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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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强军”编制为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官兵两干六百八十名。聘请德国军官三十五人，不仅担任训练教官，且掌营、哨两级指挥实权。士兵挑选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身体健壮且无劣迹者。自强军训练时间不长，但已表现出完全不同于旧式军队的崭新气象。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从两江返任湖广，以更大的热情，更大规模地编练湖北新军。他以从两江调回的护军营为基础，招募新兵，组建护军前营、后营及工程队一哨。又从自强军中选聘部分德国军官担任教习，但不再授于指挥实权。《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张之洞又改聘日本教习，仿日本军制训练，并且扩充新军编制，计有护军左右两旗步队八营，马队一营，炮队一营，工程队一营；武建军左右两旗步队八营；武悄军步队四营；武防军步队四营；又护军铁路营步队四营。总计九千五百余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制定新军军制，计划在全国编成新军三十六镇。湖北新军被统一编为陆军第八镇（镇统张彪）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统计，第八镇有官七百另二员，兵一万另五百员；第二十一混成协有官二百八十八员，兵四千六百员。这是清末仅次于拱卫京师的北洋六镇的最强大新军。
　　在张之洞亲自督练下，湖北新军兵强马壮，训练水平与北洋新军同居全国一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令长江流域各省选派将弁赴武昌考察湖北新军的练兵之法，回省仿行。又命张之洞与袁世凯“互相讨论，参合中外，另订画一操法，名曰中国操典”。①张之洞督鄂十七年，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心血耗尽，夜睡仅五、六刻，午睡仅三、四刻，且甚艰难……每饭一瓯，仍不消化”②。其辛勤劳作终于在荆楚大地开创出一番颇为兴旺的“新政”事业，张之洞本人于此也踌躇满志。面对武汉三镇林立的工厂和南北贯穿的铁路，张之洞在黄鹤楼草拟一副楹联，其自得之意溢于言表：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欧亚遥。
　　张之洞将心血倾注于湖北，正所谓”劳歌已作楚人吟”；而荆楚大地也深深铭记他的名字，抱冰堂、奥略楼、张公堤、张之洞路，便是鄂人对这位劳绩卓著者的长久纪念。
　　②《全集》，卷一百八十八，电牍六十七，电梁盐道。
　　③许编《年谱》卷二。
　　④《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十八。
　　⑤《全集》，卷三十八。奏议三十八。
　　⑥《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①许编《年谱》卷八。
　　②《全集》，卷一百六十五，电牍四十四，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

　
第六章　暂署两江
　　在总督湖广的近二十年间，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至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至十一月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前次是因为江督刘一奉旨北上，指挥对日战争，朝廷调之洞代理两江，俟刘坤一返任，即回湖广。后次是因为刘坤一逝世，两江任缺，调之洞暂署，俟新任总督魏光焘履任，之洞又移篆返鄂。
　　之洞署理两江，时间不长，但亦留下政绩口碑。尤其是第一次暂署两江，正值甲午战起，之洞“自筹防迄于善后，其间无一日休息。始至之日，未受篆即奏陈军事，筹购军械，及奉旨仍回本任，于两江吏治民生，力谋整饬裨补。”①他在与友人的信函中自称：“乙未（光绪二十一年）除夕三鼓，犹在幕府治事，丙申（光绪二十二年）元旦，亦在署竞日”②，从此正可见其勉力从公之一斑。
　　①②许编《年谱》卷五。

　
第一节　甲午主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助兵镇压。日本内阁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时机。当清军进驻朝鲜牙山后，日军也以保护侨民为由占领汉城，两军对峙，大战一触即发。六月二十三日，日军不宣而战，于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七月一日，两国正式宣战。1894年为旧历甲午年，这一场战争因而又被称为甲午战争。八月十五日，日军攻占平壤。两天后，中日海军于黄海大东沟海面激战，北洋水师遭受重创。九月下旬，日军分两路进攻辽东半岛，清军一触即溃，九连城、安东相继失守。
　　水、陆两方面作战的接连失利，使李鸿章惟系军事集团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清政府临阵换马，于十月初调湘系军事集团的首领人物、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任钦差大臣，驻山海关，指挥对日战争。同时调张之洞接替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驻节江宁（南京）。
　　对于中日争端，之洞持坚定的主战立场。这既是他个人昔日清流党人“卫社稷”、“御外侮”宗旨的合理延续，又与他此时倾向于湘系军事集团，亟欲通过对日作战，在军事上取淮系而代之的派系目的密切相关。还在赴江宁之前，张之洞就调遣湖北提督吴风柱率襄阳马队七营、熊铁生马步十营、副将吴元凯炮队四营，共计一万余人，北上参战。对于取道湖北北上的其他部队，也予以饷、械援助。他给过境刘树元部银两万两，魏光焘部银两万两，余虎恩部银六万两，以助军资。又耗资四十二万两，向德、奥等国购置步枪近万枝，子弹七百万发；大炮三十尊，炮弹一万四千发以加强北上诸军人力。抵两江任后，张之洞更是不遗余力，支援前线抗敌作战。他于扬州、清江、宿迁至山海关、锦州沿线设“江南转运局”十二处，各雇大车三百辆，又购、租大量船舶，分水陆两路输送辎重。山东威海吃紧时，他主动送去自己在上海购得的快枪一千枝，子弹一百万发。
　　战争期间，张之洞切实加强长江沿线防务，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溯江而上的日军。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他还在湖广总督任内，即令湖北按察使陈宝箴赴江宁，与刘坤一会商长江联防，同时下令湖北水陆防营进入临战状态，充实编制，加紧操练。特别加强扼江防要冲的广济田家镇炮台，参考西法，与南北两岸及中路要冲吴王庙地段分建明、暗炮台十四座①。署理两江总督后，之洞见防军精锐皆随刘一坤北上，长江下游防务空虚，急调粤军名将、中法战中威名赫赫的冯子材驻守镇江。又多方筹措巨额军费，奏加盐引米厘以应急需，劝令淮商捐助饷银一百万两，同时息借广东、江苏商款二百余万两，借洋款两百万英磅。他巡视沿江各炮台，见火炮陈旧，防务松懈，炮位、弹药库建筑多不合实战要求，立即下令改造炮台，添置新式火炮。至光绪二十一年（1859年）底，象山、焦山、狮子林、盘龙山、圌山关、幕府山、钟山、金山卫、龚家墟、清江浦等地炮台全部峻工，防务力量大为增强。
　　尽管刘坤一、张之洞等主战派竭力支撑，清军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仍然挽回不了战争失败的结局。清政府被迫通过英、美等国，向日本乞降。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派出驻美国大使张荫桓（1837—1900）与湖南巡抚邵友濂（？—1901）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张之洞对此极表反对。他说：“倭寇无故开衅，妄肆要求，传闻所索数条，贪狠狂悖，实堪发指，若许之则中国不能立国矣。目前和议，断不能成。张、邵此行，恐亦无益。”①果然，此时侵略气焰正盛的日本政府急于扩大战果，对谈判根本不感兴趣，以张、邵二人资格不够，且无全权为由，拒绝与之谈判。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月，山东刘公岛失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政府在取得更大的筹码以后，始应允谈判，但态度更为骄横，指名李鸿章为中方全权代表。谈判地点，前定旅顺，后又改日本马关，清廷一一屈从。三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马关新约》。根据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实沦为日本殖民地），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两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军继续占领威海、刘公岛要塞。消息传回，朝野震惊，拒约呼声，响彻全国。张之洞屡电总理衙门，逐条剖析了条约的严重危害。他说：“旅顺、威海及北洋门户，若不退还，则北洋咽喉，从此梗塞。以后虽有水师，何处停泊修理？……彼日肆要挟，稍不满欲，朝发夕至。……彼时战不及战，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即欲暂避，亦不及避。①通商条目、赔款限期，尤堪骇异。各省口岸、城邑、商业、工艺、轮船，处处任意往来，任意制造，一网打尽，工商生路尽矣。……（赔款）分期摊还，每年亦须还本息一千数百万两，各海关洋税空矣。……民贫极则生乱，厘税去则无饷，陆师海军永不能练，中国外无自强之望，内无剿匪之力矣。②割地一事，尤不可行。自有中国未闻以重地要地割予岛国之事。……岂有卧榻之旁，供人鼾睡？”③在电奏中，张之洞怒斥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大不韪”。“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同时也对慈禧太后的妥协态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当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四月十四日，中日两国于烟台互换条约定本。此后张之洞所能做的，只是继续支援台湾军民抗击日军，延迟割让台湾成为既成事实。
　　张之洞一向重视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还在中日正式谈判之前，他就致电李鸿章，“窃谓台湾万不可弃，从此为倭傅翼，北自辽，南至粤，永无安枕；且中国水师运船终年受其挟制，何以再图自强？”①在致总理衙门的电奏中，他说：”查台湾极关紧要，逼近闽浙，若为敌踞，南洋永远事事掣肘，且虽在海外，实力精华，地广物著，公家进款每年二百余万，商民所人数十倍于此，未开之利更不待言。”②战争期间，台湾巡抚唐景崧、守将刘永福均为之洞旧部，但二人不合，深存芥蒂。之洞原想将刘调离，但因战局紧张未成。之洞多次调解二人关系，劝以抗战大局为重，和衷共济。为增强台湾军民抗日力量，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张之洞拨枪一千六百余支，子弹一百万发及军饷若干，一并运往台湾。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认为，“台民果能坚守，自有办法。台自能守，倭岂能责我？”③仍然支持唐景崧、刘永福坚守台湾，捍卫领土主权。他致电唐景崧：“此时惟战守为急，三战后尚能相持，方有办法。”④他派人迎唐母来宁，赡养备至，并电告唐景崧：”君为国尽忠，吾为若尽孝，勿以老母为虑。”⑤台湾军民更不愿沦为亡国奴，拥戴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自负抗敌之责。唐本无抗敌之志，但怯于民心，不敢径自离台。刘永福则布告民众，“合众志成城，执挺胜战”，“万死不辞！”①张之洞不顾清廷禁令，又拨银三十万两，经英国汇丰银行汇往台湾，鼓励唐景崧坚持抗战。他电示唐：
　　“全台地广，待倭深入，然后以兵截其归路，断其军火，彼军人不继，终必败窜也。……敝处仍可随时接济。船不便派，此外虽不易办，当相机为之。基隆早知不可守，勿以此为恨。总之，台地广，倭兵少，但存一府一县，即有生发；相持三月，各国必有出头者。仆当力筹。台北府即为倭占，仍可自存，何遽云事不可为耶？”②但是唐景崧仍以“事不可为”，几日后只身乘商轮离台。刘永福苦撑危局，致电之洞：“天下仰我公一人，乞为大局计，痛哭流血，乞速设法救授，守走死生，望公一言为定。”③张之洞继续通过种种途径接济台湾军民饷械。
　　张之洞一再违抗朝廷旨意援台，妥协派十分恼怒，李鸿章竟奏称“台民叛”系之洞“主使”④。清政府更唯恐开罪日本，也再三严令禁绝济台。在这种情况下，之洞万不得已，致电刘永福：“公或去或留，仍请阁下自酌，鄙人不敢与闻，至协济饷械，奏谕旨严禁，万不敢违，愧歉万分，务祈原谅。”⑤刘永福坚持至九月，弹尽粮绝，被迫撤回厦门，台湾终于完全沦陷。
　　①《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筹备江防折》。
　　①《全集》，卷二百四十一，电牍二十，致伦敦龚钦差。
　　①②③《全集》，卷七十七，电奏五，致总署。
　　①《全集》，眷一百三十九，电牍十八，致天津李中堂。
　　②《全集》，卷七十七，电奏五，致总署。
　　③中国史学会编：《中日战争》（五）第133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④中国史学会编：《中日战争》（五）第133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⑤许编《年谱》卷五。
　　①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天津大公报社1932年版。
　　②《中日战争》（五）第140页。
　　③《全集》，卷一百四十七，电牍二十六。
　　④《中日战争》（五）第133页。
　　⑤《全集》，卷一百四十八，电牍二十七。

　
第二节　练军备武
　　甲午之战以中国方面的惨败告终。马关签约，举国震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痛陈条约之害：
　　“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捐；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①作为“力求补救”之策，之洞提出九条应急措施，头两条便是“宜亟练陆军”、”宜亟练海军”。这反映出当时朝野上下检讨战争失利原因而得出的基本共识。
　　对日作战，陆、海两线全面失利，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尤其是军制的极端落后。李鸿章的淮军从朝鲜到奉天，一溃千里。继淮军之后北上抗敌的湘军，同样不堪一战。刘坤一、吴大澂所率十余万众，几乎未与日军认真交锋，即全线崩溃。清廷的“精锐之师”淮军、湘军相继惨败于“东瀛岛夷”之手，深深刺激了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朝廷要员，“修明武备”的呼声日高。出使英俄大臣许景澄在一份奏折中说：“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①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日后评论：“日本军队给中国上了痛苦的一课，告诉它一支东方的军队，能够在组织、训练、纪律和运用上做得多么好。”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颁布诏旨：“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③表明了采用西法，编练新军的决心。在这一决心付诸实行的过程中，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建的“江南自强军”与广西按察使胡燏芬（？—1906）刨建的“定武军”（即袁世凯“新建陆军”之前身），同开时代风气之先。
　　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清政府令胡燏芬于马厂地方编练新军，后又移至天津以南七十里的小站，以淮军周盛传部营地旧址为练兵场。胡燏芬招募壮丁，编成十营”定武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④。稍晚于胡燏芬，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下半年，开始着手筹建新军。原计划万人规模，后因经费短缺，压缩编制，从卫队、护军营中选拔精壮士兵二千六百余人，编成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