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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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得西法练兵之真髓，张之洞以高薪聘请来春石泰等三十五名德国军官为自强军教习。他们不仅充任操演教练，而且被授于营、哨两级指挥实权。从有利中国将并尽快掌握新式练兵之法着想，张之洞“选武职中壮健有志，不染习气者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两地武备学堂出身之学生为副哨官”①，随时学习洋弁编训整备之术。之洞还规定，“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②自强军作为清末最早出现的新式陆军之一，明显表现出迥异于湘淮勇营等旧式武装的新气象。时人这样评介自强军的操练情形：
“自强军者，全军操练仅八阅月，马军乃一月有余耳。……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头赞叹，百吻一语曰：“不意支那人能如是，能如是。”③自强军训练精强，声名显著，吴淤、江阴、镇江等地旗兵勇营纷纷邀请自强军派员前往教习，使之改练洋操，提高军力。
在编练自强军的过程中，张之洞总结出“学堂出身之人，究视未学者领会较易，长进甚速，是学堂有益，确有明徽”①，遂决定于江宁仪凤门内和会街地方创办陆军学堂，择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文理通顺能知大义者入学，学额一百五十名。为适应自强军的编成要求，学堂专业分马队、步队、炮队、工程队各门，“各门约以二年为期，二年后再令专习炮法一年，又须略习德国语言文字，以便探讨图籍，大约通以三年为期”②。学堂聘请五名德国教习，讲授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路各种功课及马、步、炮兵种各种阵法。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①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版。
②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译本，第43页。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第9517页。
④《光绪朝东华录》，第3556页。
①②《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③《记自强军》，见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四，武进盛氏思补楼刊本。
①②《全集》，卷四十一，奏议四十一，《创建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
第三节 兴工劝商
两江总督所辖苏、浙、沪等地，民生富庶，素称发达。张之洞在短暂的署理期间，于兴工劝商方面尤多致力，以期繁荣地方经济，富国裕民。
发展铁路、公路、航运交通，是张之洞”洋务”事业的重要内容，他在两江任内于此多有兴作。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之洞提出“由上海造铁路通苏州以达江宁，由苏州旁达杭州”③的设想，九月又募派洋弃测勘沿线地势。十一月，正式奏陈筹办江浙铁路，计划分段修筑，”官办以开其端”，先筑吴淞至上海一段，“其余筹有的款，再定办法”④。但是几天之后，之洞即接“著回湖广本任”的上谕，为使筑路事不致夭折，他在交卸篆务之前，于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正月，筹定苏沪铁路官本，官商合办。指定向德国瑞记洋行借款二百万两为官本，“两年后于两淮盐务再筹一百万两，余招商股”①。张之洞暂署两江期间，虽未完成江浙铁路，但为此路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对于宁、沪等重要商埠的公路开拓，之洞也很重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他于江宁城中筑马路达于江岸，并设下关趸船淮口浮桥。八月，又筑上海十六铺至龙华马路。张之洞还以筑路为抵制列强扩展租界地域的手段。当时，“各国每于祖界外广辟马路，设巡警，路之所至，即隐然画为租界”，对此，之洞奏请“于租界外各国所修马路尽处各接修马路一段，以扼其锋”②。
江浙一带河网密布，水运条件优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之洞于上海设立内河轮船总局，招殷商分路开办水运业务，计开上海至苏州、苏州至镇江、镇江至清江、上海至杭州湖州、上海至宁波台州、吴淞至崇明通州海门等六路，“准载客拖带货船，于上船及到岸时收厘，以行船余利之半报效充饷”③，冀收便民、裕商、利官之功。
之洞于湖广任内筹建纺纱厂，计划“招商助官”。但是，为此而向外商订购的一部分纺纱机运抵上海后，商股仍无着落。此时之洞已暂署两江，便嘱陆润庠集股承领，但陆允而复辞。之洞改嘱张謇接办，张提出作价五十万两，与盛宣怀各认其半，于上海、通州各设一厂，之洞应允。设于通州的称大生纱厂，由张謇主持。该厂几经坎坷，发展成中国近代著名的私营纺纱企业。为了促进民营制造业的发展，之洞又于上海、苏州、江宁等地息借商款二百三十一万两，“许商民领款办制造上货各厂，以机器缫丝为大宗，设厂于无锡”，“其制洋糖洋瓷洋烛洋火柴洋酒水泥针毯之类，暂设厂上海”①商民领款每厂不得超过十万两，年息六厘，分十年归还。之洞希望以此举刺激民资兴厂的积极性，但结果并不理想，“息借之款，户数零星，不愿合股，且须于领款外自筹资本，力有不逮，讫无成功”②。
暂署两江期间，之洞“于商务壹意振兴，维持尤力”③。除开设商务局、招商集股兴办各种实业之外，对于商人权益，亦多加保护。其时有御史张仲炘参奏沪商叶成忠、何瑞棠“运粮济寇”，“密旨严拿惩办”。之洞仗义执言，为其辩护，称经派员屡次详查密访，未得确证，“此等违禁济寇重情，既无确据，碍难以展转流传之词，率兴大狱，株累商民，应请毋庸置议”④。此举保全甚众，但之洞不事张扬，故沪商得兔其祸而多不知情。
③④许编《年谱》卷五。
①②③许编《年谱》卷五。
①②③④许编《年谱》卷五。
第七章 戊戍到庚子年间的权变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旧历戊戌年）到二十六年（1900年，旧历庚子年），不过三、四载光景，其间中国政坛波谲云诡，起伏跌宕，给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以深刻影响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等重大事件相继发生。中外各派政治力量的彼此消长、分化、组合，呈现极为复杂的格局。在世纪之交风云变幻的舞台上，张之洞以老到的政治家的谋略和机诈，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作出淋漓尽致的表演。
第一节 与维新运动的微妙关系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进一步沦入半殖民地深渊，同时也空前强烈地刺激了中华民族，使其觉醒程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种觉醒的主要标志，是维新运动的勃然而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八日，康有为（1858—1927）联合在京会试的各地举人一千五百余人，集会松筠庵谏草堂，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马关条约》的严重危害，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主张，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上书虽被都察院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为借口拒绝接收，但其内容却不胫而走，广泛流传，并得到民众的热烈响应。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光绪皇帝迫于皇祚倾圯的忧患，也倾向于变陈法以固国本。维新运动遂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从指导思想的发展脉络看，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存在着既相通，又相逆的复杂联系。维新派所极力倡导的仿效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振兴中”国的工商业与洋务派几十年间“求强”、”求富”的不懈努力，宗旨并无扞格。因此维新派在很大程度上将洋务派引为同道，而洋务派也不无根据地视维新党人为洋务人才的后起之秀。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所歆羡不已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秩序，又与洋务派竭力补直的封建朝纲，在本质上水火不容。因此双方在交往中龃龉不断，并最终反目为仇。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作为洋务派后期巨孽，张之洞与维新运动之间，呈现出极微妙的关系，可以说，在整个维新运动中，维新派的主要合作者和主要对手都是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团。①只有基于这样一种把握，我们才不致于对张之洞在戊戌时期的种种举动感到不可理解，或者作出简单片面、似是而非的结论。
维新运动刚刚兴起，张之洞就对之持积极赞助的态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初，康有为主使，帝党要员、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的维新派重要政治团体”强学会”在北京成立，陈炽（？—1899）、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为总董，以张孝谦主其事。张之洞的儿子仁权其时以举人身份在京供职，亦为强学会的“发始人”之一。不久，康有为离京南下，运动暂署两江的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康有为作《强学会序》，申述学会宗旨：
“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钜也。……顷士大夫创立强学会于京师，以讲中国自强之学。风雨杂沓，朝士鳞萃，尚虑未能布衍于海内。于是江海散佚，山林耆旧，盍簪聚讲求，如汉之汝南，唐之东都，宋之洛阳，为士大夫所走集者，今为上海，乃群天下之图书器物，群天下之通人学士相与讲焉。”①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改革色彩极为强烈的团体，京、沪两地的达官显贵、硕学鸿儒，一时纷纷”趋之若骛”。列名会籍，参预会务，或对之表示支持者，有杨锐、袁世凯、徐世昌、汪大燮、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张荫桓、王文韶、张謇、汪康年、黄遵宪、陈三立、陈宝琛、李佳白、李提摩太等。他们当中既有中枢权要、封疆大员，又有军事将领、清流谏臣，还有外籍教士。成份如此驳杂，动机当然不可能一律。张之洞慷慨解囊，捐银五千两以助会资，有多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不满现状、期待改革方面，他思想上与维新派有诸多相通之处。这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于两江总督任内上《吁请修备诸才折》，其内容除不包括设立议院外，与康有为几次上书的建策基本吻合。奏折也提出拒和、迁都、练陆海军、造铁路、开学堂、讲商务、求工政等等主张。之洞同样打出“变法”旗号：“凡我普天臣庶，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其兴勃焉。又何难雪此大耻。”①康有为认为张之洞与自己“窃附同心”，当然不会全是自作多情。
其次，张之洞含辛茹苦创办洋务，却屡屡横招物议，现在他看到维新派有帝党撑腰，势头正旺，也想利用这股新起的力量来襄助自己推行洋务事业。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老本蚀尽，特别是马关签约，国人詈咒，皆曰可杀，声名狼藉。他捐金与强学会，竟被拒之门外。张之洞素与李鸿章有隙，且又挟“湖北新政”之卓著声誉，正可借此阶梯取李而代之，登上详务巨魁之地位。梁启超曾将洋务大吏曾国藩开制造局、设方言馆、创招商局的诸种举措目为变法事业的“荜路开山”②，又称之洞为”温和改革者”③。谭嗣同也认为：“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度，讲求实济者，要惟张香帅一人。”①可见张之洞借助维新派以推进洋务，确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
再次，张之洞审时度势，明白自己正处于入参中枢的极好机会。在此关键时刻，倾向鲜明地赞助得到光绪皇帝首肯的维新运动，强化自己的“言新者领袖”形象，必将有助于皇帝立下决断，启用自己主持全国新政。后来光绪帝果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电召之洞入京陛见，“辅翊新政”。张之洞的政治表态，收到效应。
而在维新派方面，当然也十分希望借助手握实权的方面大员以壮声势，扩大影响，推行变法，尤其是对于张之洞这样时誉正盛的“朝廷柱石”，更是寄于厚望。维新泰斗康有为亲自出马游说之洞，此事本身即为明证。由于双方各有所欲，思想上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所以在整个变法运动期间，张之洞与维新派首领人物始终保持着联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康有为亲赴江宁，盘桓二十余日，劝说张之洞“共开强学，窃图同心”。张对康优礼有加，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康请之洞出面设立上海强学会，之洞“颇以自任”，慨然应允，并捐银一千五百两作为开办经费。康有为亲撰的《上海强学会序》，之洞也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刊布。这都足见其时双方关系相当融洽。但是此次会晤也暴露出双方对“变法”理论的严重分歧。之洞“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②在与康有为的商谈中，之洞再三劝说康放弃秉承今文公羊学而来的“孔子改制”说，但康坚持己见，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上海强学会章程制定后，之洞“以论学不合背盟，电来属勿办”，康有为公然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作复。强学会不久即遭杨崇伊弹劾而被封闭。康有为抱怨“江宁（指张之洞）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之劾，亦必散矣。”①对于维新派中地位仅次于康有为的梁启超（1873—1929），张之洞曾予以格外的礼遇。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一月，因张的邀请，梁启超于广东返沪途中在武昌停留，谒见之洞。当梁抵达湖广总督督暑时，之洞竟准备以迎接钦差及外国使节的礼仪，开中门及暖阁鸣炮迎之。其部属以“骇听闻对”相阻，之洞这才作罢。尽管如此，张之洞还是对梁盛情款待，倾心交谈。“是夕即招饮，……谈至二更乃散。渠相招之意，欲为两湖财务院长，并在署中办事，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②梁启超以区区一举人得到二品大员如此器重，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恐惶不安，因著复称弟子。”③他极言称颂之洞：“公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④当然，在优礼有加的背后，之洞还另有算计。梁启超是举世公认的大才子，“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公者。”①若能将梁挽留幕府，“入我范围，以供驱使”②，借其生花妙笔为己鼓吹，岂非为虎傅翼？但是精明如梁启超者，当然不会就范。尽管他对之洞的盛待报以真诚的感激，但仍以“沪上实不能离，鄂事实无可办，故决不能就”③，似软而实硬地回绝了张之洞。梁启超内心明白，张之洞思想深处与维新派绝非志同道合，他对于维新派的种种友善举动，或多或少都包含着利用性质。十余年后，梁启超以更加率直的言词回顾戊戌时代：“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④语虽刻薄，但也不违实际。
戊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