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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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后期活跃于思想界的改良派新学家们所主张发扬的“中学”，其侧重点有别于洋务派。洋务大吏，从曾国藩、李鸿罩到张之洞，都以“名教”捍卫者自居，他们所力倡的“中学”，侧重点在秦汉以至明清愈演愈烈的的专制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其纲领便是“三纲”。而从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新学家，在阐扬中学时，共同特点却是菲薄“近古”之学（秦汉以降的专制主义文化），崇尚“远古”之学（尧舜—三代文化）。他们都遵循着一条“返本开新”的思维路向，所提倡的“中学”更多的是指中华文化的原创性精神，如忧患意识、变通精神，行健不息、民本思想等等。他们鼓吹设议院、呼吁民权，当然藉助于西学，同时也以五经和先秦诸子作佐证。向“文化原本”复归，从中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并以之与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相比照，成为近代新学家普遍采用的运思路线和论证方法，这也是他们对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洋务派的“中学观”的超越之处。
冯桂芬申述官制改革，引述《尚书·尧典》的“师者众”说、《论语》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说、《孟子》的“国人曰贤然后用之”说。他将这些概括为“三代上固有善取众论之法”①。
王韬在倡言君主立宪时，特别指出英国时下正在实行的这种制度与中国古意相通：“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独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①。
梁启超论证“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②，其“中体西用”之意甚明。但他提出的“中体”改革的依本，则在于“能以今日新政，证合古经者为合格”③他的《古议院考》论道：“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为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全国’，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
以上可见，冯、王、梁诸人，虽然也声言“中体西用”。但他们所谓的“中体”，主要是指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企图返回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以“三代之治”、”尧舜之道”，解救近古专制之弊。他们心目中的“中学”，就其历史阶段性看，重在先秦，而不在秦汉以后；就其文化内涵看，特别借重原典精神中的原始民主和民本主义，从而为其政治制度改革张本。
与近代新学家们不同，张之洞的“中学”观则另藏意蕴，他强调的是秦汉以后，特别是明清正在运作的历史内容，也即“近古”之学。这种近古之学是专制政治赖以存在的文化依据。张之洞反复论证为“天经地义”的“三纲”说，正是秦汉以降宗法一专制制度的理论概括，而与先秦的文化原典精神相去甚远。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中指出，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一再申述的“三纲”之说，出于《礼纬》，《白虎通》引之，董仲舒论证之，朱熹发挥之，都是后儒之作，而并非儒学原教，所谓”三纲之说非孔孟之言也”。这种剖析，对张之洞以“三纲”说为核心的中学观，以及整个“中体西用”论，无异是釜底抽薪。
张之洞中学观的特点在于，有意抹煞远古（先秦）至近古（秦汉以降）中学性质的变迂。他宣称：“我圣教行中上，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崇尚儒术，以教为政”①。请特别注意，张之洞在这里有意在“五帝三王”与“汉唐及明”之间，略去在中华文化史上虽然短暂但却有极端重要意义的“秦”一段，大而化之地将“政教相维，古今之常经”认作“中学”古已有之的文化精髓，从而掩饰他以“近古”（秦汉以降）的政治专制、文化一统作为“中学”实质与重心的用意。在张之洞看来，“中学”或曰“旧学”的根本价值，绝非三代的远古民主遗风和百家争鸣学术空气，而在秦汉以后千年不绝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儒家文化一统格局。“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不过虚文，“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②才是枢纽所在。这便是张之洞与冯桂芬、王韬、粱启超等人“中学”观的分水岭。也正是由于这道分水岭，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才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和守旧文人的喝采，同时又理所当然地遭到进步人士的抨击和唾弃。
就政治分野来观照，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显然比梁启超等人的“中体西用”更现出历史的惰性，也更符合中华文化在清代的现实面目。在张之洞生活的年代，现实生活里的“中学”，不折不扣就是秦汉以降建立在君主专制、文化一统基地上的观念形态，而远古民主遗凤及”和而不同”的生动活泼的文化气息，早已退隐衰微。梁启超等人走“返本开新”、”托古改制”的曲径意在否定秦汉以至明清的专制制度和文化大一统，争取一种近代性的跃进，其思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倡导古希腊文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张之洞的中学观相比较，梁启超的中学观代表着新的时代方向。
从哲学思想而言，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意旨出自《周易》关于易道包含“变易”与“不易”两义。张之洞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①伦纪、圣道、心术都是不可变易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便是”中学为体”的理论依据；法制、器械、工艺是可以变易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这一层面可以“以夷变夏”，故尔应当“西学为用”。这种从“变易”与“不易”的双重理论出发的“中体西用”说，依据的是不彻底的发展变易观，触及到文化内核部分，便陷入僵化静止。
②《过渡时代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5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
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①《戊戌变法》（二）第426页。
②《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①《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②《劝学篇·序》。
③④《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7页。
②《〈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格致新报馆印。
①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公黜徙》，光绪十年江西刊本。
①王韬：《彛拔穆纪獗唷肪硪弧�
②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1册。
③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同上。
①《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②《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第六节“过渡时代”的过渡型理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舞台上曾经流行过半个多世纪。就像一个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客观作用总是受到具体时代条件变迁的制约一样，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文化观念的客观意义，也会因其所处具体时代条件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转折。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用武力撬开封闭的中华帝国大门。几百年相对停滞带来的落后这一严酷现实，将中国人逼上探寻“富国强兵”之途的艰难历程。在痛苦地承认失败之后，一小批开明的士人明智地选择了打败自己的敌人作为”老师”，这一举动大大触动了中华民族那根十分敏感的“夷夏之大防”的神经。为缓解一般社会舆论对于学习西方的抵触乃至仇视情绪，同时也因为开明士人自身认识所及深度的限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无可争辩地体现出它开通、明智的一面。从认识水平看，它是思想进步的一大突破：从社会效用看，它又是缓解矛盾，排除障碍，使“西学”得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身立足的“安全岛”、“保护层”。可以说，在戊戌以前，“中体西用”说自有它产生的历史必要性与合理性，因而较多地体现出历史作用的积极的一面。作为“过渡时代”的一种“过渡型”文化理论，“中体西用”说的出现，证实近代工业文明诞生以后，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的交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证明近代新文化的价值，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华民族的开明士人所认可，尽管这种认可附丽于种种现实的、甚或是十分保守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从而或多或少地歪曲、篡改了近代文化的本来面目，但它到底为古老的中华文化走向近代，提供了一种初步模式，提供了一级认识阶梯。如果说种族观的“夷夏之大防”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动摇，那么文化观的“中西之大防”在九十年代“中体西用”说定型以后，也趋向瓦解。我们今天有充足理由来论证“中体西用”说的浅薄、机械和似是而非，但却无法否认它在戊戌以前的特定历史阶段，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历史推动作用。
戊戌以后，情况发生变化。由于张之洞的苦心经营，洋务事业在湖北地区继续发展，”中体西用”的实验基地并未完全丧失。而巨，由于《劝学篇》的刊行以及朝廷的极力推崇，“中体西用”说的社会影响更加扩大。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政治、文化形势的重大转折，作为相对成型的社会思潮的“中体西用”说，其历史作用也发生转折。戊戌维新的失败，将政治革命的紧迫性大大提前。与此相应，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鼓吹“民权”、“共和”，反对君主专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历史已经前进到这样的关口：“西用”事实上的大量采纳，并不能拯救“中体”的病人膏盲，而“中体”走向更新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又要求人们从理论上予以透彻的说明。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中体西用”说对抗革命舆论、妨碍思想解放、阻挠社会进步的历史消极面便逐渐上升为其自身社会功用矛盾体系中的主导成份。戊戌以后的张之洞，便是此时“中体西用”说历史影响的人格代表，其作用恰如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中所下之断语：
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就纯理论范畴评析，“中体西用”说也有其根本缺陷。它一开始就违背了体用相关、道器一致的事物本来规律。东晋僧人僧肇（384—441）在《肇论》中提出“即体即用”，道明文化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与形而下的器用制度，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幻想旧“体”能够与新“用”和谐相处，借后者以强化前者，这本来就是一厢情愿。“中体西用”论者割裂道器、本末、体用的有机联系，以机械的方法来处置活泼生动的文化有机体，“塔积木”式地配置中学与西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相互关系，在当时就遇到来自“守旧者”和“言新者”立场迥异的两方面同基于“体用一致”原理的尖锐批评。《张文襄公治鄂记》披露了张氏所面临的两面夹击的情形：
公之初至鄂也，购机制械，提倡西艺，日不暇给，士夫之守旧者，以此病公，拟为变法之王安石。及庚子后，朝野昌言变法，异说飚起，言新者又诋公未窥西学途径。故公在鄂二十年，无日不在群疑众谤之中。①近代中国的守旧派是坚持“体用不二”的，不仅维护“中体”，而且反对“两用”。对于“西用”之于“中体”的必然“危害”。守旧派表现出本能的、直觉的恐惧。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光绪元年（1875年），通政使于凌辰就担忧，制洋器，兴洋学，必然导致“礼义廉耻大本大原令人一切捐弃”的奇灾异祸，“今以重洋人机器之故，不能不以是为学问，为人才，无论教必不力、学必不精，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①“形而下”的西方科技器用的普及、推广，必将对传统社会的产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心理都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动摇“形而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道”、之“体”。“西用”与“中体”，如冰炭之不可同炉。应该承认，极端守旧派拒“西用”于”中体”之外的痛心疾首，较之“中体西用”论者捏合二者的两难努力，更显得“理直气壮”一些。守旧派是从僵化不变的立场上强调体用不二的。体用一致，对于他们来讲，只意味着旧的扼制新的、窒息新的，决非新的克服旧的，改造旧的。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②旧体与旧用均妙不可言，体与用均无修改更新的必要，其结论是：“何必师事夷人？”③“中体西用”论割裂“体”“用”、“道器”的谬误，更受到维新派思想斗土们的驳难。还在张之洞撰写《劝学篇》之前，谭嗣同便从学理上剖析了“中体西用”论者的“不审”：
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元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将非所谓惑世诬民异端者耶？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
与谭嗣同的认识基本一致，但逻辑更加慎密的对于“中体西用”论的批判，来自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他在本世纪初年的一封著名书信中论道：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鸟望言之而可行乎？
严复嘲讽“中体西用”论割裂体用的荒谬性，如同”牛体马用”。断难有成。他还联系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实践，批评其“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上之实弊”③，无以救中国。针对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生产技能和军事技术，拒绝进行政治改革，终至失败的教训，严复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文化模式，取代“中体两用”，这当然也没有解决中西文化在体用关系上的矛盾性与统一性问题，不过却显示了更明朗的“向西方求真理”的决心与信心，这是张之洞等“中体西用”论者所不可比拟的。
就中国近代史而论，“中体西用”论留下的遗产是驳杂的，结局则是令人遗憾的。严复指出，洋务派体用两撅的理论“其害于吾国长进之轨，少者十年，多者数纪”①，这并非危言耸听，而可由清末以降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坎坷曲折得到明证。然而。张之洞并无这种认识，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在“中体西用”的轨道上运行，费力地推行清廷那名不符实的“新政”，终于在“国运尽矣”的叹息中与世长辞。
从阐扬“中体西用”论的本来目的——维护清王朝、捍卫纲常名教而论，张之洞不是一个成功者，这一点连他自己在弥留之际也痛苦地感受到了。然而，张之洞最大限度地引进“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