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把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②在这里，张之洞专制制度卫道者的坚定立场，昭然于世。他毫不含糊地以“三纲五常”为“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命根所系，对于启蒙思想家”创废三纲之议者”，深恶痛绝，斥其”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①“君为臣纲”，列“三纲”之首。张之洞于此，尤加鼎力回护②。力回护②。《劝学篇》专辟《正权》一篇，驳“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反衬君主专制为万古不移之规。之洞的根本论据有二。一是说中国无行民权之可能：“中国士民至今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华商素鲜巨资，华民又无远志，议及大举筹饷，必皆推委默息，议与不议等耳。”二是说中国无行民权之必要：“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涡天下哉！”他还阉割民权学说的反封建专制实质，称“外洋民权之所以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维新运动中勃然而兴的民主政治思潮，纳入传统政治所能容纳的体恤民情、君为民主的轨范。他又将民权理论的基石“天赋人权”说与无政府主义混淆起来，“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君民皆不得违其法”，“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
　　君主专制还是民主共和，是涉及国体、政体的根本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坚定的卫道立场，在《劝学篇》问世不久，即遭到维新派理论家的猛烈抨击。何启、胡礼垣指出：“终足以阻新政之行者，莫若《劝学篇》，尤莫若《劝学篇·正权》一首”。他们以近十倍于《劝学篇·正权》本身的篇幅，写出“《正权》篇辩”，并改变原书次序，将“《正权》篇辩”置于《〈劝学篇〉书后》的压轴地位，给予《正权》以逐句逐段的批驳，并针锋相对地揭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的旗帜：“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此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不易，遐迩无殊”。“夫中国之所以不能雄强，华民之所以无业可安，朝廷之所以不能维系，愚民之所以喜，乱民所以作，纪纲所以不行，大乱所以四起，市镇所以劫掠，教堂所以焚毁，如篇内所举数者，皆惟中国之民失其权之故”。①何启、胡礼垣的批评，切中《劝学篇》的要枢。《〈劝学篇〉书后》刊行后三年，之洞于此仍耿耿于怀，诅咒该书“宗旨专助康梁，其尤力驳者《教忠》、《明纲》、《正权》、《宗经》数篇，谓鄙人《教忠》篇称述本朝十五仁政条条皆非，痛诋国家，改为十五不仁，一也。谓君臣父子三纲之说为非古，二也。谓只当有民权，不当有君权，三也。谓中国经书不当做，四也。此人此书，可谓丧心病狂无忌惮。”②张之洞的“卫道”；于政治设施方面，突出表现为极力阻止实行议会制度。这在清末，无论就政治思想还是政治实践而言，都是保守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的商品、鸦片、坚船利炮的涌入，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在旷古未遇的内忧外患的双重袭击下，沿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风雨飘摇，有识之士寻求变革政治制度的努力也逐渐突破固有轨范，其近代色彩日渐昭彰。如果说，鸦片战争前龚自珍的“更法”说仍然是旧制之内的“自改革”，鸦片战争后魏源、徐继畲对美国、瑞士的民主政治的评介，还只是一种对“西土桃花源”的称赏，而并无采纳、实施的意向，那么，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开始力倡设议院，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得风气之先的郑观应1875年提出“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①。后来，郑观应又在《盛世危言》中明确主张议会制度，他说：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他认定议会制度可以焕发出中国巨大的潜力：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
　　郑观应关于政治改革的结论是：“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此其说谁能行之，其惟泰西之议院。”①王韬与郑观应有类似见解，他在七十年代未倡言设立议院，实现”君民共治”，“上下相通”②。他盛赞“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之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③十九世纪下半叶，羡慕英国议会政治的，不仅有在野的思想家，当权的洋务大吏也不乏其人。曾多次出使欧洲的郭嵩焘在所著《使西纪程》中指出，学习西洋不能限于坚船利炮，更重要的是师其制度，否则，“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郭嵩焘在日记中赞扬英国议院是该国“所以持久而国势盖张者”④。曾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的崔国因则是直接向清廷建议设立议院的第一人。他于光绪九年（1883）年奏称，“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曾任两广总督，并与张之洞在广东共事的张树声，于光绪十年（1884）年10月病逝前夕，口授《遗折》，强调非变法不足以挽救国势危亡，而变法又以立宪为本。作为经办多年洋务的封疆大吏，张树声意识到，西洋列国强盛之源，并非仅仅在于坚船利炮，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
　　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树声对洋务运动割裂体用，拒绝政治变革，只谋求器用更新的偏颇所作的批评，虽然所论不详，却已触及到问题的要害，实开严复等人抨击洋务运动的言论之先河。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设议院、倡立宪的呼声日高，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健将力倡”设议院以通下情”，认为“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戊戌变法前夕，张之洞在兴学堂、变科举等新政举措方面，与维新派颇多共识，然而，在行宪政、设议院这类问题上，却与维新派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中，罗列种种原因，论证议会制不符中国国情，断不可行。足见张之洞对于民主政治的成见之深、戒备之切。如果说，张之洞是中国工业近代化、教育近代化的有力推动者，那么，在政治变革方面，他却是毫不含糊的守旧派，不仅大大落伍于郑观应、严复、康有为，而且与洋务大吏中的开明人物如郭嵩焘、张树声亦大相径庭。
　　时间推移至二十世纪初，迫于形势，清廷不得不打起“新政”旗号，也开始谈论设议院问题。然而，张之洞仍坚持其反对宪政的主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针对朝廷内外“设议院”之说发表己见：“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
　　张之洞反对设立下议院，是他抗拒民权论的表现，而所谓可以“仿行”“上议院”，也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他主张，上议院议员产生，应参考宋之“磨勘”、明之“廷推”之法。宋代寄禄官迁转，须勘验其劳绩，由吏部复查后决定迁转官阶，称“磨勘”。明代任用官员，由大臣推荐、皇帝批准的，叫“廷推”。用遴选官吏之法推举议员，真可谓“桔逾淮而北为枳”，早已变味，何议会民主之有？
　　张之洞的“卫道”，于学术研讨方面，一是强调存古读经，二是鄙夷泰西哲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科举已废。张之洞以为“中文中学向来义理精深，文词雅奥，新设学堂学生所造太浅，……不免有经籍道熄，纲沦法斁之忧。”①故于湖北设立存古学堂，以存国粹。他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称：
　　中国之圣经贤传，阐明道德，维持世教，开启神智，尊显乡邦，固应与日月齐光，尊奉传习，即列朝子史，事理博赅，各体词章，军国资用，亦皆文化之辅翼，宇宙之精华，岂可听其衰微，渐归泯灭。②另一方面，之洞对于泰西哲学，则持根本排斥态度。他明白申言“不可讲泰西哲学”：
　　西国哲学流派颇多，大略与战国之名家相近，而又出入佛家经论之间。……盖西学密实已甚，故其聪明好胜之士，别出一途，探赜钩深，课虚鹜远，究其实，世俗所推为精辟之理，中国经传已多有之。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已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假使仅尚空谈，不过无用，若偏宕不返，则大患不可胜言矣。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①张之洞排斥外国哲学，但并不认为中国哲学即可全盘继承，而是有所选择。他在这里说的“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是有特指内涵的。王国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吾谓张尚书之意，岂独对外国哲学为然哉，其对我国之哲学未尝不有戒心焉，故周秦诸子之学皆在所摈弃，而宋儒之理学独限于其道德哲学之范围内研究之。②这就将张之洞在学术文化上坚守“儒学正宗”的卫道者的内心幽秘揭示无遗。从这种正宗儒学立场出发，他不仅排斥外国哲学，对正宗儒学之外的诸子学的哲理也是拒绝的。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①《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劝学篇〉书后》。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②《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①《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②张之洞恪守君臣之义，甚至到可笑地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他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内称”各使欲乘黄轿在乾清宫前降舆，实堪骇异。公使虽待以客卿，究是人臣，若国君游历来华，又将何以待之。”建议备良马数匹，谎称为”御用之马”，前往迎迓，”总以阻其黄轿诣官为断。”见《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
　　①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辩》。
　　②《全集》，卷一百七十八，电牍五十七，致保定袁制台江宁刘制台。
　　①《论议政》，《易言》上卷。
　　①《盛世危言·议院上》。
　　②③《彛�经园文录外编·重民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郭嵩焘日记》第三卷。
　　①《遗折》，《张靖达公奏议》卷八。
　　①②《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创立存古学堂折》。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①②《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创立存古学堂折》。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第四节“枢纽只在此化新旧之见”
　　一方面认识到“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另一方面又强调“王制乃常宗”，如何协调“新学”与“常宗”的关系，将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相互联系及其转换处理得更融洽、自然一些，是张之洞时时萦怀于心的绝大题目。他于此进行的若干辩证思考，其主观目标，无非是想在“开新”与“卫道”的两难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统一。
　　从一般意义上，张之洞是主张弥和新旧之见、融通中西之学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致刘坤一等人的电报中声称：
　　鄙意此时不必言新政，但言须化新旧之见而已。……总之不化新旧之见，顽固如故，虚骄如故，老团未出之说如故，和局断不能保。贪昏如故，废弛如故，蒙敝如故，康党断不能绝。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书吏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饷竭营截则兵愈少，债重征苛则民愈穷。游勇叛民，会匪康党合而为一，中国断不能支矣。枢纽只在此化新旧之见五字。①张之洞主张，新旧学术，应予会通。《劝学篇》专辟《会通》一篇，陈说此义，以图化解畛域之见：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为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为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柄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
　　“旧学恶新学”，“新学轻旧学”，各有其片面性。“守旧而不知变，则为迷复之凶；喜新而不知本，则为大过灭顶之凶。”①“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②。之洞认为，为了救世道，正人心，务当承认新旧之学各有短长，“惟天算中法实不如西法，经解宋学实不如汉学。若运救世，但当破近日眩于西法之迷途，发墨守汉学之流弊方为有益。……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术，博汉学以为明理之资，是西法正为中国所用，汉学正为宋学所用，非快事便宜事，何为反攻之乎？”③当然，张之洞主张会通中西、新旧之学，并非不分主次，等量齐观，而是始终将中学、旧学置于首要的、核心的地位，将西学、新学置于次要、辅助的地位。《劝学篇》专设《循序》一篇，阐述这种主从关系。之洞认为，治学者必“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通中学是通西学的必要基础和根本前提。“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舵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①为了确认中学的至尊地位，同时化解“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的过程中必然遭受的传统阻力，张之洞力图论证“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他爬梳典籍，采摘要义，与西学、西政相附会：
　　《中庸》讲尽物之性，是西学格致之义；
　　《周礼》讲饬化八材，是化学之义；
　　《中庸》讲山以宝藏兴，是开矿之义；
　　《论语》讲工利其器，是取新式机器之义；
　　《管子》讲处工就官府，是劝工场之义；
　　《大学》讲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是西人富国策之义；《论语》讲敏则有功，是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