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猓敛皇秩怼Ｎ逑帧肮泻诎住保从职薄毖贾簟敝碡а攘耍哉俜纭Ｎぷ∪咴背涑狻⒗挠蟪涫呋旒Ｆ渲械淖纯觯醋嗲氤ⅰ蓖Ｖ狗址⑷辍保案衫糁问送揪旭砸妗！雹谖舜又贫壬隙啪倮羲鸸始海咚轿璞祝迪帧把卫簟保础笆捉槌佳妹殴岩煌蚓徘灏傥迨剑仓ё糠挂陌倭紧叽送庖挥Σ榭饷虐嚷嫒胁媒ㄊ」眩凸庑髁暝ㄊ浚宀烨樾危直鸩锰薄Ｍ毖仙昀鹘袄∷蜕纤舅裰纭雹佟＝∥奈湎缡裕蚬檠羟爻邪臁！八枋秤酶魑锝允〕切谢Ъ案绞≈菹孛窦渲вΑ保靶谢Ы蹇谥Р睿又杏胬瞥≈辏傥锾谟唬恢谷丁薄Ｖ聪铝畲庸庑靼四辏�1882年）起，乡试“另筹公款，将民间各项支应一律永远除免。”②他布告属吏：“于陋规少一分治润，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所望凡我属大法小廉，同修职守，上报国家厚恩，下为民生造福，诸君子之善，本部院与有荣焉。古文云，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若身教言教而俱不从，本部院惟有白简从事，不知其他。”③之洞以为，“驭胥吏之道与诗士大夫异，少恤其私然后可使不大溃吾法”。与其待贪赃枉法之后再行惩处，“不若明予体恤，严定限制”。山西旧制每年可奏销饭银约为地丁银的二千分之一，“今拟略准此数，从优倍给，定为千分之一，每年需善后销银一万两，解饭银十两”，如此办理，“部吏有纸笔办公之资，无从藉口，其于销案准驳，当可洗心敛手”④。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②《全集》，卷五，奏议五，《请停分发折》。
①《全集》，卷四，奏议四，《裁革公费馈送折》。
②《全集》，卷五，奏议五，《裁兔科场支应片》。
③《全集》，卷八十六，公牍一，《札藩司通饬永远裁禁陋规》。
④《全集》，卷七，奏议七，《请明定报销饭银折》。
第二节 清理财政
张之洞履任后，发现山西“非匾乏之患，而弊混之患”。省财政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至光绪八年（1882年），竟然三十三年从未彻底清查。许多巨额款项，如咸丰年间的军需报销、善后各款，仅财面差额，就达数百万两。财政如此混乱，治晋从何谈起。之洞决心彻底清查陈年旧帐，专门设立清源局，调清正廉洁的马丕瑶等主其事，自任监督，明订《山西清查章程》二十一条，分会计、拨款、筹防、报销、善后、交待、裁摊、工程八大类，分别清查。之洞明白，一省之财政，竟然三十余年乱麻一团，必有大小墨吏作祟其间。他将清查库款与整肃吏治结合起来，明令光绪九年正月初一前后交接的官员，二十天内交待清楚，补还欠款；光绪八年以前交接的官员，一月内查清。现任各官交接，限十日内交待完毕。所有亏空，一律由当事人负责。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清查计划。三十余年的糊涂帐显出清晰眉目：
省藩库原存银：二百一十八万余两；
新收银：一万五千五百二十三万余两；
开出银：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一万余两；
实存银：七十二万余两；
各种欠款：一百五十二万余两。
在盘清库底的基础上，之洞又制订诸种财政措施，总以纾民困、劝农商、实国库、杜中饱为宗旨。他派员清勘全省田亩，编制鱼鳞图册，查出各地隐瞒土地近二十万亩，革除“或耕无粮之地，或纳无地之粮”，“弱者扑责包赔，黠者隐匿飞”的弊政。晋省“摊捐”名目多达十七种。“摊捐者，凡关系一省公事用度而例不能销则科之于州县者也。……州县无从取办，或移甲就乙，暗亏正供，或剜肉补创，苟且称贷，即使批解如额，固已力尽筋疲，亦惟有私证勒派受贼鞫狱以取偿于百姓。”①更不合理的是，不少捐派沿行多年，捐科己废，而捐银照摊。如晋省向以潞绸贡赋京师，现在潞绸生产多已停止，而运费、差费却依旧下摊。之洞设立“清源局”。区别情况，确系正当的捐税，于厘金正税内开支，贡运物品，多以实征改为折色；不合理的摊派，一概革除，总之“使州县之力宽然有余，而后下不至以朘削者累民，上不至以亏挪者累国。”②晋省另有一苛政，为差徭。“所谓差徭者非役民也，乃敛民财也。”官吏乱设关卡，以差徭名义，勒索过往车马，交钱始得放行。“以致外省脚户不愿人晋，外县车骡不愿人省，远近行旅目为畏途”。之洞下令裁减差徭，“严定应差章程，不准差员滥支，总之不取民间一钱，不扰过客一车。”③在清查历年库款时，查出各省赈晋灾民款项银二十二万余银，之洞令以其于碛口等地建仓储粮，丰籴欠粜，平抑粮价，打击奸商。他还嘉奖万泉县左兆熊，于河西陕境购谷填仓，“以署事之员能知备荒急务，深为可嘉，……较之推延支饰，坐视腾踊，后悔无及者相去远矣。”④①②《全集》，卷五，奏议五，《裁抵摊捐折》。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裁减差徭片》。
④《全集》，卷二百一十，公牍二十五，《批署万泉县左兆熊买谷还仓》。
第三节 禁戒烟毒
鸦片，曾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用以撬开中国国门的工具。林则徐虎门销烟，打击了侵略者的凶焰，却无法扭转清廷腐朽衰败的大势，也未能杜绝鸦片的流入。两次鸦片战争，都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款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化，烟害更加横行无忌，流毒全国。
山西历来烟患严重。各县州府，遍植罂粟；士农工商，俱嗜烟毒。”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无怪乎之洞人晋不久，便感叹“晋患不在灾而在烟”①，他将禁戒烟毒，提到振刷民风政俗的高度：烟毒”耗民元气，各省患之，晋为尤甚，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今欲革历年锢习，非痛加拔除不可。”②他三番五次严令各属禁种罂粟，“傥敢故违，责成乡保社首据实禀官，概令拔毁，照例惩办，决不姑息，如乡社徇隐不报，书差得钱包庇，绅富讼棍抗违煽惑者，从重治罪，地方官私收亩税及查禁不力者严参不贷。“③又颁布《禁种罂粟章程十条》，晓谕官民，一体知行。他制订“先膏腴而后硗确。先腹地而后边厅，责之于乡保，毋徒付之于吏胥，遏之于播种之先，毋徒毁之于扬华以后”④的实施方针，严督各州县实行。对禁办有功者，明令表彰；承办不力者，”摘去顶戴”。之洞深知晋省烟毒弥深，不少刁民、奸商、墨吏从种。销罂粟中大发横财，现在断然绝其财路，阻力一定很大。因此，当保德州报告罂粟已“净绝根株”时，他表示“成效太易，尚不敢信，务当随时亲往，逐亩履勘拔毁，本部院仍当遣人密查，以定虚实。”①考虑到种烟之民的生计，之洞晓谕各属，视其地宜，“教之种桑、种棉、种麻、种兰、种蓣、种菜子、种花生，以敌其利。”对于已染烟毒成瘾者，之洞“仿李鸿章天津设之戒烟局。延医购药，以冀广起沉疴。”对于官吏中“有嗜好废事”者，“分别撤任停委，勒限戒断，许令自新”，对于兵勇吸毒者，“勒限戒断，不俊者汰黜”，学校诸生则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徐收移风易俗之功。”②张之洞对于烟毒，一向深恶痛绝。前此，他于四川学政任内撰《輶轩语》，便有告诸生“戒食洋烟”一条，“世间害人之物，无烈于此，此事乃古今奇变，不可以常情常理论者也，伤生耗财，废事损志，种种流弊，不忍尽言”。本着这种认识，他于抚晋期间，雷厉风行禁烟戒毒，取得显著效果，各地种植罂粟的田亩锐减，或十去六七，或十去八九，有的地区“一律净绝”。“瘾君子”纷纷赴“省城戒烟局就医购药，络绎不绝。”后此，他于湖广总督任内撰《劝学篇》，又专辟《去毒》一节，痛陈烟毒“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而废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己。”足见张之洞对鸦片之祸的痛恶之深，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②《全集》，卷七，奏议七，《陈明禁种莺粟情形折》。
③《全集》，卷一百一十九，公牍三十四，《禁种罂粟片》。
④《全集》。卷四，奏议四，《禁种莺粟片》。
①《全集》，卷一百一十，公牍二十六。
②《全集》，卷四，奏议四，《禁种莺粟片》。
第四节 转向“洋务”
张之洞抚晋两年半，“清宫累，历廉洁。苏民困，核蠹弊，除吏奸”，其上任初期的举措，俱本“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①。这种指导思想是他自京官清流一以贯之的。然而，晋省贫弱病困的严酷现实，特别是他诸般兴革无不遭遇重重阻拦，举步维艰，又使他隐隐察觉到”圣经贤传”提供的方略甚难奏效，从而启变通陈法，改弦更张之思。正当此时，他从省府文档中，看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给前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的条陈，对其提出的开矿、筑路、兴学等“西化”方案颇感兴趣，便召见李氏，请闻其详。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浸礼会教士，同治九年（1870年）来华，先后在山东、东北等地传教。与十九世纪来华的大多数传教土一样，李提摩太并不单以布道为自己的全部职责。“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是李提摩太的格言和指导原则。”②他利用传教、赈灾之名，游历各地，频繁接触清廷要员。光绪二年（1876年），他在济南会见山东巡抚丁宝桢，光绪六年，先后在太原会见左宗棠，在天津会见直隶总督李鸿章，推行其“西化”方案。光绪三年（1877年），李提摩太以赈灾名进入山西，多方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情报。他详细调查山西各地银元与铜币比价的差异、粮价起伏、难民人数等情况，还“随身携带了一个袖珍无液气压表、沿途测量了地形的高低度”①，绘制地图。在晋期间，李提摩太多次会晤巡抚曾国垄，提出“以工代赈”的救灾建议，进而拟定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大规模“西化”山西的计划。曾国荃虽然对李氏的赈灾“慈善”活动表示赞赏，赠与“功碑”，但对其“盗窃中国人的心”②，又颇怀疑惧，对其提出的“西化”方案，也冷落一旁。
正当李提摩太失望之际，张之洞接任晋抚，又着召见，李氏自然喜出望外。他向之洞详陈己意，并在省城太原组织演讲会，每月聚会一次，李提摩太亲自登台向各官绅学士演讲天文、地理、声光电化、医药卫生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并现场演示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等简易实验，使与会者对“泰西新学”惊叹不已。李提摩太还单独向之洞讲解最新“别西墨炼钢法”。这一切，对于从来只接触中国传统经史典籍的张之洞和其他官绅，不啻打开了一扇新知识的窗口，有茅塞顿开之感。通过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之洞对“西技”、“西艺”开始有了初步认识，这正是他从清流派转向洋务派的契机。
张之洞对于“洋务”，早有所闻。抚晋之前，清流派对洋务派的种种抨击，之洞也往往参与其间。但是，他本人对于洋务派的直接批评，多集中于李鸿章等主持的妥协外交，而基本未涉及洋务派在各地兴办的近代企业、军事设施、学校教育。履晋任不久，他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还说：“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下采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致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也。”①这就是说，他对于洋务、西学，本无顽固派那种深恶痛绝的极端排斥态度。同时，他对于“师夷长技”，早有论述：
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论》一书，经上海道译出刊报通行，于外洋战争，防外海、防内河种种得失利钝，辨论至详，……拟请先购数十部发交东三省，一面令沿海各督抚向上海多购，分发诸将领。细心讲求，触类引申，必有实效。
正因为具备“师夷长技”的思想基础，又加上山西百业凋敝，振刷维艰的政治实践的刺激，特别是李提摩太西学技艺、“西化”方案所给予的启迪，张之洞迈出了向洋务派转化的第一步。
清末官僚演变为洋务派，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直接推动。六、七十年代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奕诉称赞英人赫德（1835—1911）“处事和谐，言谈审慎，机智而又老练”④，任其为海关总税务司，实际上将赫德看作自己的“洋务”老师。八十年代洋务派的后起者张之洞聘李提摩太为顾问，指导山西洋务事业的初兴，亦属此例。
光绪九年（1883年），张之洞令于省垣东门内新买金姓房屋，设立洋务局。并札司局，“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举凡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气诸端，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①并印制《延访洋务人才启》，“分咨各省”。之洞希望以此来补救“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洋务人材匮乏的困境。他还派员向津、沪等地购买“所有新出关涉洋务各书”。
之洞将李提摩太“西化”方案中的兴办实业条款付诸实施。他令洋务局“试造新式机器，不得吝惜工料”，刻即筹款，赴江浙地雇募机匠，在上海“购买外洋新式织机农器数种前来以为嚆矢”②。
山西冶铁业历史悠久，但在“洋铁”冲击下，日渐衰疲。且当时“土铁尚沿旧例，不准出海”，更遏制了山西铁业的发展。之洞多次致电总署，要求重振晋铁，“请变通成例。改由天津出海，以轻成本。”③光绪九年（1883年），张佩伦奉使山西，之洞与之议论：”购洋铁非计，宜于晋省炼铁成条。供洋局之用。”④并于次年初，开始筹备有关具体事宜。后不久，之洞奉调离任，此事因而中辍。但之洞兴办民族钢铁工业的宏愿却以此萌生，并于两广、湖广总督任内切实操办，终于演成雄踞亚洲的汉阳铁厂的壮举。
发展交通，是“洋务”的重要内容，对于众山壁立，素称闭塞的山西来讲，尤其如此。之洞于晋抚任内，打开北向、东向两条通道。晋北潞安、泽州两府（今山西长治、晋城一带）旧有孔道北出太行，宋代以后，渐为棒莽所塞。之洞令民工依循故道痕迹，伐木焚草，拓宽路面，削平险阻，克日竣工。此外，之洞以晋“独力认办”，修通山西榆次什贴镇起，至直隶获鹿县土门口止的三百八十余里公路。此路穿越崇山峻岭，尤以四处最为险峻，故以“四天门”为统名以括之。沿途“巉岩峻坂溃岸长滩遍地皆是，连属不绝，无处无险，无村无工”①。之洞令平定知州蒋拱辰逐段勘验，调士卒劈山填谷，于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竣工通车。编练新军，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大吏的起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