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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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引入外资作为解脱困境的重要法宝，而这又必然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中国利权。这种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的客观现实，绝非张之洞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能改观。张之洞是以清政府方面大员的身份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他从来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来考虑利权问题。这就决定了他在向列强争利权的同时，也与民间工商界争权。
　　出于与洋商争利的目的，张之洞对于民间工商业，一般尚能采取扶植、鼓励的态度，并提供资金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他曾说：“无论何种商务，凡商人于创造营运各节遇有为难之时，必须官为保护。官、商之气久隔，又需绅为贯通”①。他的通盘考虑是合官商之力，共同御外。但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官、商利权往往尖锐冲突，难以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又毫不含糊地与商争权，绝不手软。他的观点是：“商能分利，不能分权”②，“盖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商民专之音权”③。他认为一般商业贸易，可放手让民间自办，不必由官方独掌，“吾闻因民之利而利，不闻夺民之利以为利也。据禀创设官市，建立廛舍，收买货物转售而又取约券权子母，是直夺商利而敛之官，甚非政体”④。他主张商会由商人自办，“不须官出经费，亦不可令商等经费交官办理，此最为商人所深忌”⑤。但是，对于铁路等国计民生命脉之所系的产业，张之洞又主张必须由政府方面牢牢把握利权，不许民间染指。他说：
　　查铁路一事，虽系便商之要策，生财之大宗。然与别项商业不同，实关系全国之脉络，政今之迟速，兵机之利钝，民食之盈虚，宫民知识之通塞，故筹款招股无妨借资商力，而其总持大纲，考核利弊之权，则必操之国家。⑥他明确宣称：“盖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不甘让利于商，更不肯让权于商。”①因此，他一方面积极支持鄂、湘、粤三省绅商收回奥汉铁路修筑权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将此路交由绅商自办。他惟恐商办铁路会危及国家根本利益，忿忿指责“江浙粤等省办路，绅民皆争商办，气习嚣张，极为无理”②。为了避免铁路利权落于绅商之手，他不惜以借洋债筑路而排斥民间股金，“款由官借，路由官造，使铁路之利全归于官，策之上也③。当时便有人批评张之洞“以官办压商办，以外资压内资”④，违忤民意，不得人心。由于张之洞极力压制商办粤汉铁路，但又慑于民众情绪不敢将筹借洋款修路一事“轻邃上奏”，粤汉路直至之洞去世，都未及动工。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8页。
　　①《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
　　②《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③《全集》，卷二十七，奏议二十七。
　　④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07页。
　　⑤《全集》，卷首下，第34～35页。
　　①《全集》，卷二十六，奏议二十七。
　　②《全集》，卷四十五，奏议四十五。
　　③《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④《全集》，卷一百一十八，公牍三十三，批兴山县请试办铅铁矿务。
　　①《全集》，卷一百零八，公牍二十三。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致上海盛京堂。
　　③王彦成：《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九，第5页，北平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1931年版。
　　④⑤《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
　　⑥《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
　　⑦《全集》，卷十，奏议十。
　　⑧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二六，电报卷三，武进盛氏刊本，1939年。
　　①《全集》，卷一百九十，电牍六十九。
　　②《张之襄公电稿》卷五九，第8页。
　　③《全集》，卷一百九十一，电牍七十。
　　④《全集》，卷一百九十二，电牍七十一，致京瞿尚书。
　　⑤《全集》，卷一百九十三，电牍七十二，军机处来电。
　　①《申报》，1894年10月13日。
　　②《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①《全集》，卷四十三，奏议四十三，《筹设商务局片》。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电牍二十九。
　　③《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
　　④《全集》，卷一百一十五，公牍三十。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覆商部。
　　①《全集》，卷四十二，奏议四十二。
　　②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195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④《东方杂志》五卷第十号《大事记》。

　
第四节“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
　　无论是治理地方，还是大兴洋务，财政问题部是关键之处。张之洞政绩卓著，与他开通的财政思想大有关系。
　　在转化为洋务派之前，张之洞信奉的是中国传统的黜奢崇俭、量人为出的理财准则。他在殿试对策中说：“今天下大患于贫，吏贫则默，民贫则为盗，军贫则无以战，而其原自不俭始。”⑤崇尚节俭，这本身并无可非议，张之洞一生廉洁，并以此原则整肃各地吏治，端正风气，对于当时腐败骄奢的官场，多少收到一些纠弊之功。他在山西、广东等地历行革除陋规、杜绝中饱、裁撤摊派；省却浮吏，“培本根，厚风俗”①，对于扭转府库空虚、财政短细的窘况，也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单纯地崇节俭、省浮费、革陋习，以之守成尚可维持，以之创业则无力开拓。张之洞在山西、两广经理财政的实绩，一方面显示了他的行政才干，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理财思想此时还囿于传统经济轨范之内。
　　大兴洋务所需巨额用度，逼迫张之洞从传统理财思想中解放出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在一份奏折中论道：
　　尝闻数十年来论理财者，大率以省啬为先，谓以备有事时之用。此省事息民之常经，闭关自守之善策，而非所论于强邻环伺之时势也。
　　这里所谓“尝闻”的“省啬为先”，其实正是张之洞过去所遵循的原则，因此这一段话又可视为张之洞财政思想的自我批评。“强邻环伺”之下，“省事息民之常经”不可重念，必须大兴实业，增强国力。这就必然带来财政用度的剧增，仅靠“崇俭”、节流的办法，显然无法应付，惟有广开财源，多方筹措，方能将大量资金投人生产领域，使之增值，以此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张之洞用十分简明的话表达出他对理财原则的新认识：“本欲阜财，必先费财”③，“理财以先赔钱为主义”①。
　　此时的张之洞，不再鼓吹“大患于贫”，”原自不俭始”的老调，而是反复申明“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②。如果以“节省”为由，停办各种实业，必然使国力进一步衰竭，倍受列强欺凌盘剥，“先省数百千金，而日后多费数万金至数百万金。”“倘专务省费，则所省者少而所耗者多”③，鸦片战争失败，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八国联军攻人天津，尽掠司道局库存银六百万两而去；都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与其赔款于人，不如用款自强。“赔偿之款所以纾目前之祸难，自强之款所以救他日之沦胥”④。
　　为了筹集”自强之款”，广兴实业，增强国力，张之洞可谓绞尽脑汁，甚至不顾及个人声誉及社会恶果，开广东“闱姓”赌捐以救燃眉之急。但是，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国贫民困，官款难拔，商款难筹，迫于无奈，张之洞萌发了利用外资的设想。在两广总督时期，他便提出借洋债的主张，并付诸实行，共借洋款九百万两，用于购枪炮备海防。甲午战争以后，他又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陈述借用外资的必要：“今日赔款所借洋债己多，不若再多借一二。及此创巨痛深之际，一举行之，负累虽深，而国势仍有蒸蒸日上之象，此举所借之款，尚可从容筹补。果从此有自强之机，自不患无还债之法。”⑤除了直接借债之外，张之洞还主张以中外合资的形式引人外资。甲午战后，列强渗入内地，开矿兴厂。面对中国资源被大肆掠夺的局面；张之洞急欲振兴民族工业以相拮抗，但苦于“华商既无百万之巨资”，“又无数十年之矿学”。因而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莫若议与洋商合办”，“本息按股均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过半，尤为简易无弊。较之全为西人所据，及闷佳矿而不能开者，不远胜乎？”当然，倘若洋商“非与华商合股，断不准其独自开采”①，如此则既可利用外资，又不丧失利权。
　　张之洞利用外资的准则是“重权轻利”②。如果外资无利可图，洋商断不会白白花钱；但如果听由洋商独专其利，又失去了利用外资以实国力、裕民生的本来意义，因此，“要之必令其有利可图而不令外人独专其利，斯为最平妥之方”③。这种认识，直到今天，仍具有其借鉴意义。
　　理顺财政关系，也是张之洞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主持山西、广东、湖北等地政务，均将整顿税收作为理财的先导。其间既有裁撤摊捐，又有增设税目。另外，对于严重影响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坚决主张废止。他认为厘捐”奉行既久，弊窦日滋，局卡繁密，司巡苛暴。查验则到处留难，浮费则有加无已，以致商利日薄，民生日艰。良懦者竭业而失生计，狡黠者驱之以归洋旗，徒招怨咨，无裨国有”④。他先后撤消湖北各州县厘卡三十一处，改办百货统捐，缓解“商民困累”①。在湖广总督任内，他还革新币制，铸造银、铜币；印刷纸币，一来解除钱荒，以利流通；二来杜绝民间私铸钱币，偷工减料，干扰金融，扰乱市场。这些举措，在繁荣地方经济，增加政府财力方面，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终结性人物，张之洞的经济活动确实曾一度声势显赫，引起中外注目，大有振衰起颓之势。但是，这一切有如昙花一现，在颇为热闹一阵之后，又归于沉寂。到二十世纪初叶，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实业”便一蹶不振。官办企业或停产倒闭，或交商承办，几乎全都中道夭折。他曾给予一定扶植的民间工商业，也在外国资本与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苦苦挣扎，艰难度日。张之洞的富国梦，终至破灭。这种结局的出现，既由于客观大环境的背景制约，又由于主观因素的促成。就前者而言，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其整体经济运行机制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尚未崩塌，而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已在不少行业萌生、成长，但因受到固有经济势力与经济观念的抵制，步履维艰，尤其是其中的民族资本主义力量，更是困厄重重，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在湖北一地的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实业建设，其资金、技术、原材料、市场诸种条件都处在十分不利的客观大环境之中，左右受掣，处处碰壁，终至走投无路。就后者而言，张之洞经济思想中的封建遗传因子，更是他富国裕民好梦难圆的内在根源。
　　张之洞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企业家，也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经济思想家，而是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和开放襟怀的行政大员。他的“洋务”经济建设事业的根本动机，乃是为摇摇欲坠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加固墙脚，支撑危梁。就具体的经济行为而论，他所选择的目标，并不是以最小投入来换取最大产出、最佳效益，而是完全服从于巩固清廷朝纲的政治目的。非经济的因素控驭了经济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导致运动的畸型发展和非乐观结局。这反映在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中，便是种种反科学原则、反客观规律的谬误认识的存在。这在他的企业管理思想方面，表现尤为显著。
　　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管理，本身已成为一门严格的高度艺术化的科学。但是主持湖北诸多近代企业的张之洞本人，在这方面的知识极度贫乏，对于价值规律、经济管理手段。或者仅知皮毛，或者一窍不通，全凭衙门式的训令指挥生产。如盲目订购机器，忽视原材料的供给保障、以行政手段强行干预企业资金流动走向等等，都给企业造成人为的发展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官场的裙带之风，贪污贿赂、糜费侵蚀，排场应酬等积弊弥漫于企业内部。汉阳铁厂“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仰窥帅（指张之洞一引者）意”①。塾师黄厚成，仅凭教过总督之子，便被委任湖北针钉厂总办，经营无方，亏空巨大。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五百余万两银，用于基建，购置设备的不到一半，“余皆系浮费，于公司毫无利益”②。由此而论，张之洞这位洋务殿军富国梦的破灭，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⑤《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
　　①《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
　　②③《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①《全集》，卷二百，电牍七十九。
　　②《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③《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
　　④《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①《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第383～385页。
　　②③《全集》，卷六十三，奏议六十三。
　　④《全集》，卷六十五，奏议六十五。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盛宣怀档案》，钟天纬致盛宣怀函。
　　②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第12页。

　
第四章“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张之洞的军事谋略
　　张之洞本一文臣，但他死后，清廷溢以“文襄”。据《钦定大清会典》称：“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咸丰三年（1853年），上谕更明令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谥“襄”。晚清重臣中，以“文襄”谥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①左氏戎马一生，以“文襄”谥，顺理成章。而之洞以一文臣而获此谥，有人曾表疑问。其实，张之洞一生，于国防军事颇多建树，在改革军制、抵御外侮、修整军备、提高军队战斗力等诸多方面实绩彰著，故以“文襄”谥，虽不足全面概括张氏，却也言之有据。
　　张之洞自道：“弟儒家者流，岂知兵者，特以外任十余年来，防海防江，迫于职守，不能不从多年老兵，他邦客将询防考求”①。可见他是在出任封疆大吏，而又面对外侮日迫的情势下步入研讨军事之途的。如果说在抚晋之前，他于军事尚处外行隔膜之状，那么在督粤参与对法作战之后，他为疆臣职责所迫，极力讲求军事，逐渐登堂入室。他于督粤任内的一份电报中说：“惟疆臣之职，一在用兵力以相慑制，一在结民心以固藩篱，一在考地理以资折辩”②，表明他于军事方面的初步认识。在此以后，张之洞“即以军旅之事，无一仰给于人为志”③，督鄂十七年，编练新军，自制枪炮，建成当时国内一流水准的近代陆军部队，成为全国编练新式军队的楷模。
　　张之洞晚年曾自白：“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④。从“岂知兵者”到潜心“身心性命之学”，张之洞由军事外行逐渐成为“知兵”大员，其军事思想相当丰富，留给后人一份可资借鉴的遗产。
　　①清初及清中叶谥“文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