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星闪耀-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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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年春，朱德如愿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不仅认清了清政府专制腐败，还认识到要“推翻清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只靠读书救国和强身救国是不行的，他决定投笔从戎以便更加直接地拯救国家。1909年，朱德远涉云南，考入坐落在昆明市承华圃清政府为培养军事人才扩建新军而建立的陆军讲武堂，从此开始了他血与火的漫长军旅生涯。行前，他提笔写下了《赠诸友》：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这一年，他还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由于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讲武堂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1910年7月，朱德被选送到特别班学习。次年8月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被分配到蔡锷麾下，开始了直接追随蔡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戎马生涯。　
　　在以后的8年间，朱德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以及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之中。“誓拼热血铸中华”，“倾心为国志无违”，战功显赫，威震滇川，成为一位爱国名将。　
　　正当朱德吟咏着“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的时候，比朱德小8岁的毛泽东恰恰辍学在家。白天毛泽东同成人一起在田间劳动，晚上帮助父亲记账。但是就在这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深深地影响了他。这本同毛泽东同一年诞生的《盛世危言》刊出后，曾重印二十余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1895年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命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曾对“戊戍变法”起了先导作用。　
　　后来，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起他的青少年时代曾说：“《盛世危言》在我脑子里鼓舞起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在田地上的工作。自然我父亲反对这件事。关于这件事我们常常口角，最后我从家里跑开了。”　
　　1910年，毛泽东离家去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行前他还改写了一首诗示父，表达了志在四方的决心：“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当时和毛泽东同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萧三曾借给毛泽东一本《世界豪杰英雄传》，毛泽东读得津津有味，并对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华盛顿、林肯等人物十分崇拜。他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他在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对国家前途充满忧患意识，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11年，朱德在云南参加起义响应辛亥革命。与此同时，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奉天的周恩来不约而同地剪掉了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发出了革命的宣言。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之后，还和一些积极分子强行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剪掉了，并且身体力行，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中当了一名列兵。也是在这一年，13岁的周恩来在回答老师“为什么读书”的提问时，发出了他那句“为中华之崛起”的豪言壮语。　
　　1915年，为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湖南一师学生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侵略中国的一本资料，并命名为《明耻篇》，又回到学校的毛泽东读后不能自已，慨然在其封面上题词：　
　　“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而在天津南开中学，周恩来对袁世凯“忍耻受辱”承认“二十一条”也是痛心疾首，他在文章中疾呼：“事急矣，时逼矣；非常之势，多难之秋，至斯亦云极矣”，“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一大批知识精英和激进青年投身其中。这批人随后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南一北，均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毛泽东在湖南创立的新民学会以及所主持的《湘江评论》与周恩来在天津创立的觉悟社以及社刊《觉悟》，都是当时国内有名的社团和刊物。尽管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还没有一面之交，但他们志同道合，彼此仰慕，则是可以肯定的。　
　　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1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代表着他们的五十多名同志，悄悄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光荣与梦想（2）　　　
　　毛泽东便是这13人中之一。周恩来也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1922年11月，在德国柏林，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便是周恩来。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三位巨星之间世纪合作的第一页由此揭开。中国革命的面貌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三、初聚　　　
　　柏林相识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朱德踏上了一条漫漫的求索之路。在中国上海，朱德要入党，陈独秀说还不够格；在德国柏林，朱德与周恩来一见如故，周恩来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朱德在泸州时曾与一些知名文人成立东华诗社，在戎事之余“唱酬寄兴”，以“泄腹内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联翰墨之因缘，咏吟哦之乐事。惟求良友，无负河山。”　
　　可见，朱德早期的军旅生涯虽然一路青云，却始终有一种壮志难酬之感。　
　　失意的朱德精神陷于迷茫之中，一度消沉，开始吸食鸦片。此时，一位朋友的到来，象一道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幕。　
　　这位对朱德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朋友就是孙炳文。孙炳文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前参加了同盟会，之后因为反对袁世凯复辟遭通缉。1916年，两人在护国运动中相识，一见如故，经常一起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讨论新文化运动传播的新思潮，并商定出国去寻求新的救国出路。之后，孙炳文离开四川到北京一家报馆任职。　
　　在孙炳文的引导下，朱德决定彻底脱离军阀队伍，寻找一条全新的革命之路。　
　　很快，朱德来到上海戒烟。这段时间里，他大量阅读了朋友送来的进步书刊，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这让彷徨的朱德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经过一番周折以后，朱德找到了上海渔阳里，这里既是陈独秀的住所，又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当时四十多岁的陈独秀，面色黝黑，但精力充沛，行事果断。他没有太多表情地听完了朱德的介绍，仔细地打量着这位滇军名将，然后便是长时间的沉默。　
　　此时，共产党诞生才一年多的时间，党员已经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九十多人，但在各种反动势力的绞杀面前仍显得非常脆弱。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曾为西南秘密社团哥老会成员的旧式军官，他怎么会轻易接收朱德加入共产党呢？　
　　当然，陈独秀说得也很委婉：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他从书架上抽出了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交给朱德，要他好好学，学通弄懂。对于像朱德这样的旧军人来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听后非常失望，“那些日子非常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里，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他本以为共产党这扇门对他已经是关上了。　
　　但无论如何，朱德不会再回到旧军队里去了。　
　　挫折并没有阻挡住朱德对共产主义事业追求的脚步。　
　　1922年8月，他与孙炳文登上了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开始了探寻之旅。在巴黎，朱德和孙炳文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法国已经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只可惜，他刚刚去柏林。朱德兴奋极了，他和孙炳文一道又赶往柏林去见周恩来。　
　　1922年11月，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的一幢寓所前，朱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周恩来的门。周恩来和朱德一见如故，他仔细倾听了朱德的谈话后，经过考察，批准了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两位年纪相差12岁的人在德国相识，因为有着共同的信念和奋斗目标，他们一见如故，走到了一起，并且相互配合了半个多世纪之久。　　　
　　广州初会（1）　　　
　　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热血青年在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每每擦肩而过，错过见面交流的机会。但就像两支从不同方向射向同一靶心的箭，终有会合的时候，这个会合点就是1926年的广州——当时中国的革命中心、孙中山的大本营。　
　　1923年6月和1924年1月，毛泽东先后到广州参加了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会候补委员。之后，毛泽东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底，毛泽东因身体原因，从上海返回湖南，一边养病，一边深入农村调查，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一直到1925年9月，毛泽东为躲避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通缉，才再次来到广州，10月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并参加了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而周恩来在旅欧的4年期间，负责旅欧学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并筹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不仅积累了斗争经验，而且对中共初期的建党、建团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24年9月，周恩来回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并应其入党介绍人张申府的推荐，出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11月21日，周恩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25个县的行政工作。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地区行政的主要领导职务。　
　　其实，毛泽东和周恩来本来应该有更早的见面机会。　
　　1919年，蔡和森和其它一些来自长沙的朋友启锚远航赴法留学，但本来打算一起去的毛泽东却决定留下来。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而此时，在天津的周恩来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启程赴欧洲留学。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巴黎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接到通知，准备派人参加。但由于路途遥远，最终未能成行。否则，上海也许会成为毛泽东、周恩来二人的第一次握手之地。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召开。已经从法国返回中国的周恩来参加了会议，但此前一个月，毛泽东却因为身体原因回湖南休养，两人又错过了第二次可能见面的机会。　
　　没有人知道在两人见面之前，是不是就相互了解。但可以推断的是：两人应该对彼此都有耳闻。　
　　同样，目前也没有资料准确地记载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唯一有资料可查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都参加了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他们都曾同陈独秀商议，要求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但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工作原因，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合作开始逐渐密切起来。　
　　毛泽东当时除了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还兼任《政治周报》主编。在《政治周报》第三期刊登的《东征纪略》上，记述了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及其在追悼攻克惠州牺牲将士大会上的演说。　
　　投桃报李，周恩来派人接管汕头《平报》并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后，在该报副刊《革命》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　
　　当时，很多人对形势变化感到意外，但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却显示出了近乎一致的高度的预见性和政治敏锐性。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信号。周恩来闻讯后则立即来到广州造币厂，向蒋介石提出质问，反被蒋软禁了一天。　
　　之后，两人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讨论对策。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主张却没有被采纳，陈独秀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不退的要交出名单。　
　　中山舰事件算得上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在重大事件上的第一次合作。两人对时局的判断准确一致，显示出政治家的敏锐头脑。不同的是，周恩来在这个事件上更为灵活，尽管他不赞同与蒋介石言和，但对于下一步的打算，他认为“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半个世纪的合作中，这一风格贯穿始终。　
　　所幸的是，中山舰事件后，毛泽东成了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在农讲所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课程，并邀请周恩来、肖楚女、彭湃等同志到农讲所授课。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合作关系继续延续下来。　
　　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两广区委共同研究，从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中选调了几十名干部，到农讲所经过短期培训，派往广东各县担任领导农民武装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转到以农村为基础组织工农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份，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毛泽东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而周恩来也因为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中的突出表现，被调到上海，进入中央工作。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周恩来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因此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周恩来由此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成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中第一个进入政治局的人。　　　
　　广州初会（2）　　　
　　从毛泽东和周恩来1926年1月第一次共同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不到一年的合作，由于大革命形势发生逆转，两人又各在自己的领域为党的建设发挥着作用，直到再次握手。　
　　在此期间，八一南昌起义爆发了。　　　
　　南昌暴动　　　
　　南昌起义是朱德和周恩来之间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朱德和周恩来也许没有想到，在他们分别后的第二次相会，将开创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正因为有了南昌起义，才会有后来的朱毛会师。　
　　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后，1925年朱德又转赴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天回到国内，利用旧关系到川军中动员杨森部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秘密进行共产党的工作。　
　　1927年7月27日，在南昌花园角2号寓所，朱德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位重要人物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