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古巴,地狱还是天堂-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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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机坏的，没有零件可修理；好的，没有汽油可发动，所以黄牛开始耕田。卡车，不是坏了就是用不起汽油，无法运货。于是黄牛种出的豆子和青菜亦无法运到城市出售。古巴赖以维生的蔗田、烟草、镍矿，产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粮食也限量配给。每人每月3公斤白米，一天一个比孩子拳头还小的面包。饥饿，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在1994年的夏天投向大侮，带着自制的木盘木盆，想横渡佛罗里达海峡奔向美国。不计其数的人死于海葬。
饥饿之外，人民还有政治的恐惧。有名气的异议分子被流放国外，没名气的异议分子就离奇失踪。不论是真是假，古巴人相信“每5个古巴人中就有一个秘密警察”。
但是，为什么卡斯特罗不垮台？从1990年起，所有的旁观者都在问这个问题。波兰、匈牙利、捷克，甚至最落后的罗马尼亚，都因为经济破产和政治压迫而遭到人民的反抗。古巴人有长期的反抗历史——反抗西班牙、反抗英国、反抗美国的各时期的殖民者，为什么没有10万古巴人走上街头向卡斯特罗伸出呼喊的拳头？墙壁上写了38年的口号“不选择社会主义就是选择灭亡”被人涂掉了段首的“不”宇，但是为什么卡斯特罗仍旧能安然地在今年1月1日庆祝他“38年革命胜利”？
历史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东欧的共产党是苏联强加于各国的具有傀儡性质的政权，代表苏联的殖民势力。而古巴的共产党却是发自社会内部的真正革命政党，它驱逐了美利坚帝国，代表的是一种反抗殖民的草根力量，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台湾人可以容易地了解古巴历史，因为古巴也是一个400多年来不断由异族统治的岛屿。在当年台湾汉人逐步将原住民驱入山区使之成为山地人之前，西班牙人已经来到古巴屠杀了原住古巴的印第安人使之灭种。这些西班牙人的后裔变成了古巴人，开始在岛上种植甘蔗、烟叶、咖啡，以古巴为家。以台湾为家的汉人受过葡萄牙人、明郑、清朝的统治，其中三年一大反，五年一小反，镇压不断。古巴人则不断地抵御西班牙的控制。英国人也来占领过一年。1868年爆发了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与母国西班牙打了10年的仗，没什么结果。独立领袖流亡海外，到1895年掀起第二次独立战争。
在惨烈的激战中，死伤无数，最后赢得战争的，不是西班牙也不是古巴，竟是渔翁美国。1898年之后，美国势力笼罩古巴达60年。台湾人和清朝统治抗争不断，在1895年落入日本的手中。马关条约的签订没有台湾人在场，1896年将古巴让给美国的巴黎条约的签订中，当然也没有古巴人在场。
为了争取独立而打了几十年仗的古巴人，连抗议的声音都来不及发出就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人来了，带来了一部古巴宪法，完全和美国的一样，但是多了条件书：当美国认为需要的时候，它有权力武力干涉。而在美国人眼中，这“需要”的时候相当多。在1933年，40％的糖业，90％的镍矿，全在美国商人手中。令人想起日本株式会社在同时期如何垄断台湾的糖业，正是杨达的“送报夫”时代。
美国在古巴设立了傀儡政府，典型的拉美模式。上台的总统只要听话，如何贪污腐败，如何血腥独裁，都可以接受。总统一个接一个地换，一个比一个腐败。1952年，当26岁的卡斯特罗揭竿起义时，他有太深太多的民怨做他的政治资本：他既反独裁反贪污反无能，又反殖民反帝国反压迫。他不仅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更代表了古巴的民族尊严。
哈瓦那作协副主席艾拉斯是个受青年作家尊重的开明分子，他略带感伤地说，“我和卡斯特罗在1959年并肩打过仗。他的理想和奋斗曾经是我们一整代人的理想和奋斗。我们对他是深有感情的，他代表着我们曾经献身投入的一切。”
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有聪明的揉合。在历经400多年的殖民和半殖民统治之后（我们却不该忘了：古巴白人自己又是古巴黑人和华人的殖民者），古巴人有了一个自己的总统，他能对苏联说不，更能对美国说不。一个极权政府若让人民相信它同时是民族主义者时，政权就容易巩固。
卡斯特罗不愚笨。在1997年的哈瓦那，房屋残破不堪，马路坑坑洞洞；人们花五六个小时等候公车上下班；垃圾堆散发出恶臭，垃圾车没有汽油，不能来按时清理；教授每月工资只能买16瓶牛奶。在这样困窘无望的时候，大街小巷看不见鸡蛋青菜，只看见无数个革命博物馆，无数个革命先烈的石膏像，无数本革命书籍、无数革命像与画册、革命纪念章、纪念碑、纪念公园、纪念建筑、纪念标语海报……
观光客来到哈瓦那，发觉这个城市什么都没有，除了革命。但是革命能吃吗？卡斯特罗当然知道革命不能吃，但是为了不让饿肚子的人上街闹事，他必须随时随地提醒古巴人欠着他的革命债。
古巴不同于东欧，还有一个原因：东欧有西欧的榜样，而古巴只有拉丁美洲。西欧的民主和富庶一直是东欧现实的“另一个可能”（alternative）。古巴的“另一个可能”却是拉丁美洲几十个贫富严重不均，政治斗争血腥的所谓“民主”国家。智利可以做样板吗？那儿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失踪”。萨尔瓦多可以做模范吗？那儿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谋害。拉美甚至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古巴一样提供全民保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古巴的婴儿死亡率降到1。5％，可以与先进国家相比。拉美的“民主”对古巴人所呈现的是一个比古巴更糟的可能。1952年出生的古巴小说家Pene Vazaquez Diaz说：
“我们想效法的是西班牙式的民主演变：照顾社会的市场经济、多党政治、充分人权。但是啊，西班牙模式成功因为那是西班牙，不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智利、巴拿马或是古巴。如果西班牙的冈萨雷斯是在萨尔瓦多搞运动的话，他的下场一定是在万人坟里一枪毙死；死在他身边肯定是他的同志，生殖器被切下来塞进嘴里！波兰的瓦文萨到了危地马拉会怎么样？工会主席吗？不，秃鹫的肉粮！”
恐惧拉丁美洲的“民主”梦魇，恐惧流亡海外古巴法西斯派的反攻复辟，恐惧超强美国的殖民势力，使得古巴的反对者犹豫不已；他们知道卡斯特罗的政权毫无希望，但是卡斯特罗之外的选择，只可能更坏，更惨。
卡斯特罗也不断地告诉人民古巴小岛外到处都是敌人：拉美的血腥独裁、流亡的法西斯、随时要吞噬古巴的美国。美国在1996年加倍严酷的禁运更强化了卡斯特罗的修辞。于是，古巴人就生活在双重恐吓中：
美国人说，如果不除去卡斯特罗，古巴人的生活将更困难。卡斯特罗说，如果不与我合作，美国人马上要来奴役你。
最糟的是，两个恐吓都是真的，两个后果都是可怕的。
强人政权，他只要能成功地让人民相信海峡对岸的大国比他自己更可怕，就可以安稳地掌权，一切人民的权利都可以因为那个敌人而合理地压缩。这是典型的以恐吓威胁治国。但是当古巴人真正有一天连一块面包都没有的时候，恐吓威胁大概也没用了吧？！
第4节 黄昏唐人街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中国农民不会离乡背井、蹈入烟海吧？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海滩上焚烧鸦片；60个官员指挥着500个苦力，烧了23天才烧完。
当白烟滚滚遮了天空时，中国的官员还不知道中国已经进入剧变的时代，乡下不识字的农民却在以身家性命做最后的赌注：他们早已在剧变中。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往外逃生，开启了半个世纪的“契约华工”流亡史。
正是欧洲帝国殖民主义全盛的时候。白人在强取豪夺而来的土地上深耕密植，需要大量的苦力，四处招买。活不下去了的中国农民或者自愿或者被掠被迫，与“蛇头”签订了卖身契约。人，像猪一样地买来卖去，于是称为“猪仔”。1855年，澳门有五家“猪仔馆”专门贩卖人口；20年后，增加到300多家。新加坡的“猪仔馆”甚至是政府批准的。一有需要“猪仔”的消息传来，人口贩子立即进人大陆农村或买或骗或绑架，最后塞上轮船，驶进大海，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半个世纪中，有700多万中国人被卖到海外。
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横行的19世纪中叶，这也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英国已经在1808年立法禁止人口贩卖；英国船舰在加勒比海上巡逻，抓到人口贩子时，马上予以绞刑。西班牙于1817年，美国在1865年南北战争后，都废除了人口的买卖。也就是说，那成千上万的澳门、香港、广州、汕头被卖出的中国农民登上的都是走私？
人，被锁在舱底。在大海的颠簸中，像猪一样挤塞到最密的程度，不能动弹。挡得住饥渴的人也挡不住疾病，病死的人就被抽出，抛向大海。在1850年到1856年的短短几年里，共有12艘船驶往拉丁美洲，共载了3931人。中途被打死、病死的，将近1000人。
1847年7月29日，第一艘这样的“猪仔船”在哈瓦那靠了岸。是条小船，上来了206人；当然，在航行的海上炼狱中已经死了100个人。这200多个中国苦力上身赤裸，背上全印着一个“C”宇，代表“古巴”。他们一上船就被打上记号，像猪牛被烙印一样。
岸上，白人买主焦急地等着。这个时候，古巴是全世界最富的殖民地，糖业鼎盛。绵延至天际的甘蔗田等着苦力的工作。华人被剥光了衣服，检查身体。身体健康的，一个人头卖10块比索，由买主领走。
逐渐地，这些出生在广东乡下的农民了解了他面临的未来。从12月到5月间，他必须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三、四个小时地在甘蔗田里做苦工。每月工资4个比索——但他得先偿还庞大的路费。头两年，他因此没有工资。他的卖身契是14年。如果试图逃走，他可以被吊死。
“猪仔船”一艘一艘驶进哈瓦那的港口。1861年，哈瓦那有35万华人。在35万华人中，只有57个女性。14年前第一批入港的华工在这一年解除了契约，得到了自由。他们便像全世界各地流散的华人一样经营小生意：餐馆、洗衣店、杂货买卖。当生活有了一点点着落，就写信回家，把留在家乡的儿子或兄弟侄儿招来帮忙。
在1868至187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许多自由华人加入了“古独派”的军队，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战。最有名的是TenienteTankredo（华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伤，被西班牙政府军逮捕。西班牙军人称他为“苦力”要放走他时，他从军装口袋中取出文件，证明自己是“古巴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不是一个无名的中国苦力，“射吧！”他说。
100年后，在卡斯特罗所竖起的革命纪念碑上还有两行小字：“在华裔古巴人中，没有一个革命的叛徒，没有一个革命的逃兵。”
一万个华人在哪？
1997年，距离第一艘“猪仔船”上岸正好150年。古巴的人口统计说华裔占总人口0。5％，也就是5万人。如果20％的人口住在哈瓦那，那么哈瓦那就应该有一万个华人，可以是一个小有规模的唐人街了。
有这么多华人的城市，为什么我这么引人注目？正在上课的学童转过脸来大叫：“中国人！中国人！”路上的女人睁大了眼注视我，目不转睛。男人紧跟上来，“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
奇怪，哈瓦那有自己的华人，却是一副没见过华人的样子。在街上晃了好几个小时，也确定没见到一个亚洲人，连成群结队的观光客中都看不到东方的脸孔。怎么回事？那一万个古巴华人在哪？
在唐人街吧？唐人街，却只是两条交叉的路，总共不到两百公尺。街心上空架着装饰性的红色木条，点出拱门的意思。三五家饭馆，没什么客人，倒是街上的摊贩，有一点点生意。摊子上写着笨拙的中国宇：“味香色美，中国风味”、“陈记”、“杂碎”、“炒饭”。摊子上卖的东西，却是我这个华人认不出的东西。几段油亮的肥肠，几个面粉裹炸沾满苍蝇的甜食。认得出的是饭盒，粗纸糊成的盒子，里头盛满了酱色的饭，饭上盖着一片薄薄的煎猪肉，一小撮包心莱。冷的，一盒15比索。
转角处有一个蔬菜市场，菜色也数得出来：番茄、包心菜、葱、马铃薯、大豆，没有了。水果只有一种：橘子。这是唐人街的市场，已经是最丰富的了。外边一般的市场，连番茄都只有烂的，给人的印象是，除了一把一把的葱之外，没有吃的。
来来去去走几趟，就在唐人街，发现自己竟然仍是人们注视的目标。这个唐人街，竟是一个看不见唐人的唐人街！街上穿梭来去的，或白或黑或混血，都是一般古巴人。连那食客和站在摊子后头买“杂碎”的人，都难得看出华人的脸孔。那卖饭盒的年轻女人长得丰满肥腴，完全一副热带南美女郎的长相，她对我露齿一笑。站在“味香色美”、“陈记”后头是个黑人和他黑白混血的老婆。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华人老太太，坐在餐厅里剥豆子，已经注视我很久，正等着我发现她。凑近一问，她讲广东话，无法沟通。她有点失望地叫来了儿子，儿子也不说北京话，却拾起一枝笔，写了三个字：“广东语”。“讦”，他只记得半边。
在街边的石阶坐下，看流动的人来人往，都是古巴人；女人穿着紧身的额律服，展露多肉的躯体，男人却干干瘦瘦。偶尔走过一个华人，都是年老的男人，步履瞒珊地走过。除了餐馆里那一个老太太母子，我没见到一个中国女人，投见到一个中国孩子，没见到一个年轻华人。难怪，古巴的孩子们追着我叫“中国人！”
但是，那一万个华人到哪儿去了？
落叶只是飘零
中华总会的主席周一飞先生让我看他们最新的统计。在哈瓦那，50年代末来到古巴仍保留中国籍的有103人，加入了古巴籍的有133人。华裔，也就是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是华人的，总共约有2000人。这2000人中，大概只有20个还会说广东话。古巴全国大概有3200多个华人。
“3200？”我大吃一惊，“不是说有5万华人吗？”
周先生笑了，“那是指血统，5万古巴人有中国血统。”
三个晚上之后，我和四位古巴作家见面。作协副主席艾瑞斯先生有着典型的西班牙名字，却对我郑重宣布：他的爷爷是中国人，在中国出生，12岁被带来古巴。他正想透过中国使馆帮助他寻根，彻底找出爷爷的原乡和身世。另外三位，每一位都有一个先辈是华人，不知是哪一辈，不知名不知姓不知来处，但是有一个华人先辈。
与我的翻译第一次见面。她摘下墨镜，用手指拉长了自己眼角，说：“我的曾祖母是中国人。”
原来五万所谓华人，只有3000人看起来还像华人，真正还能说中国话的不到500个人。而这400多人的平均年龄是79岁。
这些数据对我解释了为什么哈瓦那的唐人街上看不见几个唐人。长期地缺华人妇女，华工遂大量与本土人结合。50年代来了最后一批华人，多半因为已在古巴的父执亲友的召唤而来。这一辈人也已逐渐凋零。他们的下一代，多半已与中国语言和文化完全脱节，纳入古巴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