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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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补正汉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读注疏之人，故能推阐发明。傥不知本源，即读宋儒书，亦不解也。他着意强调汉学的训诂考证在推明经典原意上的重要作用：
汉学所要者二，一音读训诂，一考据事实。音训明方知此字为何语，考据确方知此物为何物，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然后知圣贤此言是何意义。不然空谈臆说，望文生义，即或有理，亦所谓郢书燕说耳，与经旨元舆也。张之洞认为，一切学问，皆以通经为根抵，而通经又必须以小学（即汉儒音韵训诂之学）为根柢，他说：
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燕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读表、志也：不通经史，其词章之训诂多不安，事实多不审，虽富于词，必俭于理。故凡为士必知经学、小学，综此两端，其在笃嗜神悟，欲以此名家著述者，终身由之而不尽。①另一方面，之洞对于宋明义理之学，也不一概排斥，尤其对于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之学，更表崇敬之情：
四书朱注最精最显，澄怀观之，何语不憭。……世断无通经博览之人而不能解朱注者。四书一编，为群经之纲维，万理之渊海。宋儒以后理学家书，推明性理，洵发前代未发，然理无尽藏，师无定法，涯矣难穷，其高深徽眇，下学未能猝解。朱子《近思录》一书，言约而达，理深而切，有益身心，高下威宜，所宜人置一编。③如果说曾国藩于“兼综汉宋”仍有所保留，态度较为暧昧，主张“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那么张之洞则公开揭橥破除门户之见，综采两家之长的标帜：
近世学者，多生门户之弊。奈何曰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学人贵通，其沦事理也，贵心安。争之而于己无益，排之而究不能胜，不如其已也。……使者于两家有所慕而无所党，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
张之洞批评们于汉来之一隅者都未能探获“圣人之道”，他指出：
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未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理取相资。诋諆求胜，未为通儒。甚者或言必许、郑，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则号为汉学者，不免为贪鄙邪刻之徒，号为宋学者，徒便其庸劣巧诈之计。是则无论汉宋，虽学何为。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门，皆期于有品有用。使行谊不修，涖官无用，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若夫欺世自欺之人，为汉儒之奴隶而实不能通其义，为宋儒之佞臣而并未尝读其书，尤为大谬，无足深责者矣。①他认为合理的学术态度是兼采汉学的认真读书和宋学的深入穷理：
愚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闻人诋汉学。意谓好学者即是佳士，无论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即使偏胜，要是诵法圣贤，各适其用，岂不胜于不学者。乃近人著书，入主出奴，互相丑诋，一若有大不得己者，而于不学者则绝不訾议，是诚何心，良可怪也。（近年士人既嫌汉学读书太苦，又嫌宋学律身太拘，五经几于废阁，名文亦嫌披览，但患其不学耳，何暇虑及学之流弊哉。）
张之洞兼综汉宋，从其学术根本上检讨，在于他对本原的孔门之学的全面理解。“先王设教，孔门授学，自当本末兼赅，道器竝著，岂有但详学僮仪节之文，五礼名物之制，而于身心治道绝不容一语及之者。”③他认为，“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①之洞兼综汉宋，归根结柢是要将二者统一到本原的孔门之学的真正精义上来。“窃惟诸经之义其有遇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盂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②由于之洞学术的根本立足点在本原的孔儒之学，故尔不仅能对孔儒之学内部的汉、宋学派兼容并纳，而且对于先秦诸子之学，也从补直、印证孔儒之学的意义上发掘其价值。
在学术宗旨方面，之洞出于纯正孔儒之学的立场，对于先秦诸子，包括一般人认为虽然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但仍不失为“八儒”之一的荀子，都持严格批评态度。他说：
《老子》尚无事则以礼为乱首，主守雌则以强为死徒，任自然则以有忠臣为乱国。《庄子》齐尧桀，黜聪明，谓凡之亡不足以为亡，楚之存不足以为存（此不得以寓言为解）。《列子·杨朱篇》惟纵嗜欲不顾毁誉。《管子》谓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其书羼杂伪托最多，故兼有道、法、名、农、阴阳、纵横之说。《墨子》除《兼爱》已见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两篇，至为狂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虽略有算学、重学、光学之理，残不可读，无裨致用。《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申不害专用术，论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诚。韩非用申之术，兼商之法，惨刻无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务德。商鞅暴横，尽废孝弟仁义，无足论矣。此外若《吕览》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见。《战国策》考见世变，势不能废。《孙》、《吴）、《尉镣》，兵家专门，尚不害道。尹文、慎到、鹖冠、尸佼，可采无多。至于公孙龙巧言无实，鬼谷阴贼可鄙，皆不足观。……大抵诸家纰缪易见，学者或爱其文采，或节取一义，苟非天资乖险，鲜有事事则傚实见施行者。
对于《老子》，之洞尤其深恶痛绝：
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博，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其害亦为最巨，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纯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老氏之学为之也。
但是，从学术资料着眼，从诠释、补充儒学的需要出发，张之洞又十分强调先秦诸子之学的珍贵价值。他认为：
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然此为周秦诸子言也，汉魏亦颇有之，至其义理，虽不免偏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者，宜辨其真伪，别其瑜瑕，斯可矣。唐以后子部书最杂，不可同年而语。诸子道术不同，体制各别，然读之亦有法。首在先求训诂，务使础悼山猓胁豢煽章燮湮模芏绕淅怼＜慈缱釉⒀裕狡涫露辔谟卸疗湮淖置铮允窃湓淇山猓拇幼炙常裼兄榇螅柿钇溆镌诳上豢上湔吆酰恳跃Ъ沂凳虑笫侵ǘ磷樱湟嫖尴蕖４蟮痔斓丶淙饲槲锢恚轮菱鱿四┲拢匪荒芫≌撸硬课薏挥兄淙っ畲Γ现酚纫滓巳胧ぁ９什欢磷樱恢呃坊z比无非至道，不读子，不知文章之面目变化百出，莫可端倪也。（今人学古文以为古文，唐宋巨公学诸子以为古文，此古文家秘奥。）此其益人又有在于表里经史之外者矣。
显而易见，张之洞这里所论诸子典籍的学术价值，不惟纠正了当时腐儒排拒诸子之陋见，且于后世治学者，亦有所启迪。清末诸子学的发达，正是对张之洞“读子为通经”说的阐扬和展拓。
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50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②朱熹语，转引自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第179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③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第20页。
④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第178页。
①《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
③《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
④曾国藩：《讨粤匪檄》，见《曾文正公全集》，上海国学整理社1948年版。
①《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复颖州府夏教谕书》。
③《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朱慎南遗书序》。
④《谕纪泽》，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⑤《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复夏彛Α贰�
⑥《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孙芝房刍议序》。
①《谕纪泽》，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顾，顾炎武；阎，阎若璩；戴，戴震；江，江水；钱、钱大昕；秦、秦惠田；段，段玉裁：王、王念孙；皆清代著名汉学家。
②《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讨粤匪檄》。
③《左传》隐公十一年。
④《荀子·礼论》。
⑤《论语·为政》。
⑥《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复夏彛Α贰�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言第二，宜讲汉学。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宜讲汉学。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②《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忌墨守高头讲章。
③《全集》，《輶轩语》一，语学第二，宋学书宜读《近思录》。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
③《全集》，卷二百十一，读经札记二，汪拔贡述学，案语。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②《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①《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②《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子为通经，读子宜求训诂看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第三节“经世”、“务实”学风
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因其所矣。”①张之洞的学风，亦大受时代熏染，以经世、务实力其特色。
孔儒之学素有“经世”传统。经世，即治世。孔子一生栖栖皇皇，为的是按照周礼的模式匡救时弊，以成大治。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均服从于这一终极目的。“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②从根本上看，孔子并非深研宇宙本体的哲人，也非亟亟于名物训诂的学者，而是全身心地考察伦理一政治问题，修己以治世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广为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也不是为了培养徒托空论、不切实际的学究冬烘，而是为了造就经邦治国的栋梁之材。他明确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③儒学“经世”，又以“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为其完美体现。“内圣”，是讲求主观伦理道德修养。在此基础上，达礼治，行仁政，以求天下大同，这便是“外王”。在孔子那里，“内圣”与“外王”本浑然一体。其后孟轲侧重于“内圣”之学，荀况侧重于”外王”之学，儒学“经世”走向，遂生歧义。
汉代以后，儒学取得学坛正宗地位，其“经世”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儒学“经世”传统及其社会实践的生动概括。
宋、元、明三代，正宗儒学以“理学”形态行世。理学家讲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大谈道、无极、太极、阴阳、五行、性命、善恶、诚、德、仁义礼智信、鬼神、死生、无为、无欲等等。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①，孔子高足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有关“性与天道”的高深哲理，成为理学家们全力探究的中心问题。理学极大地发展了思盂学派的“内圣”之学，使之哲理化、精微化，理论形态臻于烂熟。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理学将学术重心转入对人心、人性、人欲的主观世界的探究，使儒学由孔、盂时代的伦理一政治学演变成道德哲学，从而严重削弱了原始儒学“内圣”落实于“外王”的“经世”功能，正如梁启超所论：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的成一片段。①宋学以陆（九渊）、王（守仁）心学为其终结，正是这种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绝好表征。明亡于清，士人于学术方面查寻祸根，自然归罪于宋明之学的空疏玄妄。清初学者李塨（1659—1733）指斥道学先生：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烽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
早于李塨的顾炎武亦尖锐抨击宋明儒“清谈孔孟”：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未。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情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以此为契机，清儒拨其乱而反之正，于学术上倡导“经世”、“务实”，开出一代新风。有清一朝，执学界牛耳的人物，无论是宗古文经学的的顾炎武、惠栋、戴震，还是宗今文经学的庄存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虽然其学术门户壁立，但于“经世致用”宗旨方面，却息息相通。儒学的“内圣”与“外王”两翼，经过千余年的分道扬镳，至清重归合流。顾炎武于此论道：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