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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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鼎抵沪后，不惜出卖沪宁铁路利权，出巨资十万两银，作为引渡章、邹二人的交换条件。但各国租界当局为维护租界治外特权，又耽心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以“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为由，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当谈判处于僵局之际，张之洞提出：“在中国境内，虽系祖界，其中国人民仍然归中国管辖，故遍查条约并无租界交犯章程。”②启发魏光焘、金鼎等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名，敦促各国引渡章、邹。正当此时，北京发生刑部鞭毙革命党人沈荩事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在张之洞等极力活动之下曾一度动摇的各国驻京公使转而一致拒绝引渡章太炎、邹容。张之洞仍不死心，又提出用“只以监禁了事，决不办死罪”③为条件，诱使租界当局交人，但亦以失败告终。
　　①《孙中山选集》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①《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1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全集》，卷一百八十五，电牍六十四。①《全集》，卷一百零五，公牍二十。
　　①《辛亥革命》（一）第413页。
　　②《辛亥革命》（一）第427页。
　　③《辛亥革命》（一）第43Z页。

　
第三节　入参军机
　　军机处，是清朝统治集团特设的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设军机房。三年后，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入值者为军机大臣，无定员，最多时可达六、七人。其职责为每日晋见皇帝，承旨办理军国要务，用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区发布指示。从此内阁被架空，军机处成为实际上的皇权执行机构。如此枢要之地，入选当然十分要紧。军机大臣均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拔，其领班者实为首相，一般称“首辅”。光绪末年行“新政”，设“政务处”，仍以军机大臣领督办事。有清一朝，入军机者人数寥寥，且多为满族亲贵，汉人人参军机者，更属凤毛麟角。
　　“东南互保”发生之后，慈禧太后便有意调张之洞入参军机，以为“一石三鸟”之谋。既可利用之洞卓越的行政才能以固朝纲；又可以此举调节因“庚子事变”而恶化的与列强、特别是与英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将张之洞从其经营十数年的湖广调离，可防止其尾大不掉，与朝廷分庭抗礼，而这种现实危险于“东南互保”时已现端倪。张之洞知悉此中奥秘，力辞不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末“新政”进入“预备立宪”阶段，朝中办事大臣匮乏。满蒙权贵庆亲王奕劻等营私有术，治国无方。汉族枢臣李鸿章去世已六年，继任者王文韶、瞿鸿等经验、声望、能力都不能望李项背。满清贵族统治集团急需物色新的汉族官僚代表充实权力中枢，笼络人心，推行”新政”，延续统治。张之洞、袁世凯因“新政”实绩和威望，成为首要入选。
　　不可否认，此时慈禧太后调张之洞入京，仍包含猜忌、控制之心，但不同以往的是，之洞的实力、地位、声望都较之几年前又有长足发展，而“新政”又必须依仗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集团势力，方有实际推行之可能，这已为中外、朝野所公认。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不再拒绝入参军机，名正言顺地进入清末权力中枢。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奕劻参劾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机企图推翻戊戌成案，“归政”光绪。瞿因此获咎，谴归故里，协办大学士空缺。五月十一日，张之洞补协办大学土。六月十四日，授大学士。七月二十七，补授军机大臣。八月初三日，张之洞离开他惨淡经营十数年的荆楚大地，入京履新。
　　张之洞以步入“古稀”之年，登上朝廷权臣极峰之位，心情可渭一言难尽。其中既有对慈禧的知遇感恩之情，又有“受命于危难之间”，挽大厦将倾，拯神州陆沉的暮年壮心，然而更多的却是对于“君臣未世自乖离”的深切焦虑，“忧时感事乃十倍于平日也”①。此外，对于权力中枢内部微妙关系的处置，之洞也不无隐忧，“大臣不和之事时有所闻，其机实起于细微，而其害驯至于倾轧”②。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心绪困扰之下，张之洞为挽救一个腐朽的王朝、一种衰败的制度而耗干自己的全部心血。
　　出于对时局和社会心理状况的分析，张之洞一向认为“化除满汉畛域”是推行“新政”的首要内容，不如此便难以抵制民间日益高涨的“革命排满”思想，无法平息积怨二百余年的民族矛盾，也不利于调动汉族地主阶级的庞大力量来拱卫统治秩序。还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元月，张之洞完成在京纂修学堂章程之命，返回湖广总督任前陛辞请训，便已“力请化去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端”①，但慈禧以“朝廷本无畛域之见，乃无知妄加揣测耳”，将其驳回。此次张之洞以大学士、军机大臣身份再次犯颜直谏：“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源扼要，唯有请颁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②鉴于国内实际早已存在、且日益严重的革命排满危机，慈禧这次不得不采纳之洞的建策，于八月初二日发布上谕，一方面继续自我美化，声言开国以来对“满汉臣民，从无歧视”，指责民众“犹存戒心，自相纷扰”，另一方面不得不从事实上承认“满汉畛域”的存在，“究宜如何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③此后，清廷也确实作出种种姿态，如取消满汉异法，允许满汉通婚等，以图化解尖锐的民族矛盾。
　　但是，清末满清贵族集团早已失去其先辈开拓、进取的博大胸襟和气度，而随着其统治秩序的江河日下，他们囿于极端狭隘的集团私利的民族猜忌心理，更发展到病态的程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慈禧几乎同时死去。年仅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即位，是为宣统皇帝。其父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皇室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载沣自统禁卫军，代行大元帅职，其弟载涛、载洵分充训练禁卫军大臣和筹备海军大臣。对于“少年贵胄骤起以操持大事”，张之洞出于公心，“固争以为不可”①，并因此与载沣等发生激烈争论，终因“孤掌难鸣，不得已而萌退志，告病数月，竟至不起矣。②”
　　张之洞入廷枢后的另一重要举动，是谏阻诛戮袁世凯。
　　载沣、铁良、良弼等满贵集团加紧集权，目标首先针对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袁世凯提出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坚决反对，另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借以削弱袁的势力。双方“舌剑唇枪，互不相下”，以至时人担忧，“恐酿大政变”③。后经慈禧决定，否决责任内阁之议，仍设军机处，并于公布各部新官制时，宣布各部尚书“满汉平等”，而实际上却是满族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④，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死去，袁世凯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对此袁世凯早有预见：“朝中公正老臣都已谢世，朝政尽入贵胄之手，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之宠眷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⑤袁世凯于戊戌年间出卖光绪帝，素为帝系贵胄所切齿。而光绪之死，又盛传系袁世凯毒害所致，所以光绪之弟载沣摄政，大权在手，便一心为其兄复仇，必诛袁而后快。对于宫廷内部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张之洞了然于胸。虽然袁、张之间也有隔阂，但毕竟二人同人军机，在革除朝弊、推行“新政”方面颇多共同语言，而且又因同为廷枢汉官，而受到满族亲贵集团的疑忌，因此二人又有同病相怜之感，彼此援引，“深相结纳”①。
　　慈禧临终之前，安排后事，由溥仪继帝位，其父载沣摄政，征求袁世凯的意见，袁“一力赞成”②。并派其子袁克定密告英国公使朱尔典，朱称“目前似无较此为佳的安排”。袁又将此话转告载沣，企图借列强之势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含有希望载沣念其拥戴之功，抛弃夙怨之意。但是，载沣并不买帐。他摄政不久，即以袁世凯瞒着自己与美国谈判互派大使为口实，密谋杀袁。满贵集团极力怂恿：“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③载沣又征求奕劻、张之洞的意见，奕劻表示反对，张之洞也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他的想法是：“主上冲龄践祚，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朝廷有诛戮大臣之名，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计，为朝局计也。”④载沣认为此言有理，便于宣统元年（1909年）元月二十一日发布上谕，称袁“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①袁世凯虽对此恨得牙根发痒，但也只得忍气吞声，作韬晦计，返回故乡河南，以图东山再起。
　　张之洞谏阻诛戮袁世凯，本意是缓和权力核心内的满汉矛盾，避免祸起萧墙。然而此举并未能挽回清王朝的颓势，却使袁世凯日后复出窃国成为可能，这又是之洞所始料未及的。
　　①胡编《年谱》卷六。
　　②胡编《年谱》卷六。
　　①胡编《年谱》卷五。
　　②胡编《年谱》卷五。
　　③《东方杂志》1907年第8期，上谕。
　　①胡编《年谱》卷六。
　　②《张文翼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③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8页，1947年刊本。
　　④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⑤《与兄世勋书》，《袁世凯家书》第42—43页。
　　①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
　　②沈祖宪等编纂：《容庵弟子记》卷四。
　　③载涛：《载沣和袁世凯的矛盾》，《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24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④胡编《年谱》卷六。
　　①金毓黻编：《宣统政纪》，辽海书社1934年版。

　
第四节　国运尽，老臣逝
　　张之洞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忧患国事日非的悲凉心境中度过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之洞由湖广任奉召人京厘定学堂章程。此时离他于光绪十年（1884年）离京赴任两广总督，已近二十载。重返京师，但见“老辈凋零，风雅歇绝，守旧者率鄙陋闭塞，言新者又多后进践躁之流，可与言者殆少。感愤之余，屡屡形诸吟咏。”②他邀约宾客往观慈仁寺双松，归来感叹：“遗此区区老秃树，岂足增壮帝京色。”远足西山，那秀媚的名胜佳境仍不足排遣他胸中的郁闷：“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身份入军机，“天下喁喁望治”，然而此时朝政腐败已达极点，满贵集团挂羊头卖狗肉，借“新政”之名，行专权之实。慈禧死后，载沣摄政，更是变本加厉，加紧排斥异己，集权于皇室。之洞“入此非驴非马之政府，且时相龁，遂致一无展布，名实俱损。”①载沣等人虽然对张之洞不象对袁世凯那样，必欲除之而后快，表面上仍以“顾命重臣”待之，优礼有加，但实际上往往并不采纳他的政见。
　　宣统元年（1909年）元月，陕甘总督升允奏陈反对立宪之意，自请开缺。张之洞以为其言虽不恰当，但在满员中究属正派一流，因而不可允其辞呈。可是，庆亲王奕励素与升允有隙，乘机进言载沣，使允其所请。之洞得知此事，“意颇抑郁”。与此同时，给事中高润生参劾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德顺、督办大臣吕海衰营私舞弊，载沣准备以满员取代之。张之洞正为亲贵联翩进用而”忧形于色”，当即表示反对：“舆请不属，必激变”。载沣竟然蛮横地称“有兵在”，准备动用武力压制民心。之洞“退而叹曰：‘不意闻亡国之言。’咯血而出。”②几十年仕途鞍马劳顿，之洞垂垂老矣。严重的肝疾，更令他痛苦不堪。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以后，终至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一日，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张之洞以一片赤心，试图最后规劝载沣，明瞭亡国危机迫在眉睫，促其幡然醒悟，以振朝纲：
　　王至谓公曰“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公曰：“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王出，陈师傅（陈宝琛——引注）入，问曰：“监国之意若何？”公无他言，第叹曰：“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①之洞明白自己的生命已到最后时刻。他告诫护持病榻前的子孙，“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又令诵读遗折：
　　“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见其多。”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亥刻，张之洞逝世，终年七十二岁。二十三日，上谕加恩予谥文襄，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翌年，灵柩归葬故乡南皮。
　　②许编《年谱》卷八。
　　③许编《年谱》卷八。另许同莘称：“抱负感触，更非前度刘郎之此”。刘郎，指唐人刘禹锡。其诗《再游玄都观绝句》云：“仲桃道士旧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表达了一种不屈不挠，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情绪。而之洞此时却以“衰翁”自况，故“更非前度刘郎之比”。
　　①叶慕绰：《遐庵遗稿》，《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
　　②许编《年谱》卷十。
　　①许编《年谱》卷十。

　
第五节　著述遗世
　　张之洞以“儒臣”名世，以“有学”自负，终其一生，不仅励精图治，政绩斐然，而且亲治文书，勤于笔耕。他生前己有多种论著刊行，辞世后，其家人、门生及学者一再编辑遗作，出版文集。著述勤奋，兼之刊印及时，使张之洞以近五百万言垂世，成为晚清名臣中留下文字较多的一位。
　　张之洞生前出版的著作，影响较大者是《书目答问》、《輶轩语》、《劝学篇），此外还有《张香涛学使学究语》、《广雅碎金》、《广雅堂诗集》等。
　　《书目答问》（不分卷），完成于光绪元年（1875）四川学政任上，光绪二年（1876）初刻本即广为流行。光绪三年（1877）重加勘定，在京师为诸生授读。光绪五年（1879）贵阳王秉恩刊刻本增补二百多处，为较善之本。《书目答问》究竟是张之洞自撰还是由目录学家缪荃孙（1844—1919）执笔，素有争议。民初学者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范在跋中称：“张氏《书目答问》，出缪筱珊先生手，见《艺风堂自订年谱》”①柳诒徵为《书目答问补正》作序，亦称：“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帅代撰”②。这类说法的根据是缪荃孙本人，他在《艺风老人年谱》中说：“光绪元年，年三十二，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命撰《书目答问》四卷。”但缪氏《丰岩厂所见书目序》却别有讲论：“同治甲戊，南皮师相督四川学，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