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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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声名功德是本官的，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
张之洞为官一生，十分注意博取口碑，维护自己的廉正形象。无论抚晋、督粤、经营荆楚，还是入赞廷枢，他都颇得人望，“一时称贤”，⑥在民众心目中，大体保持了廉洁清正的声名。他在一封给侄子的信中，于谆谆告诫之间，相当自得地描述了自己的官风：
良民颂声载道，公事无瑕可指，虽有强宗、讼棍，彼何能为。至于绅士之十分狡很者，若自揣力不能锄去而降伏之，则亦不能不略用笼络驾驭之法，免致挠我政事。……既不恋缺，更可放手办事，专心为民，即使将钱漕赢余减去大半，亦不过与无缺等，尚落得口碑载道，万家尸祝也。……州县处处克己恤民，劣绅何从挟持煽动哉。侄能禀请减成征收，又能捐巨金办缉捕破重案，已是探骊得殊，闻之深为欣慰，勉力为之，必然与地方日臻浃洽，……须知声名功德是本官的，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①这一长篇自白，道出张之洞数十年为官治民的经验之谈，勾勒出他作为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者，既重立功立言，更重立德的内心世界。对于这种心态，不可用“求虚名”一言以蔽之。诚如张之洞所言，为官清正所获得的“声名功德”固然属于为官者，而其功其德却造福于百姓，“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这正是民众不会忘却古往今来真正给国家民族留下实绩功业的政治家的原因所在。
②见《世载堂杂忆》第54页。
①胡编《年谱》卷六。
②《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列传二百二十四，第12380页。
③许编《年谱》卷四，第78页。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江苏办理捐借并无抑勒片》。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③《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列传二百二十四，第12382页。
①许编《年谱》卷九。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论语·雍也》。
③《二程遗书》卷七。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六。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张野秋。
①《清史稿》卷一三一，第3904页。
②《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
③④⑤《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九，之十二，之二十六。
⑥《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第12382页。
①《全集》，卷二二九，家书，致侄子密。
第二章 恶公羊，兼汉宋，通经致用——张之洞的学术宗旨
起自先秦，“伦理一政治型”的中国文化便有“学治一体”的传统，将治学与从政看做由内而外的统一体。清代康熙皇帝甚得此中奥妙，他一语破的，打通道统与治统：”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也在是也。”①早于张之洞半个世纪的清儒龚自珍也有类似论述：“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②。道、学、治三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贯通关系是一回事，而从政、治学、求道者自觉地将三者统一起来，并在这几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则是颇不容易的另一回事。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真正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者，屈指可数。于晚清，更仅曾国藩、张之洞两人而已。
张之洞四岁发蒙，所师从者，皆一时硕学鸿儒。之洞本人于学业又十分勤勉，“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①，八岁即读毕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青少年时代神游学海，发愤攻读的经历，不仅铺垫了他厚实的学问根抵，而且陶冶了他文儒旷雅的性情。之洞晚年曾语亲故曰：“吾生性疏旷雅，不称为外吏，自愿常为京朝官，读书著述以终其身。”②但是，以出抚山西肇始，之洞却走上封疆大吏、朝廷首辅的人生之旅，颇悖于其书生意气。不过，终其一生，之洞于文章学术时时萦怀，未有一日懈怠。在晚清学术史上，张之洞以其宗旨宏达、思理淹通、学派性鲜明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①康熙：《四书讲义序》。
②《龚自珍全集·治学》。
①胡编《年谱》卷一。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第一节 力辟今文公羊说
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没有哪一门学问像经学这样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对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如此深刻久远的影响。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儒学逐渐凌驾于诸子学之上，一家独尊。儒家经书《诗》、《书》、《易》、《礼》、《春秋》，进而《论语》、《孟子》，成为只可注疏，不可评论；只可顶礼，不可怀疑的神圣经典。对于这些儒学经典的训解、阐释之学，便是经学③。经学既然是对儒经的训解、阐释，那么依据训解、阐释者的政治立场、学术素养、思维方式等等因素的千差万别。必然是人言言殊。不过，千差万别之中，又有大同小异者，于是形成若干经学流派。在经学兴起的汉代，这种流派主要区分为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两派壁垒森严，相互攻汗。形成贯穿经学历史全过程的千年不息的大公案。
张之洞生活的晚清，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呈现出经学史上仅次于汉代的热烈场面。对经今古文之争，张之洞持坚定的古文经学立场，深恶痛绝今文经学。“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低之。”①他的《学术》诗批评八十年代以来盛行一时的今文经学：
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
刘郎不叹多葵麦，祇恨荆棒满路栽。②
张之洞于诗后自注：“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戊戌时期，张之洞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忧愤同心”、“变通成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方面，颇有共识，但对于康有为依本今文经学《春秋》公羊说而制定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却大不以为然，曾当面规劝康有为放弃该说，但为笃奉今文经学的康有为所断然拒绝。之洞自己不便著文公开驳议，曾约请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为书驳难”，但未果。他还曾贿逼今文经学家廖平“著书自驳”①，廖居然应命，称今文是小统，古文是大统，张之洞为此颇为得意。
为了全面、准确地评价张之洞持古非今的经学立场，有必要简要回顾经学今、古之争的来龙去脉。
先秦时儒学与墨、道、法、名、兵、阴阳诸学并列，并未占据特别优越的地位。秦始皇行法家路线，焚书坑儒，使儒学遭受沉重打击。汉兴之初，行黄老政治，儒学也并不时兴。直至武帝刘彻时，董仲舒奏言：“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不使并进。”②武帝用其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实际上百家并未绝灭，但孔儒之学却逐渐取得学术止统地位，声势日张。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一百三十六年）兴太学，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诸生。秦火之后，儒学先秦旧本多不存，五经博士讲授所据，均用两汉流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经籍，故尔称为今文经学。西汉今文经学，最重《春秋公丰传》。《春秋公羊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口授流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生）著于竹帛”③。《春秋公羊传》开篇第一句便讲“大一统”，正合武帝口味。今文经学着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为“大一统”作学理论证，故“公羊”学成为一时之显学。
秦皇焚书，也有少量儒经或藏于空壁，或散佚民间，逃脱了毁灭的厄运。这些儒经用先秦的古籀文字书写，故称古文经。武帝时，古文经亦有少量传本，但未立博士，不列于学官，影响远逊于今文经。西汉未年，刘歆（？—23）向哀帝建议将古文经籍《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列立学官，遭到今文经学家的激烈反对。王莽立”新”朝，刘歆为其“国师”。玉莽要援引古文经《周礼》作为政治改革的依据，刘歆则借王莽的政治势力为后盾，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平帝时，古文经学终于立博士，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盛极一时。
与今文经学以开掘儒经的“微言”“大义”为宗旨不同，古文经学着意儒经的名物典章训诂，特别强调从文字训释人手，阐明经义。著名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约58—约147）称“文学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①在这一根本区别之下，今古文经学分歧表现在诸多方面。
1、对孔子和五经的看法不同。今文学家以孔子为政治家、教育家，尊孔子为“素王”，即不在位之帝王。他们认为孔子手订经籍，寄托自己的政治思想，以为治国之道。古文学家却以孔子为史学家，尊孔子为先师。在他们看来，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五经只是他记录下的历史资料。
2、学术源流不同。今文经学讲究”师法”。“师法者，鲁丕所谓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是也”。①他们斥责古文家不溯学术之源，古文经均为刘歆伪造，“毁师法，令学士疑惑”②。古文经学则讲究“家法”。“家法者，范晔所谓专相传租，莫或讹杂，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是也。”③他们鄙薄今文学家抱守秦火之残缺。
3、学风不同。今文经学大讲阴阳灾异，谶纬迷信，学风流于空疏、荒诞。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学风较为朴实平易，但往往夫于繁琐。4、两派都崇尚三代，但对其具体制度，解释各异。今文家认为三代封建分五服三等，王畿内封国，天子五年一巡狩，有太庙，无明堂，无世卿，有选举，三公为司徒、司空、司马……。古文家却认为三代封建分九服五等，王畿内不封国，天子十二年一巡狩，无太庙，有明堂，有世卿，无选举，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
东汉未年，郑玄（127—200）以古文为学，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今古文两派精华，自成一家之言，郑学蔚为大国，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始告平息，但分歧依然存在，门户依然壁立。降及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于沉寂千余年后，重开战火。清代康雍乾三朝文网缜密，将士人逼人象牙之塔，文物考据之学得以长足发展，乾隆、嘉庆年间达于极盛。顾炎武（1613—1682）、阎若璩（1636—1704）、胡渭（1633—1740）、惠栋（1697—1758）、戴震（1723—1777）等大师辈出。与此相关连，古文经学也发展到空前高峰，“烂然如日中天矣。”①道光。咸丰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太平天国风暴席卷半壁河山，西方列强的鸦片、大炮，撬开封闭的国门。清政府“积威日驰，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一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②脱离实际社会生活的古文经学未流受到严重冲击，而“喜以经学作政论”③的今文经学渐起衰势；勃然成风。
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前驱人物是庄存与（1719—1788）。庄氏“从幼人塾，即以古人自期”，“研经求实用”，“笃志深邃，穷源人微，独有会心。”④庄存与最重要的著作《春秋正辞》专门发挥《春秋》“微言大义”，认为“《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圣心之极。”“《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札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⑤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1776—1829），继承了外家“庄氏之学”。他认为《春秋》“垂法万世”⑥“将以禁暴除乱，而维封建于不敝”⑦。他说：“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则是“五经之管钥”，”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⑧经过刘逢禄发扬光大，今文经学“常州学派”⑨卓然而立。道光、咸丰年间，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目睹社会危机日甚一曰，承接今文经学要旨，“以经学作政论”，力图振颓起衰，挽大厦之将倾。龚自珍自幼从外祖父段玉裁（1735—1815）学习《说文解字》。段玉裁是戴震的及门弟子，《说文解字》是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的代表作品。因此龚自珍古文经学素养颇深，但是，他并不为文字考据之学所囿，其殷忧国事，救治社会“痹痨”的襟怀抱负与今文经学的“经世”倾向十分吻合，因而“好今文，说经崇庄、刘”，“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低排专制”①，其议论之激烈，感情之痛切，深刻影响了一代忧国忧民之土。梁启超评价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始，实自龚氏。”②魏源二十岁从刘逢禄学《春秋公羊传》，认为只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其“变易”思想，基本脱胎于今文经学“三统”（黑统、白统、赤统）“三世”（衰乱、升平、太平）说。他对乾嘉学派颇表不满，还攻击戴震有抄袭丑行。为晚清今文经学大张其军者，乃维新领袖康有为（1858—1927）。康氏早年亦酷好古文经《周礼》。曾写作宣扬古文经学的《政学通议》。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1852—1932）影响，乃尽弃其旧说，服膺今文经学，认为“传经只有一公羊”。③他著《新学伪经考》，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之故，在佐王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他又作《孔子改制考》，力证《春秋》等儒经皆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一第一义”。他论述由据乱、经升平、至太平之世的公羊三世说和大同理想，借孔子的旗号，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一经问世，立即于学术、思想界引起“大飓风”、”大喷火”、“大地震”，今文经学由此而声势大振。
张之洞稍晚于龚、魏，与康有为属同时代人。当龚、魏、康等人将清代今文经学推向高涨的时代学术潮流中①，他却恪守古文经学派的坚定立场，这与他早年问学经历有极大关系。张之洞早年所师从者，如韩超、丁诵孙、童云逵、洪次庚、吕文节等，文经学，这无疑给予之洞以决定性影响。之洞曾回忆道：
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日，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且四经皆是郑君元注，完全无阙。《诗》则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古人训诂乍读似觉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