有地”。他种了豆子，有了收成就拿到市场去卖。
“国家欠我的，”人们觉得，所以从公家工厂里偷一盒烟出来卖或者挖一块地来种，都是临机应变的正当行为。揩公家的油来弥补自己困窘还有一个特别名词，叫“左转”。要懂得“左转”，在这“非常时期”才过得下日子。
走过哈瓦那的老城区是惊心动魄的。三百年来，靠蔗糖和烟草而富裕的西班牙后裔住在这里，用最昂贵的大理石做阶梯，用最精美的镂刻铁栏做阳台。深蓝色的马赛克洋溢着地中海的风味，细致的门雕衬托出闲适的生活情调。上海外滩也许有23栋华丽的欧洲建筑，哈瓦那却有23000栋，一个美丽的建筑博物馆。
可是，是如何残破不堪的博物馆啊！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之后，就蓄意让代表殖民文化的老区衰败，转而致力于农村建设。共产党执政之后，资产阶级大量外移，老区的深宅大院一栋一栋空下来。无产阶级搬进去，深宅大院变成大杂院。40年下来，墙壁倒了，露出里头的泥土。窗子破了，没有补上的玻璃。大理石裂了，东一块西一块。镂花铁栏锈了断了，危险地向人刺来。雕梁画栋垮下来，散出腐朽的湿气。壁纸翻下来，露出肮脏斑驳的里墙。人，像老鼠一样寄居在这黑影幢幢断垣残壁之中。
“观光客初看我们的老城都会吓一跳，”我的翻译说，“他们都问：你们打过什么战争？我只好笑。我们没打过仗，只是自然地烂掉！”
在“非常时期”，老城连自来水都没有了。运水车停在街头，居民用桶子来接水，然后回到自己往的危楼前，不知是第几层的楼上有人垂下绳索，打个结，把一桶水慢慢吊上去。
不属于老城的市中心，残破得没有老城那么触目惊心，却也窘态毕露。国家买不起汽油了，公车班数减少了，路上有长长的队伍等着班车回郊区的家，等到天黑。许多人早上要等三个小时来上班，下了班要等三小时车才回得了家。
等车的队伍旁有堆积起来又散了一地的垃圾。没有汽油，垃圾车也没办法来收垃圾。家家户户的垃圾堆起来，堆得太高了就垮下来。一个老头，穿得整整齐齐的老头，看见垃圾雄里有三个空塑料袋。他拾起来翻来覆去地看。一定是破了的塑料袋才有人丢掉，这三个都是破的。他咒骂一声，仍旧捡起来，带走了。
街上因为贫穷而带来的脏，不会使人想到人们的家里如何干净。古巴人对人毫无防御，每个人都敞开着家门欢迎你进去看，没有掩饰，没有秘密，没有扭捏不安。你可以进人每一家的厨房、卧房、厕所。不管是看哪一家，你发现他们的地板都拖得干干净净，好像可以在地上揉面。他们的锅子，由于用得太久了，都显得有点薄，但是刷得洁白光亮，没有一点油污。他们的床，不管是中午还是下午，都整得干干净净，而且一定罩着干净的床单。他们的冰箱大致空空如也，可是擦洗得清清爽爽，不带一点气味。老妈妈坐在厨房里，手上一把白米。她戴着老花眼镜，把白米里头的小石子一颗一颗挑出来。
在古巴，连最勤奋苦干、最会致富的华人都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这个社会实在“均贫”得够彻底。在1959年革命解放之前，这白人殖民的贫富不均的社会，1959年之后变成一个自主的但是均贫的社会。这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有些进步是众口皆碑的。卡斯特罗在1961年展开消灭文盲运动，动员了27万人深入穷乡僻壤教了100万人识字。今天第三世界小国古巴的文盲率比超强美国低0。3％。在如此贫穷的国家里，每600个人有一个医生，婴儿死亡率只有15‰，可以与先进国家相提并论。人民的平均寿命高达73岁。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有不可抹煞的成就。
然而，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领袖一样，卡斯特罗也是一个堕落的英雄，从理想走向理想反面，从反独裁变成独裁。1953年，27岁的青年律师卡斯特罗率领着学生攻进军营，与独裁者巴提斯塔誓不两立，他是如何的意气风发，代表着正义，代表着真理，代表着人民的力量。当巴提斯塔的军事法庭审判他时，他面带微笑，口若悬河，说“历史将判我无罪”，又是如何的勇敢自信，使全世界为他风靡。
一旦他自己掌握了权力，他就变成了压迫别人的独裁者。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往外逃亡，异议分子不是被关就是被放逐。古巴的作家告诉我，“每五个古巴人就有一个是秘密警察。”翻译告诉我，他也有朋友在接触了地下人权组织之后就“失踪”了，已经失踪3年。当我问木匠阿曼对卡斯特罗的看法时，他眼睛一睁，“你是秘密警察吗？”声音立即小了下来。表面上人人都在为生计奔走；在看不见的地方，有白色的恐怖。
生活是困苦的，政治是恐怖的，但是古巴人是热带民族。来古巴之前，我已经觉得有点难以想象共产主义的古巴。说西班牙语的民族，发明了“伦巴”、“曼波”、“恰恰恰”的民族，爱喝酒唱歌纵情享受的民族——怎么和共产主义结合呢？认识了古巴之后，发觉这样想的不只我一个。
几个长头发的年轻人坐着喝啤酒。一个说：“共产主义是苏联人搞的东西。他们是冰天雪地里的动物，什么都是硬梆梆的、悲壮严肃的。卡斯特罗出了一个大纰漏：他忘了我们是拉美人。”
另一个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逗笑的。”
另一个摸摸肚皮说：“不是逗笑，是饥饿的。”
于是我说：“你们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唯一的共产党国家，也许应该把现状保留起来，作为共产主义博物馆？！”
3个人同时转过脸来面对着我，异口同声说：“这个玩笑开不得！”
毕竟还是椰子树下爱跳舞爱音乐的民族。每天照例停电数小时，人们会涌向街上，无所事事地坐在门廊阶梯大声地笑谈。孩子们打着赤脚在废墟上玩起棒球。球，是个软木头塞；棒，是废铜烂铁堆里捡来的木柴。叫“全垒打”的欢呼响遍街头。老头们凑上4个就在街心摆上一张小方桌，坐在缺了腿的木椅或运货的木盒上，打起牌来。4个老头坐着打，肯定有8个老头坐着看。海滩上，不要付钱的清风吹着，明月亮着，情侣一对一对依傍着散步。一个乐队组合了起来，就在一栋破旧似鬼屋的房子前头，面对着大海，乒乒乓乓敲打起来。路过的人全扭着身体边舞边走……
第2节 曼努尔的独白
坐在蓝色加勒比海畔，听一个古巴人谈生活；海鸥不时从头上掠过。
我是印刷厂的会计，38岁，离过婚，有一个5岁的女儿，跟她妈住在城外。
我们用的机器，你看见的，都是一百年的老机器了。在国外听说只有在博物馆里看得见，我们还每天用着。要是坏了，也没有零件，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古巴人每天都在“想办法”。你看我们的“瓜瓜”公车，车头是卡车，车身是巴士。那是因为，卡车的车身坏了，不能修；巴士的引擎坏了，也不能修。那怎么办？把卡车头加上巴士身，就变成新的公车了。也不是不行。
我的工资每个月269比索。一件短裤要25比索。我周末去看看女儿，总想给她带瓶牛奶去，一瓶就要25比索。你说够不够呢？
我每天空着肚子去上班，因为没有早餐可吃。没有牛奶，面包一天只有一个。现在粮食的减少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家庭关系。有些人下了工回家——做工的人很消耗的，回家发现他的一块面包已经给别人吃了，或者是兄弟或者子女，他就很生气，因为他很饿。人快要为争食物而打架了。
我跟我妈和妹妹还有妹妹的女儿住在一起。我妈每天从早到晚就管一件事：怎么样找到吃的东西来喂饱我们。
下了班以后？以前，我都和朋友去小酒馆喝杯酒啊，到露天的舞场听音乐、跳跳舞。每个月也一定会省下一笔钱，和朋友到小夜总会去看表演。古巴人很重视夜生活的。“非常时期”开始以后，这些地方全都不能去了，因为他们只收美金，只对观光客开放。我们这些规规矩矩赚工资的人，一个月的工资等于13块美金，你想我们去得起吗？
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朋友逛大街或者逛海滨。你没发现街上游荡的人很多？一是因为政府要节约能源，每天停电，停电只好到外头去。二是因为我们的比索使我们无处可去。
解放前说是贫富不均有两个阶层。现在啊，简直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你住的观光旅馆，我们古巴人是不准入内的。我觉得活得很没有尊严。
卡斯特罗说，全是美国人害的。现在没人相信了。有能力走的人都走了。1994年，多少人淹死在海里，为的去美国？我要能走我也走。
现在有一个女朋友，可是不能结婚。因为我没房子，她也没有。结了婚也不知道要住哪里。我们很多朋友都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单位，自谋生路去了。你看前面那个警察拦了一个人在查他证件。警察的权力在这里还是很大的。他如果抓到你离开了工作单位，可以送你去坐牢。
不过现在人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工资养不活人，只好走。去给观光客踩三轮车所赚的小费也比我的工资多，怪得了谁？
你看我侄女的牙齿都烂了，她今年13岁。7岁以上的小孩就喝不到牛奶，牙都烂光了。我们什么维生索都没有。你说你看到一个快饿死的人，告诉你，再这样下去，要饿死的人会越来越多。
第3节 古巴“可以说不”到何时
九十年代东欧剧变之后，远在南方的古巴突然多了一倍的观光客。观光客涌进古巴，不只因为这个热带岛屿有美丽的椰树海滩，更因为古巴已是西方世界的异物，是个活的冷战博物馆，也因为古巴经济长期停滞，是个活的物质文明博物馆；街上跑的、家里用的、田里耕的、厂里动的种种工具器物，在欧洲只有古董博物馆中当静物陈列，在古巴却是日常用品。
农人推着老黄牛在酷日下犁田。妇人拿着50年前的熨斗烫衣服。男人开着1951年的庞大福特汽车。印刷厂的印模是1900年的机器。所有的器具当然都已经过千修百补。1991年之后，解体了的苏联终止了古巴最仰赖的经贸关系，古巴进入“非常时期”，物资全面冻结。
耕耘机坏的，没有零件可修理；好的，没有汽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