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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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讲习与历练兼之”收到最好的效果，张之洞又区分”学之为事”为“专门著述之学”与“学堂教人之学”两类。“专门之书，求博求精，无有底止，能者为之，不必人人为之也。学堂之书，但贵举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④将学堂教育内容的深度与广度确立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不仅符合普及教育的目的，更为学生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理解、掌握、运用自如，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②《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⑤转引自《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90～391页。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②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①②《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第四节“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
新旧学制交替之际，师资问题实为当务之急。仅知“子日诗云”的塾师，显然无法胜任声光电化之教学。广兴学堂所需要的数量庞大、知识结构全新的教员从何而来，成为新学制能否全面推行的成败关键。张之洞于此有诸多论述。他多次强调：“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①”各属开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②“国民教育必自小学始，欲得小学教育，必自养成师范始。……是以兴办师范尤为小学之先务。”③由此形成他的师资论。
在湖北推行新式学堂之始，张之洞为解决学堂师资之急需，曾从经心、两湖、江汉三书院选派优等学生“赴日本习师范，以为速成师范之预备”④，但这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师资的大量需求，于是决定在省内创办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城东宾阳门以南创设湖北师范学堂，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作为学生教学实习之处。课程除普通学科外，另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学额一百二十名。速成科一年毕业，正科二年或三年毕业。该校与张謇于同年开设于江苏的通州师范学校，同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教育之先。
张之洞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①。故尔在“各学堂办法十五条”中，将师范列为第一的位置。为解各地新学大兴的燃眉之急，他极力主张先办师范速成科。在给学务大臣张百熙的信中，张之洞提出：“方今国势危急如救焚拯溺，夜以继日，犹恐不及，至师范速成科尤为紧要。若待完全师范毕业必须五年，各省小学堂将待五年后再开乎？”②他率先于湖北开办速成科，供各属学堂之急需。张之洞认为，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质量，而合格的教员非经正规师范训练不可。兴学之初，湖北各地出现学堂发展过猛的情况。黄州府中学堂学额定为二百四十名，荆州郧阳两府中学堂的学额也定为一百六十名。张之洞看出其中的弊端，立即札饬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传习所。札文称：”小学不兴，不但普通实业各中学堂无合格学生，而国民教育亦终无普及之一日。”他批评各府盲目发展中学堂“实为懵昧可异。……其实府中学堂此时安有许多合格学生，此正如无根之条终归于萎，虽长奚为，无址之墉立见其倾，虽高安用，徒张虚名，不求实济，始基一坏，补救无从，可谓不思之甚，错谬之甚者矣。”与其办一些名不符实的中学堂，不如扎扎实实从抓合格师资入手，办好小学堂，以强固国民教育之基础。因此，“饬各该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传习所。”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予重订学堂章程。他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在“癸卯学制”及《学务纲要》中得到充分体现。《学务纲要》载明：“师范学堂，意在全国中小学各有师资，此为学堂本源，兴学人手第一义。在“癸卯学制”中，各级各类师范教育相互配套，形成独立的完整体系。初级师范与中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专科学校，优级师范与高等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此外，还有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实业教育讲习科等。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格局，从此得以奠基。
①②③《张文襄公牍稿》卷二十，二十一。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张野秋。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传习所》。
第五节 广派游学，收“百闻不如一见”之利
张之洞注意于派遣游学生是从九十年代任湖广总督时开始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函请选派中国学生二百名，陆续前往日本各学堂学习，并允支援经费，经朝廷议复同意。正在湖广总督任内的张之洞会商选择“聪颖子弟”湖北一百名，湖南五十名，前往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诸学。这是两湖派遣大批学生留日之始。张之洞之所以十分热衷于派遣游学生，与他急需洋务人才的愿望有关。他在《劝学篇》中曾说：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于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狱之说也。”①他又从办学堂需要大批新式教员的角度提出了派遣游学生的必要性。庚子国变以后，张之洞痛心疾首于冥顽不灵的旧式官僚的误国，再次呼吁：“论今日育才强国之道，自以多派士人出洋游学为第一义。”②张之洞派遣游学生的方针是“西洋不如东洋”。一则，日本路近费少；二则离华近，易考察游学生情况；三则日文近於中文，易通晓；四则日人已对西书作了删节酌改，便于学习。因此，他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叶，选派大批湖北学生留学日本，据粗略统计，达数千人之多，为留日学生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除选派游学生出洋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派遣官员出洋游历考查。中日甲午之战以后，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上奏道：洋务之兴，己数十年，而中外文武臣工，罕有洞悉中外形势，刻意讲求者，不知与不见之故也。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今欲破此沈迷，挽此积习，唯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①鉴于以前中国派员游历不诸外语，张之洞主张选才俊之士，分派游历各国，丰其经费，宽其岁月，随带翻译，以便深加考究，加工业、农业、水陆兵事、炮舰战舰、学校例律，均用心考求。张之洞派员游历东西洋，还有监视游学生的意图。令游历官员与游学生相熟悉，“灼知其品谊才识，何人为学行兼修之士，何人为乖张不逞之徒”。②为阻止留学生在国外接受新思想、走向革命，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派钱恂赴日，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张之洞上奏，“饬筹防范之法”，分别制订《约束游学生章程》和《奖励游学生章程》，对“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的游学生，由中国出使大臣，“剀切诫谕学生，立即停辍。如有不遵，即行退学”。对于“循理守法”的学生，则给以举人、进士出身。企图用恐赫和收买两种手段，使广大游学生就范。然而，一批又一批游学生走向革命行列，己成趋势，这是清廷所无法阻止的。
为了培养洋务人才，需要大量派遣游学生；然而，知识青年到了外国，朝廷又难以控制其政治动向，故认为“出洋学生流弊甚多”。这便是张之洞在派遣游学生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之洞奉诏入京，某日在朝房与军机大臣王文韶（183O—1908）遇，偶语张在湖北办教育为天下先以誉之。张自诩其重大者为派学生东渡，开办文武高等及方言学堂。王文韶冷笑，从袖中取出《湖北学生界》一册，给张之洞看。张阅数页无语。下朝后，即电嘱鄂督以后少派学生出洋，并下令将《湖北学生界》的主要撰稿者刘成禺、张继煦等电调回鄂。这件事典型地表明了张之洞在兴办教育、派遣游学生问题上的窘迫状态。
张之洞对人才问题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作为大力兴办洋务的封疆要员，他十分注意引荐、培养和任用通晓近代知识的人才。如在两广、湖广总督任内，他延揽蔡锡勇、辜鸿铭等“识洋文、悉西艺”的人物人幕府；在暂署两江期间，遵旨保荐人才，其中袁昶、钱恂等，都是比较开明、对外部世界有所认识的士人。另一方面，由于张之洞自身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对于真正具有新的思想风貌的人才并不能容忍。例如，近代卓越诗人、政治家黄遵宪，曾任驻日本参赞，后移任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其近代知识非张之洞属下所能比拟。黄遵宪归国后，赴江宁（南京），谒见张之洞。张原有用黄之意，但在交往中，黄遵宪“昂首加足于膝，摇头而大语”①。张之洞深为不喜，便将黄置闲散。又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夏，张之洞电召容闳，容闳兴冲冲到江宁谒见张之洞，结果却话不投机。张之洞便给容闳一个“江南交涉委员”差使，聊以敷衍其“远来之意”。二人交往即“以此处为起点，亦即以此处为终点”②。
总之，张之洞虽然号称“求贤若渴”，也确实有招才、惜才之举，然而他所需要的”贤才”不过是蔡锡勇，辜鸿铭一类思想是旧的，手段是新的，用新手段维护旧制度的人物，概言之，即是“中体西用”的人物。逾此轨范，即为张之洞所难容。这正体现了张氏教育思想中死的拖住活的，旧的束缚着新的这一矛盾状态。
①《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②《全集》，卷五十，奏议五十。
①《张文襄公牍稿》卷二四。
②《张文襄公奏稿》卷三七。
①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②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七章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的文化观
本书传主作为一个主持诸种实务而又学脉多致的复杂人物，其政治、学术、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诸类思想各具风采，然而，在纷繁错综之间又有主旨可寻，这便是以体用观为核心的文化思想。
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大约可与欧洲哲学的本体与现象，印度佛教哲学的法性与法柏相类似，却又不尽等同。体与用，不仅有本体与现象的含义，还有本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意蕴，作为通常用语，又有主与辅、本与末的意思。中国哲学的主潮，历来讲究体用统一，盛行“体用一源”说、“体用一贯”说、“体用不二”说，等等；“体用两橛”、“体用分离”久为人们所忌讳。这除了表现出中国哲学的辩证传统外，从文化学而论，则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在本体与现象关系上没有出现过尖锐矛盾。正如郑玄在《礼序》中所言：“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用）”。然而，近代随着“高势位”的西方文化的涌人，中国本土文化受到空前未有的挑战，“文化重组”的任务十分紧迫地提出。在这种全新的情势下，一些思想家在概括中国文化的现状，并设计其未来走向时，不约而同地运用”体”与“用”这对范畴，以之对中西文化的关系加以界定。他们在使用体用这对范畴时，大都没有从“本体”与’‘现象”这一哲学本意上着眼，而是从“主”与“辅”、“本”与“未”这种约定俗成的日常用法上发挥。又由于近代中国文化处于“重组”、“再造”的混乱状态，反映到体用概念的运用上，多数论者往往不自觉地违背了“体用不二”的传统，陷入“体用两撅”的泥淖。张之洞正是这样展开其体用观并进而发挥其文化思想的。
张之洞的文化思想，自然有一个演变过程，而广为人知的，则是张氏晚年勉力详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①。这一论题在中国近代更通常的表述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中国温和的开明士人的一种文化选择，”中体西用”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西文化剧烈碰撞、深刻交融的时代产物。梁启超论曰：
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②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首倡者，却是“中体西用”说的力行实践者和理论总结者，就这两方面的结合而言，近代中国尚无出其右者，正因为如此，人们一谈起“中体西用”，首先便与张之洞联系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正当戊戌维新紧锣密鼓之时，张之洞草撰《劝学篇》于湖广督署。七月，当维新、守旧两派斗争最后摊牌前夕，他又通过翰林院待读学士黄绍箕将《劝学篇》进呈御览。《劝学篇》是张之洞平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体西用”文化思想在其中占有核心、支柱的地位，并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在《劝学篇·序》中，张之洞声明该书的写作原委：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