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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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动肝本旧症，郁塞作痛，医者谓病原在于用心太苦，有乖消息之宜。”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湖北，“衰病日甚，心血耗尽，夜睡仅五六刻，午睡三四刻，且甚艰难，久成怔忡之症。……忽则眩晕欲倾，忽则目花无睹。自去腊起，因勉强乘马，忽得腰疾，两足软弱无力，时常酸痛，治之半年无效，已成病疾。”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患口疮，“将及一年，中医云系心劳肝火病在内，东医云系胃热牙虫病在外。……大率数日内公事顺畅、睡时较多则痛止，公事拂逆，睡时过少则痛剧。”⑦与清未官场司空见惯的文恬武嬉、尸位素餐者流相比，之洞确实担当得起身后朝廷上谕所称“公忠体国，廉正无私”的美誉。
　　张之洞经营荆楚之地十八年，政绩昭然，口碑在民。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之洞奉旨授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任。湖北各界”霍霍如失鹰师。军界醵金于宾阳门内，依山建抱冰堂。抱冰者，公晚年自署也。学界醵金于黄鹄山建风度楼。盖公道自在人心，卧辙生祠，庶几如古所云者。”①之洞闻讯，立即手谕停工：
　　昨阅汉口各报，见有各学堂师生及各营将佐弁兵建造屋宇以备安设本阁部堂石像铜像之事，不胜惊异。本阁部堂治楚有年，并无功德及民，且因同心难得，事机多阻，往往志有余而力不逮，所能办到者，不过意中十分之二三耳。抱疚之处，不可殚述。各学各营此举，徒增愧歉。……俟他年本阁部堂罢官去鄂以后，毁誉祝诅，一切听士民所为，若此时为之，则是以俗吏相待，不以君子相期，万万不可。该公所该处，迅即传知遵照，将一切兴作停止。点缀名胜，眺览江山，大是佳事，何必专为区区一迂儒病翁乎？②尽管张之洞本人不赞成建堂兴楼之举，然而“谦尊而光”，在各界人士热心襄助下，风度楼仍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竣工，抱冰堂也于之洞死后于蛇山东端建成①。之洞得知风度楼已成，又致电继任湖广总督陈夔龙，“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以一人专之”②，建议更名“奥略楼”③，取晋书刘弘传“恢弘奥略，镇绥南海”语意，并亲笔题写奥略楼匾额。
　　之洞之“私利不可讲”，已如前述。而于“公利不可不讲”方面，他亦为同侪中之佼佼者。
　　晚清洋务大吏，无一不以编练新式武装为要务。之洞于此，亦有煌煌可观之成就。他主持编练的湖北新军，无论从数量、质量方面衡量，都堪称全国一流水准。但与其他洋务大吏相比，之洞编练新军，可以说是完全出以公心。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直到袁世凯，无不将军队据为己有。曾、左之于湘军，李之于淮军，袁之于新建陆军，都以私家武装视之。因此朝廷对这些拥兵自重的汉族疆吏，时时怀有疑虑之心，惟恐尾大不掉。之洞则不同。他在晋筹办练军，在粤建广胜军，在两江编自强军，在鄂编练湖北新军，都是人一离任，军即交权。清末“新政”，张之洞、袁世凯同为风云人物，满贵集团深存戒心，设陆军部接管全国陆军。袁世凯反应强烈，以“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为借口，要求将二、四两镇仍由自己“统辖督练”，只肯交出一、三、五、六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管辖。相比之下，张之洞却无动于衷。之所以有此区别，是因为袁世凯视军队为个人命根所系，须臾不可离身；而张之洞却视军队为国家干城，与己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故尔泰然处之。
　　之洞久为一方疆吏，但并不以邻为壑，而是“不分珍域，通筹全局”。“从来举大事者必须毅然担当，不计小利小害乃能成功”①。他曾于《到山西任谢恩折》中剖白心迹：“身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②。这后一句曾在京师引起不大不小的波澜，夙怨政敌纷纷揪住此话大张挞伐，说之洞心存僭越，图谋不轨，若雍正、乾隆帝在世，不要他的脑袋才怪呢！但是不管旁人如何议论，之洞于国事为重，确实做到“不分畛域，通筹全局”，因而博得慈禧“张之洞办事向来实心”③的赞赏。中法战争中，广东边防吃紧，张之洞仍多方援助各地抗法军事行动，派潮军两营连同大批军火援闽；主动接济饷械与驻台刘铭传部；新组粤军赴滇抗敌，并承担全部费用。中日战争中，之洞对过鄂境北上御敌各军，无不助饷械，耗资数十万两。山东威海危急，他又主动送去快枪一千枝，子弹一百万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电谢曰：“我公统筹全面，谋国之忠，与人之厚，深钦佩！”④儒家经典《礼记·礼运》首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宋儒石介论曰：“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矣。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⑤黄宗羲也说：“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⑥出于地主阶级“公天下”的根本利益，张之洞“公利却不可不讲”的重要内涵，还包括体恤民情，以民为本。他“尝考从古帝王所以享国之长者，财力兵力权谋术数皆不足恃，惟民心为可恃。”①他曾训导后辈：“悉故乡风味，稼穑艰难，于官途世事未必无益。”②在他的诸多诗作中，也表露出忧民、恤民之情。僚属赠白瓜三枚，之洞啖之，赋诗一首：
　　仙枣曾传海上瓜，今尝珍蓏玉无瑕。
　　清凉已足还思雨，尚有农夫转水车。
　　光绪十七年（1881年）冬，荆楚之地三得大雪，微雪无数。之洞于除日命笔，顾念农事堤工，市廛民情：
　　瘦人愈饥肥愈饱，今年三白犹未了，
　　江上千山化白云，势欲出川薄天表。
　　楚国土宜兼南北，高稷下麦均得宝，
　　协风入律土膏释，且忍五日行泥潦，
　　既幸汉口粥场空，复愁南楼灯市少，
　　太空落落德怨集，安能委曲慰祈祷，
　　褊心独忧荆襄堤，誓殚人力俟天道，
　　蟋蟀太康民已偷，衣袽日戒神所保，
　　庶矜泽农止流亡，差免愚臣疚癃老，
　　……
　　当然，统治者的“天下为公”，其根本立足点并不是包括广大民众的真正“天下”人的根本利益，张之洞“公利却不可不讲”之下的体恤民情，其实质也不过是基于对“载舟之水亦能覆舟”的清醒把握而作出的一种明智选择。但这毕竟从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繁荣和民众的安居乐业，于道德情操也属上乘。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公利私利》。
　　②《韩非子·饰邪》。
　　③《岳阳楼记》。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②《论语·宪问》。
　　③《论语·子路》。
　　④《全集》，卷二百一十四，公牍二十九，《批司道会详裁减各署公费》。
　　⑤《全集》，卷二百零四，公牍二十五。
　　⑥《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⑦《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永咏》自注。
　　⑧《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⑨许编《年谱》卷三。
　　①《全集》，卷一百三十三，电牍十二，《致江夏、汉阳两县》。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③《刘梦得集》四。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致鹿滋轩。
　　②《张文襄幕府纪闻·公利私利》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④⑤许编《年谱》卷四、卷一。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全集》，卷八，奏议八。
　　③《全集》，卷八，奏议八。
　　④《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
　　⑤《全集》，卷二十，奏议二十。
　　⑥《全集》，卷一百六十五，电牍四十四。
　　⑦《全集》，卷八十五，电奏十三。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54页。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一，公牍三十六。
　　①抱冰堂现仍存武昌蛇山首义公园内。
　　②《全集》，卷二百零一，电牍八十。
　　③奥略楼于1957年因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而拆除。
　　①《全集》，卷七，奏议七。
　　②《全集》，卷四，奏议四。
　　③《全集》，卷七十七，电奏五。总署来电。
　　④《全集》，卷一百四十一，电牍二十。
　　⑤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一○二，江苏书局1886年刊本。
　　⑥《明夷待访录·原臣》，上海大中书局1932年版。
　　①《全集》，卷一，奏议一。
　　②《全集》，卷二二九，家书，致侄子密。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谢周伯晋惠上海三白瓜时方苦热》。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湖北三得大雪微雪无数除日赋诗》。

　
第四节　纵横捭阖，进退有据
　　张之洞有儒者之风，注重德行修养，然而他又决非迂儒，其为官之道，颇精于谋略。
　　清末民初政论家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载，张之洞入枢府后，一日，问幕僚高友唐，外间对自己有何议论。高回答道：“人皆曰岑西林（即岑春董——引者注）不学无术，袁项城（即袁世凯——引者注）不学有术，老师则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高对曰：“老成谋国，必有胜算，本从学问中来，房谋杜断，当以老师为归。”之洞莞然。②面对“房谋杜断”的赞誉之词，之洞莞然接受，可见他虽然口称“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但其内心，对自己之学与术，还是颇怀自信与自得的。临终之际，之洞对诸子总结平生，“学术行十之四五，治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已”①，由此足见他对于学术、治术、心术，均有足够的自觉与深切的体会。关于学术、心术，本书另有专论，此处专论之洞的治术。
　　之洞不愧一代能臣，工于心计，精于权变，善于转圜。对于仕途坎坷、官场倾轧之种种机关，可谓尽得其钥。惟其如此，他才能驾驶人生之舟，于艰险莫测的宦海沉浮中，乘风破浪，直挂云帆。要而言之，之洞之治术，约有以下数端：
　　（一）慎独避嫌
　　张之洞早年人党清流，议论风发，锋芒毕露，已对朝中权贵，多有触怒。外放疆吏后，大事兴革，“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②更难免遭夙怨物议。光绪十九年（1893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于两广总督任内，“兴居无节，号令不时”，任用肖小，姿意挥霍。朝廷谕令刘坤一、李翰章确查具奏。刘、李据实禀报，为之洞辨诬，“并无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等情”。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有人奏劾之洞于暂署两江总督时，藉筹措军资办理捐借之名，于省城苏州“拦户编查，横搜大索”。
　　这次之洞为己申刷：臣虽为外吏，本系迂儒，深知固结民心乃可捍御外患，且到任未久，无德及人，纵无干誉之心。亦岂肯故为敛怨之事。若谓臣过于拘泥矜慎，不能猝筹巨款则诚有之，若谓肆意苛求，似与臣用意正为相反。原奏所云各节，何以讹传力讯至于如此之甚，臣实未解其故。①虽云“未解其故”，但之洞内心明白，谦恭谨微，慎独修行，乃是避除嫌疑，驳斥物议的最好方法。他在《连珠诗之六》中写道：
　　善饮者善醉，善骑者善坠，
　　隐祸由忽萌，高才以矜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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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意忌再往，上人休自忲。
　　……
　　极讷该万辩，无争处常贵，
　　初患不可胜，不如味无味。
　　“诸葛一生唯谨慎”。之洞于此，亦时时警觉，未敢稍有差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因与庆亲王奕劻有隙，被遣放归里。两日后，之洞补任协办大学士。瞿“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③，与之洞私谊甚笃。瞿鸿既获遣，返归故里湖南善化。途经夏口，欲渡江访之洞，之洞曰：“是实朋党之说也，必不可。”乃乘舟舶于江心，置酒话旧而别。①（二）“度德为进退，相时为行藏”
　　精于审时度势，以为进退之据；因时因地制宜，以为行事之规；灵活变通，立于不败，是之洞治术的过人之处。他在《连珠诗之十六》中，将此概括为“度德为进退，相对为行藏。”②戊戌变法时，他与维新派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作《劝学篇》，预留后路。而一旦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缉捕康、梁，他又马上摆出与维新派势不两立的姿态。其他与维新派有瓜葛者均获咎，而他却安然无恙。庚子年间，他看准慈禧太后虽然对列强“宣战”，但骨子里根本不敢与各国对抗到底，所以才出面策划“东南互保”，拒绝出兵“勤王”，并对英国挑动长江流域“独立”的企图不予公开抵制，静观事态发展。而一旦他发现列强并不急于抛弃慈禧集团另立傀儡时，立即改变对慈禧的态度，派员向”移驾”西安的慈禧恭请圣安，并进方物，又调拨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毛瑟快枪三千支，三生七口径大炮十六尊等大批军火。解赴陕西，以供“勤王”之需。对于“自立军”，在各方力量对比不明时，之洞表面听之任之，不作干预，而当北方局势趋于缓和，英国方面对自立军不再感兴趣之时，他立即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将“自立军”全部首脑人物一网打尽，迅即处决，以取悦朝廷。凡举种种，都显现出之洞干练老辣的治术，已达炉火纯青的水平。
　　（三）“不痴不聋不能为公”
　　之洞曾对僚属归纳，自己“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然所办各事亦颇有竟睹成功者，真徼幸也。”①“真徼幸”是表面文字，内心对于治术精到的真得意，才是实际思想。“中庸”，本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之一。孔子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②《礼记》又加以发展，不仅以中庸为最高美德，而且以中庸作为处理万事万物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宋儒程颐、程颢解释：“不偏之为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③之洞可谓尽得“中庸”精髓。他有诗曰：
　　舌以柔而存，齿以刚而亡，
　　健顺贵兼济，祸福岂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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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金能屈伸，百炼仍无伤，
　　君子有卷舒，帝王有驰张。④
　　他以“中庸”行政：“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之不爽”⑤。裁汰练军、勇营，不可“过骤”，“裁兵不裁官，裁散不裁整”，“百人裁五，限二十年而竣”①。办新教育，先从改旧书院始，“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②。他以“中庸”治吏：“水清者无鱼，人察者无徒”，“隋文好聪察，肘腋忘独孤，卫君辨白马，无救国为墟，王道如春台，亡国如秋茶，法烦乱愈生，徒快巧吏胥”③。他以“中庸”谏主：“高论不启蒙，强谏不悟主”，“既遇讳疾人，岂御药酒苦，强教欲觉迷，徒受按剑侮，知心一言善，戾时三策腐，”“躁隐两不佯，叩鸣视所舆。”④他甚至这样以“中庸”总结为臣之道：“不聪不明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