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古巴,地狱还是天堂-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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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辈人也已逐渐凋零。他们的下一代，多半已与中国语言和文化完全脱节，纳入古巴的大混血。再过几个春秋，平均年龄79岁的一代人逝去，哈瓦那的唐人街上将看不到一张华人脸孔、听不见一句华语；只留下一些不典型的春卷、饭盒。走在街上的人们依稀记得自己曾有过来自东方的前辈。　
　　我不能不想起中国发现的犹太人后裔。已经完全被中国人同化，但是不吃猪肉。至于为什么不吃猪肉，不再有人记得；那只是祖上传下来的习俗，依样画葫芦吧！　
　　对于这样一个前景，老一代的古巴华人是不情愿而感伤的。中华总会有一个小小的中文图书馆，也开班教汉语，虽然学生只有20来个，过农历年和十·一国庆还举办一点联谊活动。最令人惊异的是《光华报》的存在，一个发行50O多份的中文周报。12月份最末一期的刊头语这样开始：　
　　“腊鼓频催，新年的步伐已踏进门槛，这虽然只是时间的更换，但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却特别感到欣喜的，过去一年，祖国的成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天，中国已经从一向屈辱于世界列强之前、任人宰割的国家，一变而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在国际发挥重要作用，变成举足轻重的东方民族了。”　
　　作者是《光华报》的总编辑冯啸天，50年代初受叔父之邀来到古巴。“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两块美金，10年之后我有了四个工厂。”听到这，像是典型的华侨发迹故事。不，这是卡斯特罗的古巴。1968年，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冯啸天失去了一切。　
　　在陈旧而暗淡的印刷厂，冯啸天静静地说：“我的生命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失败、失败。我要回去，回中国去。”　
　　望着他花白的胡髭，我说不出心想着的话：在中国，你又活得过1968年吗？　
　　周一飞兄弟来古巴时只有十二、三岁，说广东话。成长之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自修学习说国语，中华总会的书记张自佳来自广东恩平。1949年到古巴时只有19岁，现在儿子已经19岁了，“妻子是古巴人吗？”我问。　
　　“是古巴人，但不是妻子，没结婚。”　
　　“同居20年，为什么不结婚？”　
　　“古巴女人嘛！”他笑笑。　
　　因为是古巴女人，所以不和她结婚？果然如此，在和古巴女人同居了十几年，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张自佳在1989年回到广东家乡，和一个中国女人正式结了婚，生了孩子，又只身回到古巴，回到古巴女人身边。　
　　“我没有骗古巴女人，她也知道的。中国人嘛，总要落叶归根的。”　
　　我大概是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看着他，使他有点腼腆地看向门外，这落叶归根有什么样的魔力呀，让一个人在异地生活了50年，和一个女人同床共枕了20年，为人夫为人父之后，仍旧要抛开一切回到他出发的起点？他究竟是无情还是多情呢？　
　　但是张自佳一时是回不了家的。一张最便宜的机票要近两千美金，也就是4万比索。一个哈瓦那大学教授的月薪是400披索。如果中华总会书记的月薪也有那么多，而且能够不吃不喝不用，他也得积蓄8年才能买一张机票。实际上，恐怕20年也不够。　
　　1991年，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与俄罗斯中断了所有和古巴的物资交流，使古巴突然陷入断炊绝境。卡斯特罗政府宣布全国进入“非常时期”，开始粮食限量配给。在别的移民国家，华人通常是最富有的少数民族，但是古巴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华人和别人一样的一无所有。个人粮食簿上的每月供给少得令人心酸：　


　　白米　3公斤　
　　糖　　3公斤　
　　食油　250公克（已经半年未发）　
　　布料　无货　
　　面包　一天一小块（比小孩拳头小）　
　　鸡蛋　一星期3个（很久、很久没见了）　
　　咖啡粉　400公克　


　　只有病人和7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分到牛奶。鱼肉久已不见。政府有肉供应时，一个人可以分到1／4公斤，去晚了也就没有，得再等个半年十个月。　
　　“我以前还可以寄点钱回广东，一年可寄270比索（十四美元）。现在不准了。”　
　　“你对卡斯特罗看法怎么样？”　
　　“最好是走向民主啦，像智利、洪都拉斯。不过我们是外国人，跟政治没关系。”　
　　张自佳抽了口烟，想想，又说：“现在中国富了，没有人来这了。我很怀念中国。”　
　　街上隐约传来乐声。这是“伦巴”、“曼波”、“恰恰恰”的国度，我却依稀听见唢呐高昂的音乐。真是唢呐吗？很可能是的。几十万身上烙了印记的华工中，有人曾带了支唢呐来，现在成了古巴嘉年华会中不可或缺的乐器。只是在黄昏的唐人街，那若断若续的唢呐声令人想起遥远的黄土高原；灯一亮，突然恍惚不记得身在何处。　


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华人死后也不和古巴人共葬一处。“中华总义山”在哈瓦那西南角。不远的古巴人公墓修整得整齐干净，有80万个坟，全在一处，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坟场。古巴的历代革命先烈都葬在里头，进去得付一块美金门票，俨然是博物馆。　
　　华人公墓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像一个落寞的庄园，由几个白发老头守着。从边缘荒烟蔓草中的坟墓看起，石碑已被时光打磨，看不出字迹来。只有一座，模糊刻着“殁于同治元年……”同治元年，那不是1861年吗？　
　　1861年，正是第一艘船上的华工在卖身14年之后重获自由的一年。这个人，姓谁名谁来自广东哪个村子，难道在14年的苦工之后来不及享受自由就倒了下来？他的亲人可知道他最后的下落？有谁又知道他最后的愿望？他受尽苦难的脸朝向哪个方向？　
　　处于中心的是几座公坟。左手是“国民党员公坟”，立于“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右手是“中华社会党员公坟”；两座坟平静地面对，共有一条长着青草的小径。　
　　“陈颖川堂公立坟场”立于民国十九年：　


　　“颖汾设新茔　牲醴诘陈慈善会　
　　川流归故国　鹃声啼罢短长亭”　


　　“江夏堂先友坟场”上还留着一枝塑料花，掉在石板上：　


　　“江岸送归魂　白衣万人　绿波千顷　
　　夏饲供祭礼　青岛一束　玄酒三杯”　


　　什么人来这里亲手埋葬了他的兄弟——　


　　“南迁亡兄　壮志未酬　遽尔先归地府　
　　阳居昆仲　致诚奉祝　望汝早登天堂”　


　　这些早期死亡的人，显然都还埋进了土里。立了石碑、刻了挽联，哀切优美的文字像一只温暖的母亲的手。这二三十年过世的人就已不再入土，而用了西班牙——古巴式的葬法。一面墙可以装下五六十个棺材“抽屉”，一个叠一个，前面用水泥封上。　
　　在八十公分长、八十公分宽的白粉标了号码的“抽屉”面上，有人用手涂上黑字：　


　　“蒋绪缰　广东新会梅阁连安村人　
　　杨惠明　广东开平塘口胜平市人　
　　李国伟　广东高要宗隆乡二冷水村人……”　


　　没有一个让人得到一点安慰的字眼。在他们的家乡里，他们的墓碑上少不了“显考”、“恸子”、“不孝子”、“在天之灵”等等文明世界用来彼此抚慰的文字。这些在异国的天空下躺进“抽屉”里的人们只有一个号码。　
　　或许，写下原乡村里的地名对他们而言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不能“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地名至少表达了一个绵长未了的心意。　
　　人在生时将钥匙、照片、针线、眼镜和信件，所有生命的蛛丝马迹都放进抽屉；在这里，人最后将自己的躯体也放进一个抽屉。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第5节　一枝白玫瑰



　　
——1——

　　在我摊开地图的时候，他们说：“你找什么？我们可以帮忙吗？”　
　　哈瓦那最宽敞美丽的大街，阳光照亮了他们咖啡豆色的裸露的皮肤。金童玉女似的，男孩子搂着女孩子的细腰，对我露出细白的牙齿。　
　　我其实不找什么特定的地方，而是在找我自己！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也就认得了一座城市吧。但是你们可以告诉我哪儿是古巴人爱去的酒馆，让我避开观光客的人潮。　
　　我们离开大街，折向巷道，气味和色彩陡变。在观光客饭店背面的阴影里，漆自墙上剥落，木板因陈旧而断裂，铁栏杆布满锈色；光着胳臂的男人从三楼垂下一只空桶，让满头卷发的女人拿去水车要水。垃圾暴置街头，惹来的苍蝇停在没有肉的肉铺砧板上。不知哪里流出来的脏水横流过街，行人踮起脚尖。一只老鼠沿着墙角歪歪斜斜地摸索前进。　
　　她，哈瓦那大学，教育系。男孩子用英语单字解释。我，哲学系，一年级。她，没有父母，祖母养大。跟祖母住。　
　　天色黑得突然，整个哈瓦那黑影幢幢。又是一个停电的晚上，人们从闷热的房间走出，在石阶上坐下；一条街的人，都在独自发着幽光的天空下。谈话的声音此起被落、远远近近，像海浪的推涌。　
　　父母怎么了？我看着女孩清澈的大眼；她正喝着啤酒。　
　　死了，生病，她小时候。所以很穷，要做工，读书，男孩子叫了一杯可乐。我们要读完大学、结婚、到美国去。　
　　要付账的时候，女孩子起身，说“等一下”。在柜台拿了包香烟回来，放在我面前。“买这给我吧？”她说。　
　　男孩子拾起一双脚让我看他脱了底的球鞋。给我一点美金吧，他说，我快不能走路了。　
　　连续几天，我都看见金童玉女在大街上，等着什么。　


——2——

　　广场上有点儿假日的气氛。露天的咖啡座上一片花花绿绿的遮阳伞，伞下坐着来自欧美的观光客，穿着凉鞋、戴着墨镜、展露着海滩上努力晒出来的红皮肤。小书摊一落一落的，排满了广场。1997年啊，谁喝得起咖啡、谁买得起书？这假日气氛全是观光的布景道具。　
　　书摊远看形形色色，近看却只有一种书：古巴革命，亩巴历代革命。只有英雄传记，反西斑牙殖民英雄、反法西斯独裁英雄、反美帝英雄……。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照片是书的封面封底、是旗帜、是海报、是衬衫、是钮扣、是帽徽、是手帕、是围巾、是杯盘碗匙、是银币镍币金币铜币　
　　革命和英雄，和那花花绿绿的阳伞一样，都是观光业的道具。异国情调里掺进了壮烈的想象，对西方小资产阶级调配出多么不可抗拒的魅力。留着小胡子的书摊老板捧着一盘胸针，用拉美男人挑逗的语气挤眉弄眼地说：　
　　“可爱的小姐，你要卡斯特罗还要切？”　
　　我摇摇头，不，对这些死掉的和快要死掉的男人我没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你们除了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卖？（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岂不意昧着一次又一次的幻灭？你们是卖革命还是卖革命的幻灭？）　
　　小胡子假作生气状，拍自己的脑袋：“可爱的小姐，你太麻烦了，人家美国人来古巴就找这个。”　
　　然后就和所有的观光客一样，踱进了革命博物馆，古巴的历史展现在墙上，图片和文字告诉你，这是一个屠杀史、殖民史、抗暴史、革命史。历史和照片一样：黑白分明。白人残杀土著，地主压迫农民，殖民者剥削被殖民者，而历史的前进就由一次又一次的揭竿起义推动。洒了热血、抛了头颅的英雄照片被放大到顶天立地，自墙头俯瞰人群。　
　　我退到房间一隅，自窗口望向蓝色的加勒比海，深蓝，在阳光下跳跃着万片碎光，切割着我悲哀的情绪。悲哀，因为一点儿也没被墙上的屠杀史抗暴史所感动。　
　　陪伴着切·格瓦拉在穷山恶水里打游击的那只驴子就站在对面，不是照片，是栩栩如生的被填塞了的标本。载着卡斯特罗在翻天大浪里抢上滩头的快艇“老奶奶号”就在右侧，由卫兵守着，像守护一座神殿。　
　　如果没有这窗外的古巴，如果我只认得这座革命抗暴博物馆，我想我会感动涕零，为那些被欺凌被暴虐的凡人，为那些正义勇敢而纯洁的英雄。可是我知道这博物馆外面的世界。在外面那世界里，曾经正义勇敢而纯洁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欺凌暴虐的主使。　
　　连最纯洁的革命理想都可能只是一种篡写历史的道具。　


——3——

　　哈瓦那作协副主席埃拉斯Eduardo　heras　Leon说，他找了三位当代古巴最优秀的年轻作家和我见面。晚上7点，在我饭店大厅等候。　
　　7点整，向我迎面走来一个男人，长发披肩，穿黑色衬衫、黑色紧身牛仔裤，裤脚塞进黑色长统高跟皮靴，皮靴上的金属配件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的两只手腕各套着一只镶了金属的黑皮镯。这样一个人，看起来不是重金属乐队里，歇斯底里的疯狂歌手，就是嗑药纵欲致力于自我毁灭的叛逆小子，总而言之，是那种如果在暗巷相遇会让我回头就跑的危险少年。（与我同行的摄影记者事后说：我远远看见那么个人向你走近，大吃一惊，心想是否该和你出去保护你，后来看到另外还有两个人，才放心走了。）　
　　这个人虎虎生风走到我面前，一开口，就让人发觉他是只披了狼皮的绵羊：“你是应台吗？我是约斯，Yoss！”　
　　声音很轻，眼睛很稚气，有点儿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米谢Michel较高，明显地有印第安人血统，肤色像烤得恰好的面包，眼睛美丽柔和。一柬黑发扎在后头。　
　　安格Angel似乎较老气，块头也大些，不怎么说话。　
　　去海明威的老酒店吗？我问。　
　　三个人都摇头，由会讲英语的约斯回答：那儿太贵，太贵了。　
　　最后到了一个他们认为贵得可以忍受的地方坐下。是一间速食店，除了啤酒就只有玻璃箱里旋转着的一热再热皮都干掉了的炸鸡和汉堡。安格已用过晚餐，米谢叫了半个炸鸡。约斯开始大吃，原来的羞涩被克服了，他笑着说：“好久没吃肉了。”　
　　他吃了一份又一份。只有他真能说英语，于是一面吃，一面抹嘴，一面说。　
　　我提了几个流亡西方的古巴作家名字，三个人意见相当一致：“这些流亡作家也许在西方有名，但他们不见得是好作家。西方宠爱他们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不是由于他们的文学成就。我们并不特别尊敬这些人。　
　　“政治，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西方似乎有一种简化的想象：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得有异议作家，而且只有异议作家，才值得他们注意。　
　　“我们三个对于文学表现本身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政治的兴趣。在一个高度控制的社会里——在古巴，人们说，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为秘密警察工作——在一个高度控制的社会里，政治以外仍有极端丰富的人生体验和题材：情欲、贫穷、信仰……　
　　“当然我们并不刻意去逃避政治，所以我们三个人都有被查封或没人敢发表的作品。像安格就写了不少古巴士兵在安哥拉的经验，写得很惨痛，完全不能被官方接受的，只能拿到墨西哥去发表。　
　　“但我们都觉得只写政治是太窄化人生了。以异议分子面貌去赢得西方注意，更不屑为之。　
　　“我爱女人。米谢和安格也是。光写女人就写不完呢。”　
　　有人捧着满怀玫瑰花在兜售，我吃一惊：玫瑰花？每个人每天限量一个小面包了，还有玫瑰花，这是什么超现实主义？　
　　米谢把卖花人唤近，抽出一枝含苞待放的白玫瑰，递给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