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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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罗斯福又派赫尔利于八月间以总统代表身份抵达重庆。此公军人出身，俄克拉何马州人，自信极强而天真烂漫。他于美国对华政策固然一清二楚，但对中国的情况却一知半解。他受到蒋氏夫妇热情招待，对蒋产生好感，在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下，积极助蒋团结抗日，助蒋建立军政统一的有效政府。换言之，他愿把赌注完全放在蒋之一边。即使如此，他仍须继续美毛间的对话，以及化解国共间的矛盾。他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以代理驻华大使的身份，亲自飞往延安，促进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毛泽东答以统一团结先须使中共分享美援，赫尔利认为可由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来分配美援，并相信蒋介石会接受此议。周恩来乃应赫氏之请，同返重庆做进一步商谈。此无异由赫尔利逼成国共和谈。但蒋介石只肯“承认共产党公开之地位”，即此一点，尚需整编共军为国军，“完全由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绝对不答应联合政府，其实仍然要中共投降，与赫、毛在延安所得五点共识相差甚远。周恩来致函赫尔利，重申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蒋介石则以筹组容纳中共的“战时内阁”，作为回应。赫尔利乃转而支持蒋氏主张，使蒋“政治攻势”得逞。（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七三、四七六、四八五）简言之，赫氏赞同中共交出武力，然后邀共产党到蒋介石政府来做官的那种联合政府，认为是合理解决的办法。（参阅L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 Ｈｕｒｌｅｙ，Ｐ。３１３—３１８）美国派在延安的军事观察团团长包瑞德（Ｃａｌ． Ｄａｖｉｄ Ｄ． Ｂａｒｎｅｔｔ）曾向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毛回答说：
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包瑞德）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Ｏ三一）
毛泽东口气很大，充分显示不可能参加做官的联合政府，然而赫尔利初未料到蒋介石连做官的联合政府都不太情愿，更不必谈一九四四年九月在国民参政会上，所提出的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抗战期间虽然国共合作，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是非法的，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以“文化团体”的名义出席的，可见蒋对中共一直采取否定态度。除非中共自甘否定，无论“使用”或“联合”都无法真正落实。
赫尔利抵渝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已闹得很不愉快。史迪威向蒋展示罗斯福的谴责函后，赫责史之不是，有助于蒋介石的“以夷制夷”，帮忙把史迪威给“制”掉了。史迪威离华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辞职，遗缺即由赫尔利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承继。赫尔利大使便成为蒋介石的护航员，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赫尔利更产生乐观的幻想，以为蒋会走民主的路，中共可被迫合作（Ｂｕ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c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２１４），殊不知蒋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明说要“消灭共产党”（原件今存南京二档馆国民党中央党部档），而非合作，因而赞同蒋召集蒋所控制的国民大会，无视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并附和蒋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交出地方政权，最多只能从蒋获得中共“合法地位”的让步。一九四五年四月，赫大使在美京华府更发表声明，强烈支持蒋介石政府，替蒋之国民大会捧场；指责中共是分裂主义者，拒绝参加联合政府。赫尔利以为蒋之国民大会若成功召开，中国便可民主统一了。结果他拥蒋反共的立场，得罪了毛泽东，被毛指为与蒋合唱反共双簧，鼓励蒋打内战。七月间召开的参政会，中共也拒绝参加了。
赫尔利的扶蒋、拥蒋立场也引发重庆美国使馆内部的剧烈争辩，使馆人员如谢伟思等认为赫尔利的做法，将使国共内战不可避免，有违美国政策。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而非重庆。要军援延安，告知蒋即可，无须与他协商。把一切的赌注都放在蒋之一边，何异与僵尸共舞。赫尔利则怒斥这些人亲共反蒋，甚至送上红帽子。（参阅Ｅｓｈｅｒｉｃｋ ｅｄ．，Lｏｓｔ Ｃｈ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３３３—３６３）大使与使馆职员的辩论，取决于政治多于雄辩，而罗斯福正风烛残年、奄奄一息，自然站到大使的一边，不久于四月中旬病逝，美国的政策遂定位于“扶蒋”之上，军援中共之意亦完全打消。（参阅Ｂｕ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１９３—１９４）
赫尔利自斯大林获得更明确不支持中共的保证，这位国际共产首领甚至向美国人说，延安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此点很可能受到王明的影响）也不认为毛泽东可能夺取政权。即使蒋要吃掉延安，他也不在乎，更赞赏蒋是一“大公无私的爱国者”。此显然完全赞同美方的扶蒋政策，故赫尔利向刚上任的杜鲁门总统说：“斯大林无条件地同意美国对华政策。”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卷，页三四Ｏ）赫于四月二十四日返回重庆后，深信由于苏联的合作，可以逼中共就范，统一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下。但是毛泽东于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表谈话，题目是《愚公移山》，公开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全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册，页一ＯＯ一至一ＯＯ四），并不就范。蒋介石老实不客气，于七月二十一日，指示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的淳化县发起攻击，进驻爷台山，威胁延安。中共《新华日报》大举揭露此事，攻击重庆发动内战。美国毕竟不愿见内战发生，更不愿在日本投降之前，国共继续发生严重军事冲突，魏德迈将军乃命美军人员分驻国共接壤之处，以制止之。（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二七、五二八）
八月十日已有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然此时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量中国国土，立即发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偏处西南，就地理位置而言，共军显具接收失土的优势。蒋即以统帅名义，命令共军“驻防待命”，不准“擅自行动”。蒋之用心，当然可以理解，但命令一支抗日的军队于敌人将要投降之际不准进攻、不准缴敌人的械、不准受敌人的降，必然说不过去，于理有亏。毛泽东针锋相对，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向蒋介石发了两通电报，指出“驻防待命”的命令，有违国家民族利益，有利于敌人，碍难遵行。（详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Ｏ八七）不过，在接收问题上，由于汉奸周佛海出任蒋之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 （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三一》），以收编三十余万伪军（参阅王俯民《蒋介石详传》，页二三Ｏ至二三二），冈村宁次的通力合作，以及美军协助并提供海空运输服务，蒋之劣势一变而为优势。毛泽东洞悉此情，早于八月十三日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向“全国同胞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要求解放区抗日军队直接派遣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三七）当蒋介石的发言人称朱德及共军为“人民公敌”，毛即反唇相讥说“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见同书，页一Ｏ四七）毛将“人民公敌”这顶帽子奉还，套在蒋介石的头上，国共长期“摩擦”之余，大有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爆发全面内战的危机。
日本昭和天皇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向世界广播，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庆祝抗战胜利，但蒋介石的心情十分复杂，忧喜参半，甚至忧多于喜。当日向全国及世界广播，即以“要爱敌人”为说，竟将日寇加诸中国军民的苦难与残暴一笔勾销，因其心目中别有牵挂，就其“革命使命”而言，反共一直重于抗日。他在同年九月九日的日记中感叹道：
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页二六七一）
他若能为所欲为，必以朱德不奉“驻防待命”之令，向已被包围的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一举荡灭他恨之入骨的“共匪”，完成他的“革命”，抗战尚未胜利时，他就亲口告诉他的学者顾问拉铁摩尔，“战后中共问题必须要用武力解决”（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ｍｏｉｒｓ，Ｐ．１３９），自然无意组织什么联合政府，但当时国内外情势绝不允他明目张胆地立即发动内战，不过，他已掌握和平攻势的有利条件。美国扶蒋态度已十分明朗，中苏友好条约已经谈妥，斯大林已公开揄蒋抑毛。延安在国内遭到围困，在国际上更形孤立。既然大家要和，何莫展开和平攻势，在有利的情况下，逼对方就我之条件而和。日皇宣布投降之前一天，在赫尔利的敦促下，认为重庆与莫斯科间的联盟，必能迫使毛泽东前来请和（Ｌ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 Ｈｕｒｌｅｙ，Ｐ。４０４），蒋乃亲自急电延安，请毛泽东“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当时国共间因“驻防待命”问题有纠纷，故毛复电称俟蒋对此事表示意见后，再考虑会见。于是蒋于二十日再度电毛，把“驻防待命”推说是盟军总部的规定，说是“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云云。然后再亟力促驾，说是“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又说：“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言下之意，若不来，岂不是不体念国家艰危、悯怀人民疾苦矣。这是何等压力！毛遂于二十二日复电，谓先派周恩来前来接洽。蒋怕毛推托，于接此电报后翌日，三度电毛，谓周氏来渝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并“已准备飞机迎迓”，做进一步之敦请，而电文均公诸报端，众目睽睽，促驾来势之汹，犹如钱塘之潮，一波高过一波，难以抵御。毛只能于二十四日急电重庆，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来往电文见《重庆谈判资料》，页四至八）
蒋之紧迫邀请，乃是运用匠心的一种招数，显欲将毛一军，而且无论来否，自以为均操左券。若不来，蒋可说毛无和平建国诚意，不仅可卸内战之责，且可将此责加诸对方。若来，蒋可以主人的优势、有利的情势，逼毛接受自定的和平条件；如不接受，再加之以武力，亦可谓先礼后兵矣，剿抚并用矣。
延安方面接此一招，的确沉重，压力来自四面八方。然而蒋氏囚禁政敌的前科累累，诸如李济深、胡汉民、张学良、杨虎城等不一而足，利用特务暗杀，亦屡见不鲜。虽说美使赫尔利愿做安全保证，但夜长梦多，防不胜防，万一事发，推说意外，亦莫可奈何。然而无论风险多高，毛势在必行，否则未决雌雄，已输了一招，绝非毛泽东所肯为，所以毛应蒋之请，并不意外。中共中央要求魏德迈派美机接送，赫尔利陪同，以防意外，并决定毛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大计，都是以防万一，设想周到的举措。
毛泽东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由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陪伴下，自延安飞抵重庆。蒋介石当晚在林园官邸设宴欢迎，尔后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页二六五五）
毛来渝前的正午，蒋才集会商讨方针，临事才抱佛脚，原无新的腹案。诚挚相待尚须“决心”，可见诚挚来之不易。所谓政治与军事整个解决，仍然是他一贯统一军令与政令的说法，也就是要中共交出军队与政权。因此，所谓政治要求予以宽容，极限不过是给予中共合法地位以及允许到蒋政府做官而已。蒋氏和平条件更明确见诸于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之中，他列出三条：
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前引书，页二六五六）
另组联合政府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蒋欲逼和之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泽东在重庆一住四十余日，蒋毛会见时间不长，正式商谈五次。欢迎晚宴时，蒋介石一身戎服，胸前勋章耀眼，似乎是向毛显示他是最高统帅。蒋氏夫妇以茶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时，请毛作陪；又邀毛与美国大使一起吃午饭，似乎是向毛显示他有美苏两大国的支持。蒋以声势慑毛，显然无效，穿土布中山装（即列宁装，后来又称毛装）的毛泽东，绝不屈服，使蒋“脑筋深受刺激”。十月十日临行前毛要求宿于林园，翌晨共进早餐，但话总不投机。毛离去后，蒋散步林园一周毕，于记事批阅公文之余，“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前引书，页二六八八）
蒋介石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底线下，根本不会允许解放区与八路军的存在，也不会同意重起炉灶，组织联合政府来完成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在此情形下，和谈不可能谈出任何可行的结果。毛泽东同意缩编若干军队，退出若干解放区，只是表示一点诚意，距离蒋的要求尚远。国共重庆和谈后所签订的《双十协定》，明眼人一望可知，不过是装点门面，根本问题并未解决。
唐纵在日记中透露，蒋介石说毛泽东本欲趁日本投降占领华北，因来渝谈判而未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九一）事实上，在和谈期间，美军出动陆战队助蒋占领华北。就蒋而言，此次和谈的真正收获乃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