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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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政府“惩办祸首”，以为撤兵条件。为缓和北方紧张局面，早日议和，张之洞“请朝廷俟全权拟奏到后，议定重办首祸，即速再通发国书，力言真心悔过，将首祸重惩，谦逊委婉，切恳各国国主速即饬令停兵开议，以复旧好。”④为了迎合列强，“究竟英使意必欲重办何人，孰最重，孰较轻”，“似可密问英使，请其指名，即使彼欲一律从严，不肯遽从轻减，，其语气亦必略分等差，即据其语气之轻重，密奏朝廷，酌裁拟办何人。”⑤其卑微之态，令人不忍卒读。其后不久，沙俄出兵侵占东三省，威逼清廷接受允其霸占东北的十二条协定草案。张之洞惟恐激怒沙俄，主张”此时宜速为俄开转圜之路，”建议朝廷“速撰国书一道，先申感谢，切言俄主厚德极深铭感，俄国威力久知远震，无如中国力量太弱，四国劝阻，迫令应交公议，，不敢强违，至撄众怒而坏全局，恳其鉴谅中国进退为难，稍从缓议。”①屈辱之感，充塞字里行间。
综观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既有爱国、护民、捍卫主权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委曲求全的一面。一般说来，在涉及面较小的具体教案处理上，他较多地体现出前者，而在直接关系到清政府与列强国家利害关系的重大交涉中，他迫于国力衰败的惨痛现实，又不得不忍辱退让，以求大局不致立时溃败。其内心的矛盾痛苦，可以想见。这种悲剧的产生，很难单单归结于张之洞个人的性格、气节，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与抗争在张之洞思想中的一种反映。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8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第7页。
①丁日昌：《抚吴奏稿》，卷六，第32页。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九，电牍十八，致京李尚书。
③《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致上海盛京堂。
④《全集》，卷一百三十五，电牍二十四，致俄京许钦差。
⑤《全集》，卷七十八，，电奏六，致总署。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一，电牍二十，致伦敦龚钦差。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四，电牍二十三，致台北唐抚台。
③《全集》，卷七十八，电奏六，致总署。
④《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致西安行在军机处。
⑤《全集》，卷一百七十，电牍四十九，致江于刘制台等。
①《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致西安行在军机处。
第六章“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的一生，可以说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早年攻经读史，熟谙科场门径，直至荣登探花。人仕以后，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身膺疆吏，抚晋、督粤，兴学育才。移督湖广、暂署两江期间，又主持创设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改造书院，开近代教育之先河。晚年与袁世凯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实际主持重订学堂章程，“博考外国各种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①，制订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完备，包括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古稀之年，又奉旨管理学部事务。张之洞不仅于职守范围内以”修明文教为先图”②，而且公务之外，亦以兴学育才为乐事。他捐资在家乡南皮兴修学堂；寄赠中小学图书仪器数十种给其父早年服官的贵州兴义府，以为助学之资。人廷枢以后，仍关怀手创之广雅书院，按季调阅诸生卷牍，他在一封信函中称，”鄙人于每年四季亦得时修旧学商量之业，案牍如山，抽空披览，相隔数千里，恍若对面讨论，诚可乐耳”①。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在奏请添派张之洞会商学务的奏折中，称赞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②；张之洞辞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1844—1927）奏请为之设祠，奏折赞誉张氏业绩，特别提到教育：“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③皆非溢美之辞。
关于张之洞兴革教育的行政实绩，本书上篇有关章节已作介绍，这里着重讨论他的教育目的论、教育制度论、教学论、师资论以及游学论。
①《清史稿》卷一百七，选举二，学校二，第3132页。
②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致广雅钙院分校马季立等。
②许编《年谱》卷八。
③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第一节 德智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
张之洞的教育目的论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④。他兴学育才数十年，目的始终如一，即培养思想立场“卫道”，知识能力“开新”的忠实干练的“经世致用”之才。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张之洞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光绪二十八（1902年）年十月，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论道：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虽中国地广人多，时艰帑绌，改弦更张之始，凡诸学制固不能遽求美备，而宗旨不可稍涉模棱，规模不可过从简略。
张之洞在论述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时，并不是将这三个侧面等量齐观、并行论列。他特别强调“体用兼赅，先后有序”，显然是以德育为体，以智育、体育为用；以德育领先，以智育、体育随后，这既是张氏本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体用观的表现，也直接因袭了中国的德化主义教育传统。张之洞的新贡献在于，他在强调德化主义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具有近代教育思想的意蕴。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之洞亲自撰写《学堂歌》，阐发体育—德育—智育的要旨，刊印一万五千份，颁发至各学堂。其歌唱曰：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别无方。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教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孝父母，尊君上，更须公德联四方。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物理透，技艺长，方知谋生并保邦。①关于德育，张之洞将忠君爱国列为首要。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四川学政任内撰《輶轩语》，书中说：“教士之道，其宏纲要领，世祖皇章卧碑八条，圣祖皇帝圣谕十六条尽之，凡属上林，恭敬遵守。”二十余年之后，他已由旧式官僚转化为洋务大吏，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但其忠君爱国的德育主张不曾改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以更为急切的态度，更为明晰的语言申明：“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②他的德育思想，“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903年），他主持制订的《学务纲要》仍然规定“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
以上主张在今天看来，多为过时之论，不过，张之洞的德育思想在一般道德品行的培养方面，也蕴含若干有价值的内容。例如他在《輶轩语·语行》中所论列的德行谨厚（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动安静不轻浮）、人品高峻（教书院义学不素餐，求功名不夤缘，试场不作弊）、立志远大（不以一衿而自足，不以能文而自满，立志希古，不随流俗）、砺厉气节（当言则言，当行则行，持正不阿，方可无愧为士）等等，在今天仍可参酌。
张之洞反对将学生培养成“高而不切”，“不知时务”的“陋儒”，引导学生关心天下忧乐，树立利国利民的襟怀抱负，以此作为德育的重要任务。他认为“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务，方为切实经济。”①讲求“切实经济”，明于时务，正是中国教育“经世致用”传统的发挥，同时又暗合近代社会对于学校教育，人才素质的实用要求，表现出张之洞德育观的开明性。
关于智育，张之洞的思想变化轨迹十分明显，但要而论之，终不离“人才维国势”的根本宗旨。
历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期间，张之洞的智育思想囿于传统儒学的轨范。这在他的《輶轩语·语学》中有充分显现。该篇列举“为学之道”有四：一通经，二读史，三读诸子，四读古人文集。显然，此时的张之洞头脑中的“智育”概念，完全以中国传统学术所涉及的领域为限，以其重心为重心。“通经”被列为智育的首要内容。虽然从纯粹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分析，《輶轩语》所论“为学之道”不乏精彩之处，如读书宜读可以考古、可以经世，可以治身心的“有用书”；为学忌分门户，“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等等，但若从开发青少年智力以建设近代国家而论，此时张之洞的智育思想实在过于陈旧，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从光绪八年（1882年）外放山西巡抚起步，张之洞开始向洋务大吏转化。在兴建工厂、修筑铁路、开发商务、编练新军等一系列“求富”“求强”以振国势的洋务活动中，张之洞对于社会所急需的专门人才的知识结构、素养、技能，有了日益丰富的新认识，因而他的德育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他逐步意识到，传统教育传授给学生的“修齐治平”功夫，显然不敷时用，社会急迫需要的，不是泥古不化的迂儒，而是“道义兼通”，“文武兼通”，”内外兼通”的于才。要培养这样的全面之才，“智育”的内容必须扩充，结构必须调整，重心必须转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创设储才学堂折》中说：“古者四民并重，各有相传学业，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他决定在储才学堂内分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交涉之学包括律例、赋税、舆图、繙书；农政之学包括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工艺之学包括化学、汽机、矿务、工程；商务之学包括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①此时张之洞对“智育”的理解，可以《劝学篇·外篇·益智》为代表：
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
他接着批评道：“华人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求之。”对中国传统教育忽视农、工、商、兵等各门专科知识作出真切反省。对照二十余年前《輶轩语》所论“为学之道”，已大相径庭。此时他所认定的“智育”内容，远远突破经史子集、修齐治平的狭窄、陈腐范畴，而以“新旧兼学”，“政艺兼学”为标帜。所谓“新旧兼学”，是说既要学习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旧学”，又要学习西政、西艺、西史等”新学”。所谓“政艺兼学”，是说既要学习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之学，又要学习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西艺”之学①。从所列科目的广泛、完备看，近代教育的“智育”内容，至此已基本定型。
张之洞此时的智育思想有两点应予以特别注意。
其一，他之所以大大拓展智育的范围，完全服从于“人才维国势”的根本目的，所谓“智以救亡，学以益智”。他声称：“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②。他之所以提出仿效西方广开“专门之学”，主要是出于开办多种“洋务”事业的急迫需要，而并非出于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起近代教育的“智育”理论体系。
其二，正因为张之洞的“智育”服从于挽救清王朝“贫弱废弛”的“国势”的目的，所以在“开新”的同时，又留有顽固的“卫道”尾巴。其典型例证是，他在自己开办的第一所近代课堂——广东水陆师学堂中，要求学习管轮、驾驶、马步、枪炮、营造专业的学生于“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经史，试以策论。”①这种不伦不类的课程安排，丝毫无益于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但它却真切的反映出张之洞智育思想的深刻的内在矛盾——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
关于体育，正如《学堂歌》所唱，张之洞将其视为教育“第一桩”。为了培养学生强健的体魄，张之洞在拟定的《学务纲要》中规定“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并于各高等学堂中讲授军制、战史、战术等要义。”对此，张之洞的好友、军机大臣瞿鸿机（1850—1918）表示异议。之洞致信瞿鸿机，说明“学堂兵操万不可少。……所谓兵式体操者，乃操练步法行列并演习放枪之式，若无枪械，即操法不全。……此乃环球各国办学者第一注意之事，在中国今日学堂尤为自强要端”，“似不宜删除也”②，在他主持开办的各级各类学堂中，各年级均设有体操课目。
出于“卫生先使民强壮”的考虑，张之洞一向对摧人体魄，毁人精神的鸦片烟毒深恶痛绝。早在抚晋期间，他就严禁在校诸生吸食鸦片，规定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徐收移风易俗之功。”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制订《学务纲要》，又专立一条：“查洋药为鸠毒之尤，各省学堂均应悬而厉禁。无论官师学生及服役之人，有犯此者，立行斥退，万不可稍从宽假。”
④《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学务处发学歌军歌》。
②《劝学篇·内篇·教忠第二》。
③《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语行。
①《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②《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
①《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瞿子玖。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禁种罂粟片》。
第二节“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
随着张之洞“洋务”事业的展开，教育思想的变迁，他对于已经实行一千三百余年的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的结合一一科举制度的病灶洞察日渐透彻，认为这一制度“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