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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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讲工利其器，是取新式机器之义；
《管子》讲处工就官府，是劝工场之义；
《大学》讲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是西人富国策之义；《论语》讲敏则有功，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周礼》讲利者使阜，是商学之义：
《论语》讲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是武备学堂之义；《左传》讲仲尼见郯子而学，是赴外国游学之义；《吕刑》讲维貌有稽，是讼狱凭中证之义；
《尚书》讲谋及卿士及庶人，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论语》讲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①显而易见，以上罗列“圣经之奥义”与“西法之要指”的对应关系，颇多牵强，连之洞自己心里也多少有些不踏实，所以又特意声明：“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
如何解释“圣经”与“西法”大义相通而具论有异，之洞以“西学中源”说作为理论依据。他援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论，称“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盖在三代之时，不待畴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汉代以后，“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第显然，不可诬也。”②“西法”与“圣经”大义相通，盖源于中土学术政教之余光流韵泽及泰西。至于为何“西法”之具论又有超越“圣经”之优长，之洞解释道：“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③之洞的结论是：既然西政西学“揆之经典，灼然可据”，那么择之补吾缺，取之起吾疾，便属天经地义，无可指摘，”开新”与“卫道”也就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了。
平心而论，之洞对于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关系的思考，既有陈腐、谬误之说，亦有新鲜、精当之论。化解新旧之见，会通中西之学，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和将来，都是文化进步的必由之途。“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亦确道出文化史的重要规律。正因为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人类文明才会千舟竞发，百舸争流，相互赶超，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在振兴民族文化，赶超先进，建设富强国家的过程中，务必克服尽弃“中学”，全盘“西化”与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两种错误倾向。在这方面，张之洞一百年前的思考，留给我们若干启示。当然，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朝臣的立场，张之洞错误地将近代已经陈腐的“纲常名教”之类当成“中学”的精华来宣扬和捍卫，甚至认定“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①，并以之作为“卫道”的核心和“开新”的限度，则陷入迷误和荒诞，对此，历史已经公正地予以扬弃。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正学报序例》。
②《劝学篇·序》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致宝竹坡。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①《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②《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③《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①《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第五节“中体西用”说的“最乐道者”
近代中国处于“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变化剧烈时代，梁启超称其为一“过渡时代”，“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②。
大致归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于思想文化方面“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者，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有主张政体变革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还有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①的孙中山等革命派。三派活跃于近代舞台的时间略有交错，但大致呈先后递嬗的逻辑顺序。八、九十年代，在政治领域内，维新派十分活跃，革命派已崭露头角，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仍由洋务派占据着“主流”地位，他们力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流行语”，广泛传播于各阶层、各社会集团。这是因为，“中体西用”说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传统文化氛围笼罩之下的中华民族群体，尤其是社会知识阶层对于中西文化冲突这一客观事实的一般认知程度和受制于沉重传统因袭负担而可能采取的一般文化选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比其他文化主张更能为社会所普遍接受。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之后，统治阶层中一部分开明士人、官僚在弃旧不愿不能、图新有意有限的两难心境下作出的一种“折中”文化选择。
鸦片战争竟然使“天朝上国”惨败于“红毛蕃种”，士林震惊。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理智地承认“外夷”的坚船利炮、养兵练兵之法确乎高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意味着采纳“西技”的根本目的在于捍卫中华文化本体。虽然林、魏尚未作出“中体西用”的理论概括，但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它的思想先导。
五十年代兴起太平天国，六十年代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君主专制之“中体”，愈加风雨飘摇。惨烈的内外战争，又进一步刺激了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权臣对于以先进军事工业技术为代表的“西用”的歆羡之情。以“制器练兵”、“求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运动是思想孕育的温床，思想是运动操作的向导。与洋务运动的进程几乎同步，“中体西用”思想由胚胎而成型，呱呱坠地。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首次明晰表达。循此思路，士林中人多有引发申张。王韬在《杞忧生易言跋》中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薛福成在《筹洋刍议·变法》中说：“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都是冯桂芳之意的延伸。进入九十年代，“中体西用”说更趋明朗。“中学”与“西学”作为对待之词被屡屡并用，而前者为体、道、本，后者为用、器、末的主从关系也形乎言辞。1893年，郑观应于《盛世危言·西学》中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未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6年四月，沈寿康在《匡时策》中明确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八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详论中、西学之关系：
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①应该说，孙家鼐已将“中体西用”说的精蕴阐发无余。他不仅明确规定一般意义上的中西之学的主辅、体用关系，强调中学高于西学，大于西学，“包罗”西学，而且还特意点明“西学中源”的奥义：“西学”之种种优长，无非是“中学”固有而“失传”者，今日不过“还之”老家而已。孙氏的一番辩证，活脱脱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待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那种既排斥、又汲纳，既怀歆羡之情，又抱虚骄之态的矛盾状况，而这正是还没有放弃“华夏中心主义”的“中体西用”论者的共同心态。
以上史实可以证明，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始作俑者。他的《劝学篇》撰成刊行，已在孙家鼐呈《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之后近两年，上距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问世，更有卅载之遥。用梁启超的话讲，张之洞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流行语”的“最乐道”者。但为何日后人们往往将”中体西用”说首先与张之洞联系起来？最高统治者对《劝学篇》的褒扬、推广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根本的恐怕还在于同冯桂芬、孙家鼐诸人相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具有若干醒目特点。
首先，对于“中学为体”的内涵诠释更精密。对于“中学”，之洞尤其强调孔儒之学的正宗地位和“经世致用”传统。他极赞“孔子集千圣，等百王”②，“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①之洞力奉儒学“经世”之旨，特别注重宏扬孔儒之哲学的兴教化、正人心的现实政治功能。他的”中学为体”，既指以儒学维系专制政治秩序，更指以儒学强化纲常名教统率下的人际关系。之洞最担心的，并不在列强虎视鹰瞵于外，而在于“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于内，“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②《同心》被列于《劝学篇》之首要位置，正表明之洞“惟此为大”的焦虑急迫之心。
其次，归纳、总结“西学”的丰富内涵，同时严格限制它“为用”的界限。
在林则徐、魏源时代，“夷之长技”仅指坚船利炮。伴随洋务运动的展开，西方“格致”之学，声光电化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比洋务大吏更激进的改良派思想家则将“设议院”、“通民情”等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内容也列入应予仿效的“西学”范畴。张之洞总结前人，从广泛的意义上概括了“西学”的内容：“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③。他具体阐释“西政”、“西艺”的涵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④除设立议院，张之洞将前此人们提出的中国应该仿效、采纳的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全部内容，统统纳入“西学为用”的范围。这里面既有科学技术，又有法律制度，还有行政措施。不过，张之洞坚决反对设立议院、推行民权，将民主政治排斥于“西学为用”的极限之外，其目的是为了守住“中体”的最后防线。再其次，以清晰的形式凸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两面锋刃及其中心主旨。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由隐而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宣称“中体西用”的人，各自目的并不一致，他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角度和强调侧面更大相径庭。早期改良派鼓吹“中体西用”，是为了在陈腐、僵化的旧文化的一统天下之中，为新思想的立足打进一个楔子，为的是让“西用”得以在”中体”之中存身。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本意是在以“西用”来捍卫“中体”，这其中既包括采用先进火炮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以巩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又包括用西艺、西技增强朝廷的力量，对列强保全“天朝上国”的虚骄面子。总之，是要在“西学”奔涌而至的形势下，通过革故鼎新之术，保全“中学”的核心地位，亦即它的政治一伦常系统。至于维新派也常言“中体西用”之说，那是他们机敏地将这一现成口号服务于自己的变法活动。近代各思想流派对于“中体西用”虽有不同理解，各有发挥的重点，但构成“中体西用”论主体的，毕竟是洋务派，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完成了这一文化模式，使其功过得失昭然于天下。
就洋务派而言，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说的突出建树，在于从理论上为其“正名”，替这一时代“流行语”核定一个价值基准。《劝学篇》相当充分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并将“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的《同心》列于开篇地位，明言“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这一段话，再明白不过地申明了“中体西用”理论的主要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劝学篇》撰成、刊行的1898年春夏之交，正是维新派“托古改制”，推行变法的高潮期，维新派极力鼓吹的兴民权、开议院等“西政””西用”之说，猛烈地冲击着“中体”的最后防线。张之洞不失时机地推出《劝学篇》，直接目的就在于抵制维新“邪说”，其理论手段则是以平正公允之态，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名”。惟其如此，一度对张之洞颇怀好感的梁启超后来力诋《劝学篇》“是嗫嗫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①何启，胡礼垣也指责《劝学篇》“不特无益于时，然而大累于世，……深恐似此之说出自大吏，……又害我中国十年”②。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论，不惟从理论上详加阐发，他还竭力实现这一主张，使其物化为晚清社会、经济、军事、教育的现实。
较早提出“中体西用”模式的冯桂芬等人，或“坐而论道”，或仅从事某一领域的“洋务”活动（如郑观应之经营工商贸易，王韬之办报纸），因而其实际的社会影响有限；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则全力以赴从事练兵兴学、开矿设厂的具体事务，于“中体西用”理论，未及详加研讨，就学理而言无可深议之处。总之，这两类人物均未能成为”中体西用”论的虚实结合的代表者。张之洞则不同。他主张“中学为体”，不仅于《劝学篇》中具论其详，而且于宦海沉浮中始终以此为立身之本。《劝学篇》讲“新学为用”，应“政艺兼学”，他在两广、湖广总督任内所兴“洋务”，可以说涉及了“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和“西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的所有领域，并取得引人注目的实际成就。总之，张之洞不仅是“中体西用”说集大成式的“力言”者，更是这一思想学说的集大成式的“力行”者。时人与后人将“中体西用”说与张之洞紧密联系起来，言此论则议斯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一般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意义上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以固有中华传统文化为本、为主，这似乎无可指责，而提出以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更体现出一种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的、开通的文化观，相对于那种视一切异域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欲深闭固拒的极端守旧观念，是一种进步。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年，近代思想家鼓吹“中体西用”者其用意和侧重点并非同一。由于政治分野和学脉不同，决定了他们的实质性文化主张也大异其趣，这既表现在对“西学”采纳的深度广度各不相同上，还突出地体现在对于“中学”的理解角度与强调层面的差别上。
“中学”，或曰“旧学”，本身是一个定义域十分宽泛的概念。作为文化民族性的特殊表征符号，它可以而且应该涵盖中华文化有史以来的一切理论结晶，以之与异域文化相区别。这时，“中学”的时代阶段性特征便被抽象掉了。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派、不同社会集团中的“中体西用”论者，才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中体西用”才得以成为“时代流行语”。一旦思维的运作与语义的辨析深入到“中学”的具体历史阶段与文化层面含义，“中体西用”论者的分歧便立即显现出来。
十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