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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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费解的是，“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在开战之前那么多年干的是什么？为什么独独要紧迫到这种程度——到连自己人民都不通知就大放其水的程度？为什么这三个月要自己人民付这么惨痛的代价？这叫“亦属值得”吗？何况，这么惨痛的代价，对日本鬼子造成的延缓，究有多少，亦颇可疑。在攻势上，日军很快地便放弃了自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将“中支那派遣军”重行改编，并将由“北支那方面军”抽调而来的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稔彦中将所属三个师取道陆路、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所属四个师及一个支队配合海军第三舰队溯江仰攻，两路进军，不久就拿下武汉，可见这种战略，划得来划不来，固大有可议也！
在当时作战的敌方阵营里，有一位台裔日籍的川村成功，正以陆军通译官的身份，在河南省新乡河村部队司令部，给司令官河村中将做翻译。一九四O年川村成功回复中国国籍，改名陈文忠，后来做到政大日语教授，因为他是李敖难友韦正中太太陈丽德的父亲，一天他们齐来夜谈。据陈文忠说，当时他半夜醒来，发现水深及膝，才知道黄河决了堤。李敖问他日本人有没有想到中国人会炸堤，他说日本人早就想到了，但日本人判断，要淹死日军三个师，中国老百姓至少要死三百万，蒋介石不会这样残忍。殊不知日本人判断错了，蒋介石的残忍，固大出日本鬼子意料之外也！
蒋介石虽然残忍炸堤，若真“获得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姑算一说。但是即使是放水作业，也都没有“从容准备”，而是乱来的。
蒋介石放水作业因为见不得人，所以一直赖在日本人头上，说水是日军放的。因为是扯谎，说法未尽统一。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说堤是日本飞机轰炸开的；《中华年鉴》（一九四八年九月南京中华年鉴社版）却说是日本大炮轰击开的；赖不在日本人头上时，甚至说是“大雨滂沱”后河堤自己裂开的（国民党党史会编《中华民国史话》中说法）……其实都是造谣。当时奉蒋介石命炸堤的是国民党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商震转命上校参谋处长魏汝霖主其事。魏汝霖到台湾后，一开始不敢公布经过，后来因为《蒋总统传》出版，才在一九七六年九月的张其昀监修《战史论集》里，由当年陆军中校工兵参谋刘叔琬出面，发表《抗日战争期间黄河决口经过纪实》；六年后，魏汝霖再将此文以自己名义，改题《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战史会刊》第十四期发表。文中记录没有“从容准备”的放水作业甚详。《复兴关怀念集》（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国父实业计划研究学会出版）收有魏汝霖的《生平自叙》中说：
徐州会战后，先总统蒋公决定掘开黄河堤防，造成泛滥，阻止日军西进，自策划至完成，悉由汝霖主持之，时值季春，正当枯水时期，先在河南封城北赵口掘堤，失败三次，最后始在郑州北之花园口成功。“失败为成功之母”，信不虚也。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页一一○至一一一）
其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说法，早已被“水”没矣，当然魏汝霖不肯面对这种真相，所以他在《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中，还来了三段“揭穿中共歪曲说法”的“检讨”：
一、黄河决口成功，造成广漠无比之大泛滥，宽约数十里，水深仅数尺。尤以决口初期，水行极缓，开封南北，全为沙地。故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铁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至于耕地之破坏，村落房屋之湮没，当所难免。当年全国人民都有焦土抗战之决心，只要能阻止敌军，有利抗战，任何牺牲，绝无怨言。
二、当时敌军乘徐州会战之余威，期图以机械化部队与骑兵占领郑州，继续西进，以拊武汉之侧背。故我最高统帅部（在武汉）日必长途电话多次，询问黄河水势东进到达情形，最后竟以水行太慢，疑决口并未成功，特派第一军军长李铁军（现居美国）至决口工程地，视察实情。李军长初见余等，情急有怒色，大呼：“狗撒尿！狗撒尿！”余与蒋师长在珍及黄河水利会人员，共同详细说明后，李军长似渐明了，始半信半疑而去。数日后，先总统蒋公又派胡宗南上将携其参谋长罗列再来决口工程处视察，罗参谋长列为汝霖陆军大学十期同期同学，战场上遇故友，畅谈决口经过，胡上将始相信成功，报告先总统蒋公而去。
三、中共前数年，曾在大陆区及香港报章上宣称：抗日之战黄河决口时，淹死人民数十万，造成重大灾祸等之痛恶攻讦。此固为当年参加抗战，实地眼见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奸伪惯技。回思当时若非由黄河大泛滥阻止日军，郑州早已陷敌，西安可能不保，“毛酋”巢穴延安亦将遭受日敌袭占。
这种检讨，可真滑稽。一百万老百姓都淹死了，魏汝霖居然还说“灾区人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至于放水的效果，也是害民远过于困敌的，这由“水行太慢”、“狗撒尿！狗撒尿！”等情况可以概见。据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所收总统府机要档案《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徐州会战经过——民国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也不过说“六月开封失守。次日敌续陷中牟、尉氏，并进扰新郑；同时，以飞机对我黄河沿岸守军滥施轰炸。六月八日，花园附近黄河决口，洪水夺贾鲁河南泛，中牟尉氏一带尽成泽国。敌我乃隔黄泛两岸成对峙之局，徐州会战遂告终结”等话，看不到魏汝霖所描绘的那样神话式的画面与效果。魏放霖的“战史”，实难令人相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论“黄河掘堤阻敌”说：
五月三十一日，中国军避免在豫东的平原上和日军决战，第一战区的主力也向平汉铁路以西撤退。这时，决定掘毁黄河堤防，构成泛滥，阻止日军。六月四日，中国军就在中牟县境的赵口掘堤。原定当天午夜可以放水。不料掘了三昼夜，水流不畅，而日军已进占了开封，情势危急。七日晚上，中国军改在花园口掘堤，到九日上午九时掘开了缺口，冲出的河水在十时以后就逐渐增多，缺口愈冲愈大，黄河主流就蔓延开了：从中牟、尉氏、扶沟，直到安徽和江苏是一片汪洋。（页四四七）
这片汪洋，因为黄河含沙量过大，地势多变，水流靡定，自决口以来，河南省的中牟、通许、尉氏、太康、鹿邑、淮阳、西华、商水、沈丘等十县；安徽省的亳县、太和、涡阳、阜阳、颍上、凤台、蒙城、怀远、寿县、凤阳等十县，或沉沦经年、或忽涨忽退，偶可耕作，亦无补于实际，灾区之广，竟达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又如黄淮同时并涨，则运海不能容纳，且危及江苏省里下河一带。一九三八年开放归海坝，汛区及于高邮、泰县、东台、盐城、兴化等五县；灾区面积达六千平方公里，合计二万九千平方公里。灾区主要都地处豫东、皖北、苏北一带，正好是农业要地，这样子下去，其惨可知。拖了七年，才算完工合龙。据一九四七年九月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出版的《黄河花园合龙纪念册》中张群题词，全文是：
荡荡黄河，溥利万世，
中更兵革，遂荒遂敝，
溃自花园，毒痛岁岁，
哀我孑遗，生命如缀。
倾天捍御，竭地收功，
万人悉力，庆此合龙。
民其有瘳，国运无穷。
惩前毖后，永式崇封。
一点也没错，在“生命如缀”的“孑遗”下，重新合龙了黄河。但是坏心眼还有外一章。据徐福龄写的《蒋介石在黄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文中说：胜利后国民党堵花园口决口，使黄河复归故道的主要目的是想水淹解放区，因中共已在故道内开辟建村，居民已有四十余万。幸而国民党的秘密作业被揭穿，引起社会公愤，才谈判协议，签订了开封协议。但不久国民党又不遵守协议，引起中共强烈抗议，以“将被迫采取必要自卫措施”相威胁，遂又在南京谈判，迟滞而少进展，到内战爆发，国民党正好水淹解放区，乃立即在花园口强行堵口放水，悍然使汹涌的黄河之水流入故道。不过中共已有准备，早已开始自行复堤，提出“反蒋治黄，保家自卫”的口号，蒋介石的阴谋并没有得逞。（见李敖编《清算蒋介石》，页一三一至一四二）
话说自徐州弃守后，日本侵略军已控制从东北、内蒙一直到杭州湾的中国东部领土，蒋介石却应知而未知日军可避开豫东滔滔之水，改从蚌埠、合肥南下，沿大别山与长江南北进攻武汉。于是他又开始忙着保卫大武汉。早于七月十八日，他就向外国记者斯诺说，“武汉必能坚守”，然同时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必能坚守”与“或不能守”是两歧的，可见他原无定见。当日军于二十五日在九江登陆，更失去了坚守武汉的信心，在二十六、二十九两天的日记先后说，“余对防守武汉，绝不做无谓之牺牲”，“此次保卫武汉战略，当取韧性”！但是在三十一日向武汉各部队长官训话时则说，“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说了许多为什么要保卫武汉的大道理，然则又回到非坚守不可的论调，并宣 布处决失掉马当要塞的师长薛蔚英。蒋介石原想在武汉外围的大别山、长江阻遏敌军，然而虽然将士用命，仍节节败退。日寇还用毒气弹，而我军全无准备，死伤甚惨，难以抵挡敌人攻势。蒋介石早在八月间向英国记者说，扬子江战斗，“吾人深信必能获得较四月间台儿庄一役更大之胜利”，又成了不能兑现的空言。
日本侵略军于进攻武汉的同时，于十月十二日在大亚湾强行登陆，再于二十一日攻陷广州，粤汉铁路通海受阻，促使蒋介石放弃武汉（参阅蒋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页二五二四），并于十月二十五日于武汉近郊激战时，飞往南岳。以前强调武汉会战的成败，关系到抗战的前途，现在又改口说：“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令人莫衷一是。从唐纵日记得知，蒋介石飞抵“南岳时，已两点钟，轿夫也未预备，至山上，房间也未布置，委座大怒”。（《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七十八）战时还要讲究“布置”，真不可思议，应该想想遭大水大火无家可归之人。
武汉失守后，日本沿粤汉路南下，于十一月十一日攻陷岳阳。蒋介石以为日军的目标是长沙，遂于翌日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同时，张治中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一九五九年致郭沫若函）张既是省主席，唯有遵命，把这个任务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敌人尚在数百里之外，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士兵误以为是信号，大举放火，烧了三昼夜，烧死两万余人，城内大部分房屋焚毁。当蒋介石于十六日自南岳山中到长沙视察，但见此一名城一片瓦砾。此一乱来，不仅当地民愤极大，而且引起中外谴责。即使要焚城，亦得要有疏散民众的计划呀！这两万余条人命谁来负责啊！蒋介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枪毙了事。然而始作俑者、下令烧掉长沙者，岂非蒋介石乎？他为了有替罪羊，只好挥泪斩亲信爱将酆悌了。
蒋介石先放大水，又放大火，这个样子领导抗战，使本来已受灾受难的中国百姓更苦更惨矣！
蒋介石于失掉武汉后告诉国人，抗战已进入第二期，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说说而已。事实上，武汉会战之后，中国军队转入山岳地带，交通阻滞，日军不易进一步内侵，何况敌军战线已拉得甚长，无足够的兵力占据面积广大的中国，更不能征服恨日本人入骨的中国军民，唯有封锁与围堵以求逼降。中国方面则凭山丘形势整补，虽有时出击，即如长沙之捷，并无力反攻，扭转颓局。整个战局基本上形成相峙状态，较好的东半壁江山，沦入侵略军之手。一九四○年七月抗战三周年，失土约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三九），而且失土仍在持续增加。“转守为攻”云乎哉？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说，这几个月来的失败，“不是我们一般下级官兵不勇敢、不牺牲；而是由于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在平时缺乏研究、没有实学长技拿来教育部下；到了战时，对于一切战术战略，又不能根据基本典范纲领和战阵实际情况，随时随地研究改进，以致指挥失当，虽有很多部队，也不能发挥相当效力，所以被敌人打败！”这段话讲得正确级了，唯不知是否包括他本人在内。然而这段话本是下一段的引文，接下去他说：“我们高级将领中还有观望不前，图保实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敌人才敢进来。”这是逮捕与枪决韩复榘的“罪状”。抗战期间被处决的集团军令一级的将领，还有石友三。石、韩都有反蒋记录，所谓因违反军纪而遭处决，恐怕大有公报私仇的成分。而且抓人处决不是经由正当的军事法庭审理，而是由戴笠用特务手段来处理的；死罪与否，全凭蒋介石手批。再说韩复榘弃守山东，或罪有应得，然而抗战以来，弃守名城的高级将领不知凡几，包括蒋氏爱将刘峙在内，不闻有何惩处，则更难免双重标准之讥矣。他没有提到的是，自抗战以来，他唯有从苏联获致军援。自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三九年止，苏联送给蒋介石一千架飞机、二千名飞行员、五百位军事顾部，以及二亿八千万元低利贷款
第一节 蒋汪双簧之谜
国民党宣传的历史中，都说抗战前后，汪精卫是主和的、是妥协的、误国的；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是抗日的、爱国的。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
汪精卫从一九三二年就任行政院长以来，就以“跳火坑”的心情，处理国事。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受闲气。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闪躲日本人起，骨子里本来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后，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出卖华北利权；同年摧残察绥抗日活动，打击抗日分子；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使华北特殊化，这些都是蒋介石的作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锅的，都是汪精卫。事实上，汪精卫本人，对日本原是主战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且为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事实上是蒋介石指令的），一度忍无可忍，通电邀张学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国。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