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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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宋蔼龄是一有名的精明妇人，蒋介石还说这些条件“凶狠”，显系谎言。他向陈洁如转述宋蔼龄的话，一大半是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为了个人的权位与野心，他极力追求宋美龄，无情地要陈洁如“避开”。最有趣的是，他对陈洁如说：“真正的爱情，究竟是要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的牺牲来衡量的。”他自己的“牺牲”在哪里呢？
史学家唐德刚在《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长序中指出，从“转型期”历史观来看，受新式教育的智青，为了时髦、为了“革命”，抛弃发妻，移情别恋，乃司空见惯，只能说是时代的悲剧。他说：
试从国父开始，党国要人受新式教育而没有丢掉旧式老婆者究有几人？就以整批的庚款留学生来说吧，能够把乡间的小脚老婆，带到大都市来，共同生活者，我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一人而已。那些满口大话，济弱救贫的文人如××、如×××、如×××、如×××……无一而非弃老妻如敝屣的绝情男人。他们搞婚姻革命的公式，大半是弃旧妻于乡下，再找个识字的大脚姑娘，结新欢于都市。蒋公早年弃毛氏于奉化，娶陈氏于上海。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倒霉的是女人。革命的男人，也不足深责。时代如此嘛！世上有几个胡适，能超凡脱俗呢？
蒋介石见到风华绝代、家世显赫的宋美龄，再弃陈氏于南昌，又娶宋氏于上海，似亦为当时的风气，无可厚非，但问题不只是东方式的移情别恋或西方式的离婚结婚。蒋介石所取的行径先是不顾文证人证悍然否认与陈洁如原有婚约，不承认是明媒正娶的妻子，接着胁迫她出国；欺骗她只“离开五年”，最后想把蒋陈姻缘从历史上灭其迹。此种行径暴露了他的专横性格。陈洁如与他生活七年，最有资格道出他暴烈的坏脾气，此后他的随从人员也不断透露骂“娘西匹”的粗暴神情，外国人旁观也看出他极端冲动以及倾向走极端的个性。（参阅 Kasanin，China in the Twenteis，P．236）蒋介石还故意把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给蔼龄、美龄的信，给陈洁如看过后再寄，使她知难而退。当她看到蒋致宋美龄函中说：“你因我仍在江西，以为不便来与我晤面（由于我的妻子）。但我今已离开江西，你大可不必再存此种令你不安的疑虑。”（《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下册，页三五一）情何以堪？于此可见蒋介石除了暴烈的情绪外，还有马基维利式的冷酷，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白崇禧底定东南后，蒋介石自江西到京沪，成为军事强人，四一二清党，大肆杀戮；又以政治威胁，逼迫上海中国银行张嘉璈“捐纳”军费一千万元（参阅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一七二至一七五），大展强人威风。八月兵败不得已引退，但一切部署妥当，下野实同度假，二百保镖随行，权势未减，正好趁暇进行婚事，时时出入宋府。从一封情书可知，蒋介石还利用下野后的“寂寞”来赢得宋美龄的芳心，并说在广州时就已倾心，曾向宋子文与宋庆龄表白，但没有结果，现在他退居“山林”，一心仰慕的就是你宋美龄一人。（见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P．116）中外消息都曾披露宋子文初不赞成婚事，惟蔼龄最为积极，而美龄时已芳龄三十，尚待字闺中，虽曾与同学刘纪文订婚，但远不如蒋介石威风神气，实已相许。蒋宋定亲遂于九月十六日在上海孔府，由蔼龄向亲友宣布。十日后蒋复向上海《字林西报》记者透露，来沪“为料理个人私事，并规划与宋美龄结婚之事”，并谓一九二一年已与元配离婚，却不提当时离婚是为了与陈洁如结婚。又说：“五年前，余在广州常于孙总理处，以是获见宋女士，以为欲求伴侣，当在是人矣。”五年前为一九二二，则公然自认与陈洁如结婚不到一年，即已见异思迁，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亦招认蒋介石与宋美龄早已暗通款曲，称之为“爱情的长跑”（见《陈立夫首度透露六十年来的政治秘辛》，页二十三），足证陈洁如感情早已被骗而不自知。最有趣的是，蒋介石又画蛇添足向记者说“此种结婚，并非政治结婚，诸人皆从事于政治生涯，乃属偶然巧合”云，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显然由于应宋家之要求，蒋介石自九月二十八日起在《民国日报》上，连载《家事启事》三天如下：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唯恐传闻失实，易资淆惑，嵩此奉复。
更加正式地否认与陈洁如的婚约，根本连姓名都不提了，但是跟随蒋介石革命的芸芸众生都知道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年的蒋夫人或蒋师母就是陈洁如，连蒋与李宗仁的兰谱里，还有妻子陈洁如的芳名，居然就这样一笔抹杀！而当时已被逼出国的陈洁如，外国人都以蒋夫人称之。蒋介石居然声言乃政敌造他的谣！真假蒋夫人以及蒋介石到底有几个老婆，真教《纽约时报》的记者傻了眼。
登过报之后，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九日携未婚妻宋美龄、小舅子宋子文，以及一大批随从由上海乘海轮前往日本长崎。一行人游览云仙、奈良、神户、汤本、热海、东京等地。到神户后特赴有马温泉，拜访养疴的宋太夫人，并得其允诺婚事。蒋介石在日时，忽谓将留半年、忽谓将赴欧美，结果都是障眼法。他觉得复职时机已到，即于十一月八日离日回国。
返抵上海，积极筹备婚礼，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登出如下一则结婚启事：
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遑家室之私……兹定十二月一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欲为中正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宋平《蒋介石生平》，页二○五）
此则启事之妙，可谓“吹牛不打草稿”，“未遑家室”吗？早已有二妻一妾。更妙的是要“发起废兵院”，他们结婚之后，废兵院没有下文，倒是兵连祸结，中国老百姓无有宁日。
十二月一日那天的婚礼，有二重仪式，先是宋家亲友聚集在宋宅，举行基督教宗教仪式。美国驻沪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Admiral Mark Bristol）也来观礼。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其《宋家王朝》中说，主持牧师姓江，即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原是宋家老友，但西格雷夫不知江牧师很认真，对于蒋介石的婚姻状况不满意，拒绝主持，只好改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博士来主持，余虽是基督徒，却非正式合格的牧师，也只好将就了。
这个仪式结束后，便是在外滩大华饭店的盛大婚礼，豪华饭店的大舞厅里，有来宾一千三百余人，众多的圆桌上摆满了鲜花，还有鲜花制成的钟铃。礼堂上挂着巨幅孙中山的遗像、青天白日党旗以及巨幅喜字。礼堂的另一边坐着白俄乐队，于下午四时十五分开始演奏，主持婚礼的蔡元培走到孙中山遗像下，十几个国家的公使一一到场，代表美国的仍是海军少将布里斯托尔。杜月笙也在宾客之中。
当孔祥熙陪伴四十岁的新郎蒋介石出现时，一身笔挺西服，引起一阵骚动。接着宾客入座，电影机发动，白俄乐队奏起门德尔松的曲子，三十岁的新娘宋美龄冒称二十七，一身白纱礼服，手挽宋子文，踏在红地毯上，缓缓向前。走在后面的有穿着粉红礼服的四位女傧相。
在孙中山的圣像前，美龄走到蒋介石的身边，然后新郎新娘向遗像鞠躬，向国旗鞠躬。当此时也，照相机声喀嚓不断。接着蔡元培宣读结婚证书，读后，新人用印，新人相互鞠躬，向主婚人、证婚人以及众宾客鞠躬，同时一个叫霍尔（E．L。Hall）的美国男高音，在白俄乐队的伴奏下，高唱《噢！答应我》 （Oh！Promise Me）。最后在掌声雷动中结束婚礼，当晚带着二百多名保镖，乘车到莫干山度蜜月去也。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第一页上刊出蒋宋结婚消息，上海三家英文报纸也竞相报道，称之为近年来中国人最显赫的婚礼，礼物之多更不在话下，消费在数百万元以上，这个婚礼本身足以显示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已经十分资本主义化了，已经向现实妥协了。
美国记者斯诺曾访问宋庆龄谈起这桩婚事，庆龄认为两人起先都是“投机”（opportunistic），但结了婚多少有爱情，应属实情。蒋介石与宋美龄即使在公众场合也互称“达令”（darling），虽说是学洋派，总还有一些票面价值。然而无论如何，蒋宋联姻的政治色彩仍是十分浓厚，尤其对蒋而言。对宋美龄而言，蒋之人品与学识俱不足取，但他权势熏天，不久贵为一国元首，风光数十年，也足以满足她的需求。至于对蒋介石而言，娶宋之后立即把孙中山变成自己的姻兄，由“弟子”摇身一变为“兄弟”，为革命法统平添一层“裙带关系”，使他更能够将“死中山”作为“活护符”，以号令天下。再通过宋美龄，不仅把财政部长宋子文争取过来，而且还搭上美国人的关系。不过美国关系常被人过于夸大，认为从此蒋与美帝挂了钩。宋家在美国政界哪有这般大的影响？只是在人际关系上有所沟通而已，当然由于亲美派宋氏兄妹的中介，美国以及美国人对蒋政权的影响，倒是与日俱增。还有许多人指出，宋美龄对蒋介石有两大影响：一是使蒋增多一些国际知识，扩大了他局限的见闻，不过照马寅初教蒋介石经济知识的经验，蒋光头像电灯泡，里头真空外面进不去，则增广知识也颇有限。二是使蒋成为基督徒，于一九二八年受洗，不过受洗入教原是结婚的条件之一，我们很怀疑蒋介石是真正的基督徒，更怀疑他完全扬弃了他母亲的佛教和民间邪教信仰。据他的亲信张明镐在《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回忆，明说蒋介石在一九二八年——信基督教之年——还是非常“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的。张明镐回忆：
蒋介石老宅内设有“祖堂”，并出资重修蒋家新祠堂，在祠堂两旁各建十间楼房，作为武岭学校教职员家属及本族近房的住宅，并自题“忠孝传家”四字悬于祠堂外门上。他不但喜欢结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一九二八年，蒋偕宋美龄回籍时，到雪窦山上野餐。蒋到隐潭庙时，走进龙王神像大殿前，向龙王作揖行礼，口中还念念有词，似在默祷着什么。根据多年来的情况看，他每遇时局动荡，须以决策应付的时候，就回家住在坟庄或雪窦寺、妙高台。他绝非游山玩水，而是默祷祖上及神明保佑，或与亲信密谋定计，把这里视作“陇中决策”的场所。
对照起蒋介石多年在雪窦寺等佛寺的行踪，乃至他一生中跟一些佛教大师、法师等的关系，张明镐所回忆的种种，自属可信。
还没完呢！在蒋介石一生中，他跟一些天主教的主教、神父等的关系，也非比寻常。最有趣的是，在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一文里有这样一段：
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养治疗之中，不论病情如何，父亲始终安宁静养，不烦不躁，有此修养，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上平时常戴之圣母像，吟读唐诗，有时，或于晚餐后朗诵大学、中庸。父亲一生为国，一无私念，一切为公，此皆余所当学习与实践者也。
蒋经国文中提到的“平时常戴之圣母像”，可真太有趣了！圣母像云云，岂不正是天主教的玩意儿吗？
由此可见，蒋介石其实绝非一个只信基督教的教徒，他信的是上下古今四方神，所有的神能信全信、所有的宝能押全押，这才万无一失啊！
至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蒋介石“遗嘱”中，说他“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李敖在《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千秋评论》第五十一期）一文里考证出：蒋介石“遗嘱”中的话是完全与事实不合的。“遗嘱”中所谓他在“束发”之时就以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居的说法，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不过，不论他何时信教，真信或假信，他受洗入教一传出去，立即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赚到政治本钱，使山姆大叔大有虽不“同种”而“同文”的感受，《时代杂志》老板卢斯（Henn Luce）一生力捧蒋介石，便事出有因了。总之，蒋宋结婚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第二节 有名无实的统一
蒋介石于下野之前，固然已做了复出的准备，如果真归隐山林，宋美龄才不肯嫁给樵夫渔父呢，不过运气也确在他的那一边。共产党大搞广州公社暴动，给吴稚晖那一帮人大肆攻击汪精卫的借口，将汪逼走。诚如李宗仁所说，汪一走，蒋复出便稳坐第一把交椅。
蒋于复出之前，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制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南京惨案。当时南京政府的当权派是“中央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利用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他自兼校长，教务主任戴季陶、训育主任丁惟汾、总务主任陈果夫）煽动学生闹事，于二十一日捣毁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翌日党校学生又聚众示威游行、高呼口号，由于军警开枪镇压，造成血案。事后，蒋接连发表措辞严厉的谈话，抨击政府，极具火药味，更于二十四日策动组成惨案后援会，要求严惩凶手，接着各地党部发表通电响应。十二月三日，蒋于二届四中预备会议时议定组织特别法庭，指控居正等十人有罪。蒋身为党校校长，学生滋事又如此袒护，其幕后导演之事实已呼之欲出。蒋为了东山再起，必须要打倒新当权派“特委会”，遂命陈果夫运用其组织部和党校势力，鼓动“反特委会”运动，走上街头，酿成南京军警开枪的“一一二二惨案”，使当权派声誉扫地，促使蒋重掌大权。（见王克文《陈家党比蒋家天下更早画下句点——从现代史观点看陈立夫在国民党史上的角色与影响》，页三十）至此，惨案由蒋主导已属定论。一般史论认为蒋借此事打击西山会议派，其实西山派只是遭池鱼之殃，那些顽固政客无拳无勇，因蒋反共，早已投靠，蒋要重掌大权，绝非障碍。度蒋之意，只是打击现政府的威信，使其复出更具迫切感，真正造成斯人不出奈苍生何的情况。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为了造势，也不惜人头落地，并殃及居正等老同志，亦云厉矣！
居正字觉生，是湖北广济人，生于一八七六年，那正是清朝光绪二年，民国成立前三十二年。他在中国受旧教育，后来到日本留学，念的是法政大学，并且从事革命运动。当时中国的革命，有两大家：一类是边缘革命家、一类是中原革命家。边缘革命家只会在海外或沿海省份旁敲侧击，结果作秀有余，动摇清廷根本不足；中原革命家则主张打硬仗，他们深入民间、腹地和内陆，冒真险、犯大难，进行革命。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是中原革命家判断正确的明证。中原革命家之一、因痛恨蒋介石而唾弃政治的大儒熊十力，在居正《辛亥札记》序中就说：“武汉为南北关键，一旦动摇，则四方瓦解。”武昌起义终使清廷四方瓦解，原因正是在此。而武昌起义的大功臣之一，就是居正。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居正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并代理部长。一九一三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