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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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逐渐成为“知兵”大员，其军事思想相当丰富，留给后人一份可资借鉴的遗产。
①清初及清中叶谥“文襄”者，如洪承畴（1593—1665）、舒赫德（1710—1777）、福康安（？—1796）、明亮（1736—1822）、长龄（1758—1838）均有武功，文臣谥“文襄”的则有靳辅（1633—1692）、于敏中（1714—1779）。
①《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袁慰庭。
②《全集》，卷一百二十八，电牍七，致东兴邓钦差等。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5页。
④《全集》，卷一百八十八，电牍六十七，电梁盐道。又见《张文襄公治鄂记》第65页。
第一节“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
张之洞生于国势衰微日甚，列强侵略日迫的多事之秋。他的军事战略思想，始终立足于守备御侮。他说：“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①面临列强咄咄逼人的政治干涉、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张之洞认定，中华民族要想自存，非“力”不行，“力者，兵之谓也”。在近代国际强权政治格局之中，一味乞求和平，是决无出路的，惟有加强自身国防实力，方可收保国、保教、保种之实功。张之洞指出，作为弱国的中国高倡“弭兵”（即裁军）之议，是自欺之谈。他严厉批评“今世智计之士，睹时事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人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②严酷的现实是，“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所以结论只能是：“苟欲弭兵，莫如练兵。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兵日雄，船日多，炮台日固，军械日富。铁路日通，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③张之洞认为，不仅在整体国防建设的方略上，必须立足于自强自卫，而且在具体对外交涉过程中，也必须有武力为后盾。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两国于广西前线进行外交接触，法方不同意广西巡抚参与谈判，“忌其有兵也”。张之洞针锋相对，力主“制敌正当投其所忌”。下令冯子材、唐景崧等部以临战状态相威慑，但却为朝廷所阻。他致电李鸿章，陈说此举的必要性。面对强权讹诈，“岂婉商力辩所能济事，彼拥兵而禁我带队，尤不可解”④。只有以力抗力，才能取得谈判桌前的平等地位。这便是他一贯主张的：“必实有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也。”⑤出于守备御侮的考虑，张之洞不仅重视近代正规军事力量的建设，而且也注意利用民间武力。中法战争期间，他组织五千余人的民团，雇沙船、渔拖多艘，加强广州守备力量，又劝令侨商捐资购造兵船。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建议饬办东南沿海渔团，以张謇、沈云沛主其事。令其于近海港岸多挖长壕，广筑堤墙及土炮台，并暗埋水旱雷。“其紧要处所，简练团丁，分段设守，海口之可通出入者，则令渔船轮流出洋侦探”。此举大获成效，“溯自威海失陷，江南沿海各邑，风鹤频惊。勇营扼要驻防，每虑顾此失彼，幸有民渔盐场各团练，同仇偕作，踊跃从公，款则官劝民捐，事则官督民办，虽未交绥接仗而沿海数百万之居民得以安堵，不至惊窜流漓，实赖团练维持保障之力。”①作为清廷的方面大员，张之洞在“攘外”的同时，也常常动用武装力量以“安内”。如派兵缉拿各“教案”的“祸首”。镇压土匪、马贼、会匪、游勇，严厉处置，“就地正法”②。但在他一生当中，于军事谋略及行动方面，始终是以“攘外”御侮为关注重心。
①《劝学篇·内篇·非弭兵第十四》。
②③《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
④《全集》，卷一百二十五，电牍四，致天津李中堂。
①《全集》，卷四十二，奏议四十三，《淮海等处团防经费开单请销折》。
②《光绪朝东华录》十二年二月，第2066页。
第二节 改革军制，裁旧练新
从出任山西巡抚开始，张之洞具体负责地方军政要务，于军事制度的革故鼎新方面，认识逐渐深化。抚晋之初，张之洞即发现传统军制弊端丛生，非兴革不敷时用。他在《筹改营制折》中论道：
绿营积弊无可挽回，勇营、饷营、章营制均胜绿兵，而其病在随将领为去留，不与地方相维系，且不习风土，亦往往有迂地弗良之时。……拟将通省绿兵减额加饷，一律改为练军，大率参制兵勇营之制而用之，取勇营之简易，参以制兵之持久，化饥为饱，化繁为简，化散为整，化板为活。①他将晋省裁改兵制应议事宜分列十二条，即改定营名、修建营房、分防移调、练习火器，出省加饷、统领公费、长夫限制、支食廉俸、分设汛弁、变通借补、改铸印信、暂留守兵。根据这一基本构想，张之洞锐意筹编山西练军，“并不独为山西一省计也。果使此军练成劲旅，不惟可以挑补晋省练军，沿边万余里，随处皆可用之。”②练军是从绿营、勇营向新式军队过渡的军制形式。由此起步，张之洞开始了他军制改革的思想与实践。经过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战争的检验，张之洞更感到旧军改革之必要、新军编练之急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一份奏折中总结旧军制积弊有七：
人皆乌合，来去无恒，一弊也。兵皆缺额，且充杂差，二弊也。里居不确，良莠不分，三弊也。摊派刻扣，四弊也。新式枪炮，抛弃损坏，五弊也。营垒工程，不知讲求，六弊也。营弁习尚奢华，七弊也。①张之洞提出，惟有仿行东西洋各国，裁撤旧营（包括绿营制兵，练兵防勇）。推广新式军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队涣散、国防空虚的被动挨打局面。他驳斥守旧势力阻挠改革的论调：“试思环球各强国其练兵皆同此一法，而谓中华兵力最弱之国反能别创一器一法以取胜，此事理之所必无者也。”②这里强调了军事现代化的共同规律，批评那种以“特别国情”拒绝现代化的谬说。在《劝学篇》中，张之洞进一步论证这种共同规律“盖兵学之精，至今曰西国而极。……方今兵制教法，东洋西洋，大略皆同，盖由推求精善，故各国有则效而无改易之者。”③旧式军队的淘汰，难度很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张之洞建议清廷分年裁撤，不分马、步、战、守，每年裁二十分之一，二十年裁完。他率先于湖北推行裁汰旧军之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奏请将马战守兵七千七百一十五名，分为五年递裁，以“裁散不裁整，裁兵不裁官，为人手之方法”④，稳妥地解决裁旧难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张之洞根据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九条应急措施，并将“宜亟练陆军”，“宜亟练海军”列为第一、二条。这一年十一月，他在暂署两江任内，编练新式陆军“自强军”。计有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共十三营。其建制为步兵每营250人，分五哨；炮兵每营200人，分四哨；马队每营180人，分三哨；工程营100人。各营还配备有医官。枪匠、兽医等后勤保障人员。这支部队，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武装力量的一支。虽然人数不多，但在中国军制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次年初，张之洞从两江返任湖广，以更大规模编练新军。经过十年经营，编成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共称“湖北新军”。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统计，第八镇有官七百员，镇统张彪，兵一万五百名；第二十一混成协有官二百八十员，协统黎元洪，兵四千六百名。“湖北新军”是当时仅次于北洋六镇的第二支强大新式陆军。
张之洞编练新军的指导思想是：“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他把这七条称为“军之体也”。“凡事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立”①。张之洞认为，“必须扫除故套，参用西法，参用各国洋弁教习，讲求枪炮理法，兼司营垒测绘，始可谓之为兵”②。只有在建军制度、条令规则、训练方法、战术原则、军械装备等方面全行仿效东西洋各国，方能从根本上革除旧军队疲沓昏陋之锢疾，建立起精壮强练的近代武装。
在具体仿效对象上，张之洞认为，德国陆军之强冠于全球，因此当以德人练兵之法为楷模，自强军便是基本依照德国章程编制而成。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张之洞又以日本军制为新军编制的主要参照。新军采用镇（相当于师）、协（相当于旅），标（相当于团）、营、队（相当于连），排、棚（相当于班）的梯级编成序列。镇为综合军事建制，包括步、马、炮、工、辎五大兵种，更利于诸兵种协同作战，以适当近代战争的需要。在编练方法上，张之洞认为，选募洋弁洋将，直接训练指挥中国士兵，十分有利于中国将领从中观摩学习，尽快掌握近代军事训练、作战法则，易收事半功倍、立见成效之功。
编练自强军时，张之洞聘请三十五名德国军官。他们不仅担任训练科目的教官，而且还被授于指挥营、哨两级的实职，中国军官仅任副职，“选武职中壮健有志，不染习气者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两地武备学堂出身之学生为副哨官。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弃，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①张之洞离两江返回湖广本任时，又调部份洋弁到武昌，担任湖北新军的训练工作，不过此时他对选募洋弁的看法有所改变：“中华练兵诚为第一要事，惟各国皆思干涉我兵权，亦是大患。大率用洋人为教习可，用洋人大员为将领则万万不可。”他改变授洋弃以指挥实权的做法，仅以之作顾问和教习，并且立定合同，加以约束。其合同内容主要为：洋弁之军衔不超过守备；洋弁为张之洞属员，听其节制；洋弁仅任教习；训练诸事均应与营务处道员商办。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张之洞为湖北新军聘募了不少日本教习，其使用原则。亦如上述。
在取得相当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归纳出“东西各国教将练兵要旨”十二条，奏请朝廷颁饬各疆臣“切实研究”，广加推行。其内容为：
一、教士以礼，使之有耻自重；
二、调护士卒起处饮食；
三、讲明枪炮弹药质性源流之法；
四、枪炮线路取准之法；
五、掘壕筑垒避枪炮之法；
六、马步炮各队择地借势之法；
七、测量绘图之法：
八、队伍分合转变之法；
九、守卫侦探之法；
十、行军工程制造之法；
十一、筹备行军衣粮辎重之法；
十二、行军医药之法。①
由此可见，张之洞对于近代新型军队的管理操练细则。已有一个比较完备的认识，这在中国近代化武装力量的草创阶段，尤显其理论意义和实践功效。
张之洞强调军队必须有严明的纪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北新军一部调驻安庆。张之洞专电该部“务须严整肃静，均住帐棚，不可人民家。饮食柴草一切自备，街市买物务须和平，不准稍有强买争闹等事，违者必应严办。总之，万不准扰皖省一草一木，以全名誉。”②湖北新军军纪严明，为各省所称道，与张之洞的严格要求有直接关系。
于部队编训之外，张之洞对于国家军事管理、指挥系统的建设，也提出新的构想：“请仿英、法之总营务处，日本之参谋本部，于都城专设衙门，掌全国水陆兵制、饷章、地理绘图、操练法式、储备粮饷、转运舟车、外交侦探等事。平日之预筹，临时之调度，悉以此宫掌之。兼采众长，务求实用。”①这些建议对于清政府军事方面的“新政”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全集》。卷八，奏议八，《筹改营制折并单》。
②《全集》。卷六，奏议六，《密陈北军应练片》。
①《清史稿》志一百十四，兵十，第4129—4130页。
②《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③《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4页。
①《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
②《全集》，卷四十六，《请添练精兵折》。
①《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②见《全集》，卷八十，电奏八。致总署。
①《清史稿》志一百十四，兵十，第4131—4132页。
②《全集》，卷一百九十九，电牍七十八，致安庆鄂军张统制等。
①《清史稿》志一百十五，兵十，第4132页。
第三节 从“广求利器”到“自铸枪炮”
迄至十九世纪中叶，清军装备仍以刀矛箭戟等“冷兵器”为主。鸦片战争以后，列强挟坚船利炮而至，几经交手，西方大机器工业生产出的近代军备的优越性，渐次得到中国人、首先是那些直接参与战争的军事将领、封疆大吏们的承认。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上疏，言统军在江南“剿贼”，“习见西洋火器之精，乃弃习用之抬枪、鸟枪、而改为洋枪队”。②这是中国军队装备洋械的开端。
就张之洞而言，重视军备的更新改良，始于山西巡抚任内。在筹编山西练军时，他就准备一改“绿营向以弓箭为先”的传统而“首重火器”。③他在给张佩纶的信函中曾透露筹巨款以购外洋军火的计划。但不久他奉调至粤，计划未及实施。
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直接参与指挥对法作战。战争是极好的课堂，之洞对于改良军备的急迫性，因此而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在《筹议海防要策折》中，他分析道：
“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①针对中国旧式军队装备落后的病弊，张之洞说：“器械不利，与空手同；不能及远，与缺兵同，史之良规也。”为了弥补与法军在军械质量方面的差距，他“抵粤以来，首以购备军火为务，分向欧美各洲不惜重金，广求利器”②。但是，事关国防大计却时时仰给于人，总非善策。张之洞于此饱尝苦涩辛酸，他在一份奏折中报告：
“去年各省设防以来，所购军火不下数百万金。而良粗不齐；且损重费，甚至居奇抑勒，借口宣战停运截留，种种为难，令人气沮。其运脚、保险、行用等费扣至四五成不等。仰人鼻息非长策。”③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自力更生，张之洞留心“访求粤省究心雷械之员弁工匠，凡稍有才艺心思者，皆令多方试造以冀逐渐扩充，开兹风气。”他扩建广州黄埔船坞，建造小型铁甲舰以增强海防力量。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886年）。他又将广东七十年代建立的机器局和火药局合并，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又创办一座枪弹厂。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之洞开始筹建规模较大的枪炮厂，并奏称：向外洋购买枪炮，“不但耗损中国财用，漏卮难塞，且订购需时，运送遥远，办理诸多周折。设遇缓急，则洋埠禁售，敌船封口，更有无处可购，无处可运之虑。况所购之械，种式不一，精粗各别，弹码各异，仓卒尤易误事。详筹时势，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①，这也是他日后排除万难，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