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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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对废止科举，广兴学堂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甲午战争以前，他虽有改革教育制度的零星设想，却并无系统。甲午惨败的刺激使他痛切感受到教育制度变革的紧迫性，并仔细研读李提摩太所著《新学八章》、《整顿学校》诸文，遂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吁清修备储才折》主张广设学堂，采纳了李提摩太的意见。②不过，此时张之洞尚未正面批评科举制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已指明科举制的诸种弊端，认为“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但尚未提出废除科举，而是主张“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其具体方案是“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第二场试以时务策，第三场试以四书五经文。“大体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这样改革的好处是“寒士无文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喜，人才必多。”①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张之洞在创办新式学堂方面已有众多实绩，对于科举、学堂的优劣短长，有明确比较：
“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的知。彼此相衡，难易迥别，人情莫不避难就易。”②总之，“凡科举之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明矣。”③“尽管如此，出于可行性方面的考虑，张之洞此时仍主张用递减员额的温和办法，逐渐使科举消亡，以缓解社会传统习惯势力对于新教育制度的顽强阻力。其具体步骤是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十年减完。他特别申明：“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他还为“旧应科举之老儒”而“不能改习新学者”安排出路，使充各学堂经学科、文学科之教习，定期查其实绩，比照同文馆汉文教习例给予奖叙。①张之洞的考虑不可谓不精细入微，用心良苦。但是，传统势力的历史惰性却并不因此而稍减。新式学堂的推行，阻力重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张之洞与袁世凯联衔奏请立停科举，大兴学堂。其奏称：
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庶几广学育仁，化民成俗，胥基于此。②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③科举制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古制度行将就木的文化征象。张之洞促成了它的实现，有功于历史。破与立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在改革科举的同时，张之洞于创立新的学校教育制度体系方面，也耗费心血，做了大量工作，从而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在兴办“洋务”的二十余年间，张之洞经手创办了数十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与此同时，在建立一种完备、系统的新式教育制度体系方面，他也进行了总体性的思考，并最终形诸章程形式。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张之洞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就“兴学育才之大端”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学有定程，循序不躐等，教科书官定颁发，通国一律等学制方面的构想。他还分学校为蒙学、小学、中学、高等学堂与京师大学堂五级，各级入学年龄、修业年限都有明确规定。中学以前为普通教育，高等学堂起为分科专业教育，三年期满后必须实习一年方可毕业。大学教育则是高等学校分科专业教育的深化提高。①这一学制构想未及在全国推广，但张之洞以此认识为基础，在湖北地区基本建立起成龙配套的区域新教育体系。
次年十月，张之洞将这一区域新教育体系的实施要旨、办法上奏清廷。其要旨八条：
小学为急第一，
读经温经第二，
教科书宜慎第三，
学堂规制第四，
文武相资第五，
教员不迁就第六，
求实效第七，
防流弊第八。其办法十五条，包括师范、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农学堂、工学堂、勤成学堂、仕学院、学堂经费、省外中小学、蒙学、学务处①。
以上可见，张之洞此时关于新式教育体制的构想，已趋完备。正因为如此，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认定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奏请添派之洞会商学务，参予修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制订、但未实行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奉旨入京，与张百熙等会商重订学堂章程，并制定《学务纲要》。经过数月紧张磋商，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在全国推行的新式学制，即通称的“癸卯学制”（因1903年为于支纪年癸卯年而得名）。张之洞在给瞿鸿的信中曾自述重订学堂章程的辛劳：“惟此事繁难已极，关系甚重，改定不止十次，两月来昼夜赶办此事，困惫已极，寒天病躯，十分心急，而无可如何。”②“癸卯学制”共分三段七级。
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七岁入学）、高等小学四年，共三级十三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含中学堂一级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含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到四年，通儒院五年，共三级，十一到十二年。与以上普通教育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系。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和优级师范学堂（高级教育性质）两段，共修业八年。实业教育分初等实业学堂（程度相当于高等小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性质）、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性质）三段，共修业十五年。此外与普通高等学堂程度相当的，还设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仕学馆等。
关于各级各类学校的不同任务，《学务纲要》作出简要说明：蒙养院及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良善。高等小学堂及普通中学堂，意在使人此学者通晓四民皆必知之要端，仕进者有进学之阶梯，改业者有谋生之智能。高等学堂意在讲求国政民事各种专门之学，为国家蓄养任用之人才。通儒院意在研究专门精深之义蕴，俾能自悟新理，自创新法，为全国学业力求进步；并设立中国旧学专门为保存古学古书之地。实业学堂意在使全国人民具有各种谋生之才智技艺，以为富民富国之本。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①关于“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学务纲要》开宗明义予以申述：“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从幼童人初等小学堂始，……晓之以尊亲之义，纳之于规矩之中，一切邪说诐词，严拒力斥，使学生他日成就，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均上知爱国，下足立身。”“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中外固无二理也。”②其宗旨仍在德智体三育的全面发展，而居于统率的德育，则大体沿袭传统故辙。
在新型学校管理制度的草创方面，张之洞堪称近代中国第一人。清朝旧制，为管理地方教育，每省设提学道一人，雍正年间改为提督学政，简称学政。学政是朝廷派往地方巡视科举、督察学务的“客官”，且地位与地方长官总督、巡抚平起平坐，地方无权调遣。而且其管理方式，也不符合新式学堂教育的要求。随着湖北地区新式学堂的陆续开办，张之洞逐渐认识到设立隶属地方行政首脑的专职管学机构的迫切需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他率先设立湖北学务处，作为统一管理全省教育行政的机构。他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癸卯学制”中，规定各省均仿湖北成例，设立学务处。张之洞还对建立全国统一的教育管理体制提出基本构想：于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凡整饬各省学堂、编订学制、考察学规、审定专门普通实业教科书。任用教员、选录毕业学生、综核各学堂经费、及一切有关教育之事均属焉。”京师大学堂请另设总监督一员，“不令兼别项要差，免致分其精力。”“如是则全国之学务与首善之大学皆各有专责而成效可期矣。”①学务大臣应设属官，分长六处。专门、普通、实业三处，分别管理专门学科、普通学科、实业学科学务。审订处审订统一教科书及各种图书仪器，检察私家撰述，刊布有关学务之书籍报章。游学处管理出洋游学事宜。会计处管理学务经费。学务大臣属员应选深通教育事理的京师大学堂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生、游学生充任。各省学务处应按此对口设立普通、专门、实业、审订、游学、会计六科。以期上下贯通。有效运转。
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的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劝学篇》明确表示：“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他在致张百熙的电文中，建议派员考察各国学制，而以“日本学制尤为切用”，“师范生宜赴东学习”①。“癸卯学制”就明显带有仿照日本学制的痕迹。而且，游学教育在他的教育体制构想中，始终占有异乎寻常的突出地位。但是另一方面，“癸卯学制”及《学务纲要》又十分强调维护“中学”的至尊地位，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②更有甚者，《学务纲要》竟专列一条，“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文端士风”。其间批评“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训；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他进而推论，“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③其顽固迂腐溢于言表。
当然，在”中学力体”的前提下，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于“西学为用”方面，仍有不少开拓性贡献。如《学务纲要》明文规定“经学课程简要并不防障西学”，“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参考西国政治法律宜看全文”，“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科学相间讲授，乃各国成法，具有深意”，等等。以上分析表明，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乃是一新旧杂揉的拼合体，它集中凸现出晚清“洋务”教育的过渡性特征。其培养目标，正如鲁迅所针砭的：“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①尽管如此，张之洞在近代教育的学科分类、课程设置、组织管理、行政体制方面，毕竟提供了前辈所无的新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留给后人宝贵的遗产。
①《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
②李提摩太建议速增订西学课程，科举考试凡不知西学士子，一概不取。张之洞奏折之意与此略同。①《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
②③《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试边递减科举折》。
①《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试边递减科举折》。
②许编《年谱》卷九。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三十一年七月。
①《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瞿子玖。
①见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8—9页。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
②《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8页。
①《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专设学务大臣片》。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八。电牍五十七，致京张治秋尚书。
②《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12页。
③《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14页。
①《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09页。
第三节“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
张之洞并非职业教育家，但通经致用的个人阅历与兴学育才的丰富实践，使他对于教学规律形成基本认识，即“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②。无论是开设旧式书院，还是创办新式学堂，他的这一教学论思想始终一以贯之。
张之洞是正途科举出身，但他绝非读死书的冬烘。他一向认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③。“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蠹也”④。他毕生追求的是“经（国）济（民）之道”，而“经济之道，不必尽由学问（书本知识），然士人致力，非书无由”⑤，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张之洞十分强调“讲习与历练兼之”，亦即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他告诫诸生，“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①。当然，张之洞所谓的“实践”，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意义上的实践，其要旨在引导青年学于关心事功，以维系晚清国势。但是他据此提出的“讲习与历练兼之”的思想，基本符合教育学规律。
基于这一思想，张之洞主张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反对死读书，读死书。他认为读书“不贵多，贵真；过目不贵猛，贵有恒；不贵涉猎，贵深思；不贵议论，贵校勘；不贵强记，贵能解”②。他反对加重学生负担，搞疲劳轰炸，“必有余力，乃可读书”③。在与梁鼎芬讨论两湖书院课程设置的信简中，张之洞写道：
“行检二百题，诚觉其多。三年学生断不能作许多题，若其作完，则与小试元异，但有交卷之功，断无读书之暇，一也。况又兼习各门精细繁重之学，学生安能人人有此敏才强力，外人必以为各门皆是敷衍，教不真教，学不真学，二也。如其真学，诸生断不堪其苦，外人必议其过于繁苛，三也。更有一要义，行检一门，所重在行，若题目过多。外人必议日此仍是考文，非考行也，四也。”④在教学法方面，张之洞认为，“山长之教法……非善诱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