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闲看水浒-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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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三国》《水浒》《西游》构筑中国人精神幻象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妇孺皆知的所谓名著，乃至新旧武侠小说，构筑了中国人最为基本的精神自慰品。自慰品哪怕再能掀起高潮，都不可能代替元气淋漓的精神滋养所能带来的快感，它只不过满足了小民百姓对几千年来无赖的专制社会的意淫式革命，丝毫无助于改善社会不公平的残酷现实。不管是以均平富相标榜，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作诱饵，老百姓始终在其间自取其辱和受他人侮辱。换言之，这些自慰品的内核便是：胡乱杀人、官官相护、强权有理、你死我活、赢家通吃。探讨这些东西为什么在中国广受欢迎，历久不衰，极有土壤，便会得出令人惊异的结论：即中国人普遍的意淫状态和阿Q式的精神自慰，已经成为整个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尚好，从而在自己遭受奇耻大辱和渊深似海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以便苟活下去，成就一点自己哪怕微渺的动物需要，暴民和奴才便是所有民众赢得动物需求的外在体现形式。
在一个没有民主自由和现代文明的社会，暴民和奴才是所有人不可磨灭的基本标签（正如十年砍柴谓“匪性”和“奴性”的结合），你别无选择。哪怕这是一种绝大耻辱，你也只得含辱应承下来，就像黥面髡发者，你有着永远的耻辱，不管你衣着多么光鲜，开着顶级豪华轿车，仍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因为你不仅无法真正拥有和支配自己的财产，连最起码的身体也是只不过是他人案板上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而已。不平等的社会，生存的艰难，使所有人对强权有一种天然的仰视态度，于是只有寄望于夺了那鸟位的万丈豪情，爷爷我也来干它一干的革命理想。而这种理想，在《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包括武侠小说里，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满足了奴才和暴民梦中杀人、意淫强权的阿Q式心理，成为许多人争相阅读、持久不衰的宠物，以至于有人说武侠小说是中国人的“成人童话”。其实《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包括武侠小说，都只不过中国人找到苟活依据的意淫对象而已，在阅读中自我安慰以达到心理平衡，使自己不致完全发疯。不少国人在青少年时期大抵都是依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里面充满了杀戮与阴谋的教导来完成启蒙仪式的。这样的启蒙仪式，从小就接受你死我活的斗争和滥杀无辜的社会现实，使每个人对杀人都会变得麻木和自然，还延伸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的哲学，其实这种办法只不过为暴虐者杀人时分化瓦解，以节约成本而已，今天杀我，明天就可能轮到你，这便是无可逃避的残酷现实。
中国文人评点和研读《水浒传》的历史可谓久远，但无论是金圣叹还是后起的张恨水、孟超、牧惠诸先生，大多没有逃脱对《水浒传》谋篇布局、文字精妙的研评范畴，偶有老吏断案的发明，但整体上都没有特别的创新。只有十年砍柴兄这本《闲看水浒》（萧翰兄不少论述水浒的篇章与《闲看水浒》有异曲同工之妙）打破了此前谈论水浒囿于玩味词藻的文章学的旧有框框，结合当今的社会现实，用法律、经济诸方面的眼光来审视，从出色的文字后面看出血淋淋的丛林法则和血酬定律，这是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知识结构重组、文明变革、民主自由的普世思想影响十年砍柴的必然结果。从刘备、宋江、唐僧的“无能”之能里，砍柴看出他们占领道德至高点和无所不能的厚黑手段；从街头赌搏做局，看出中国的政治其实多半就是“下三烂”的做局，还要美其名曰“政治智慧”；“从官军为什么不如民团”里看出宋代统治者修文偃武的尴尬，“只有在现在民主社会，文人统军、武人治军，既能避免军人干政，又能保证常备军的战斗力”；从“那些失败的生意人”里看出商人不能因纳税保护自己利益、主张自己的政治权利，饱受官方的压榨，在这种失衡的心态下，只有更加为富不仁，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利益，从而种下了普通老百姓的仇富心理，成为夹在风箱中的老鼠；从施耐庵对女人的态度里看出“中国毕竟产生不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具有终极关怀的作家”，从而把目下疯炒的“女体盛”，看成是对人的尊严的挑战等等，都不难看出砍柴在评读《水浒传》时的独特视角。
十年砍柴的精细，不只在读书有敏锐的触角、独特的视野，还在于他联系现实生活时点到为止，既让读者有适度的联想空间，亦让自己不背上太多的“影射阅读”的“恶名”，每每读到此处，读者便别有会心。他在谈及梁山二把手生存之道时，说梁山这些强盗的“表态学”真学得好，需要站稳立场时绝不会站错，赶快表态支持上峰的安排以及被挟持的所谓“民意”，凡是经历四九年后历次整人运动的过来人，看到这些地方真有痛彻骨髓的悲凉。虽然我认为他把周朝伐商朝，喻为英美打伊拉克，同时自作多情地在序言中说“我们党”，做出对一党独裁期望甚殷的幻想，不管是言说策略还是偶尔的走火，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我还是要趁机来一个“表态学”，砍十年的柴，真没白砍，他揭示了中国离现代文明还多么遥远的残酷现实和丛林法则。只有把紧密团结在以专制制度为核心周围的柴砍光，才能真正破译出残酷博弈的丛林法则。除了有胡适先生无一日不拱一卒的韧性精神外，或许这是他用甘冒破坏环境的网名，来行走于网络和真实世界的意图之所在。
2004年6月22日端午节于成都反动居
引言
对梁山和猴山说声“再见”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度过的，在那里书籍和食品一样匮乏。在我小学五年级时，从一位当过小学老师的叔叔那里借到了两本残破的小说——《水浒传》和《西游记》，我记得《水浒传》中似乎在开始还印着“揭露投降派宋江”之类的黑体字，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文革”末年的版本，在全国人民评水浒的热潮中赶印出来的。而《西游记》还是繁体字印刷，不知是何年的古董。每每看这本书，我必须在旁边放一本字典。这本书读完后的副产品就是，小小的我认识了许多“老字”——我们当地对繁体字的称呼，令村里一些读过私塾的老人刮目相看，父亲对此也很是自豪。
年少懵懂的我自然不知道这两本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不知道这两本书特别是《水浒传》从问世以后遭受的毁誉沉浮。它曾被一次次翻印，一次次删改，一次次禁毁，一次次被从政者利用或诠释……这两本书，在一个政治早熟的农业国家，在一个官场规则通吃一切的社会，他们从来就不是作为两本简单的小说而存在。
当然，这些东西是随着眼界的开阔、年岁渐长而逐步明白。当时那个山村的男孩，对这两本书惟一的感觉就是好看、有趣。
我如饥如渴地阅读着，也一点点沉浸在水浒的好汉世界和西游的神魔世界中。我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高太尉那样的坏人，也对武松从容杀了十几口人还在墙壁上留名感到恐惧；喜欢李逵的率真和“杀将去”的口头禅，甚至在受到大孩子的欺负时，恨不得自己有两把板斧，砍了那个“鸟人”；羡慕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希望自己有一根可大可小变化无穷的金箍棒，自己的汗毛拔下来也能变成小猴子；喜欢八戒的贪吃贪玩的种种小毛病，讨厌唐僧的懦弱和糊涂。
我想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梁山好汉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以及快意恩仇的痛快，花果山上群猴的逍遥，以及孙大圣上天下地的神通，符合一个半大孩子青春期的梦想，符合不谙世事的少年对成人世界的种种想象。
后来，山里的孩子长大了，山里的孩子走出了大山，认识了很多人，碰到了很多事，读过了很多书。再一遍遍重温《水浒》、《西游》时，不仅对年少时的“水浒”、“西游”情结有种较为清晰的解剖，阅读起来也没有当年的如饮甘霖，而是有一丝丝沉重。
梁山和花果山聚集的是一帮叛逆者，他们无君无父，无老无少，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本领高强义气为重，他们不服世俗权力的管辖，不受礼法的约束。这是个快乐的乌托邦，也是青春期孩子心中的天堂。民间有种说法：“少莫看水浒”，其原因是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们，不遵循国家的律法，不守社会固有的秩序，不在乎通行的善与恶、美与丑的标准，这样一个世界，会助长孩子们的反叛性，从而阻碍孩子们顺利长大、顺利融入成人世界的步伐。
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正如宋江、李逵们最终被招安，孙猴子被压在五行山下最终跟着唐僧西天取经修成正果一样，叛逆的孩子最终会长大，会变得成熟和世故，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担心自己尚处在青春期的孩子。
梁山和花果山的规则就是“板斧”和“金箍棒”说了算，即由暴力最强者决定一切，这里没有博奕没有谈判也很少有妥协，用动物界推选猴王的规则建立集团秩序。其中的合纵连横、巧用权谋也是以暴力为后盾，宋江、吴用乃至李老君的智慧无非使暴力的使用更经济、更节省成本而已。石猴出世后和众猴一起发现水帘洞，众猴约定谁敢先进去就推选谁为猴王，石猴冒险率先跳进去，最后做了老大。这个情节很有象征意义，在决定集团分层时，敢于用生命去博的石猴占了先机。但仅仅有博命的胆量是不够的，是很难保证猴王地位的巩固，还必须有博命的本领，于是孙猴子飘扬过海学会了诸多本领。本领已今非昔比的孙猴子于是又不满足现有猴山的范围——这是暴力原则的必然结果。他有多余的暴力资源必然会扩大自己的“花果山”范围，于是大闹龙宫，大闹阎罗殿，大闹天宫，最后由于自己的暴力资源有限，败在如来佛手下。堂堂的西天最尊最仁慈的佛祖收拾孙猴子，靠的不是谈判不是说教，因为在奉行猴山规则的悟空面前，这些没有用，他也只能以大暴力征服小暴力。梁山虽然比起花果山，还有“义气”“天道”这种人类的温情作外衣，但本质上一样。《水浒》的世界里，无论是政治生活、司法活动、经济活动乃至婚姻家庭中，读者看到的是处处不公正，处处由权和钱说了算。蔡太师权倾朝野，于是他的儿子、女婿们都能做大官；高俅因为是皇帝的亲信，从一个泼皮升为太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他的干儿子、堂弟及堂弟的小舅子也跟着作威作虎；几乎所有的官司都是黑幕重重，靠权力和金钱来左右诉讼的输赢；做买卖的要么巴结官员寻求保护，要么就做杀人害命或者走私的勾当。在上梁山之前，权力和金钱就是李逵的两把板斧。百姓和小吏、小吏和小官、小官和大官、大官和皇帝之间发生争端，决定输赢胜负的不是理也不是法，而是彼此所掌握的暴力资源。整个大宋似乎由大大小小的梁山构成，奉行的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呀”，出手的自然不是法也不是理，而是钱、权或者拳头和斧头。
梁山人中许多是被迫为寇的，但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朝廷无异，他们的行事原则和官场无异。如果李逵不是做游戏而是真的坐衙寿张县，当了县太爷，他能给当地百姓带来公正么？显然不能。如果宋江真的能打到东京夺了皇位，世上就没有高俅、蔡京么？显然不会。因为从刘邦到朱元璋，历史已经一次次证明，奴隶做了主子，往往比以前的主子更狠。
所以我们在《水浒》中看到那么多逼上梁山的故事，看到那么多的冤屈与不平。他们最终寻求解决的路子无一不是以暴易暴。而梁山上的权力分配，依然由这种规则决定。王伦对这点认识不清，面对势力远远强于自己的“生辰纲抢劫集团”，还摆出主人的架子，所以他被火并；宋江和晁盖以兄弟相称，但要顺利做老大，必须一点点收罗各路英豪，逐渐地培植自己的势力。
最后，宋江、李逵们离开他们的梁山，但走入了另外一个梁山，悟空离开了自己的花果山，但走入了另一个花果山。梁山作为一个暴力集团，没有能力吞没另一个更大的暴力集团——大宋王朝，不得已被更大的暴力集团收购。强盗成了政府军，奉命去吞并另一个暴力集团——方腊，最后暴力相互抵消，剩下残兵败将回东京，还被大宋王朝用各种手段收拾掉。唐僧师徒一路跋山涉水、伏妖降魔，靠的就是暴力，当妖魔鬼怪搞不定时，悟空就不得不请更具暴力资源的人，如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等。
《水浒》中处处讲“忠义”，《西游》中处处说“佛法”。但我从中看到的真正属于“忠义”和“佛法”的很少，看到的是暴力比拚，赢者通吃。
《水浒》和《西游》之所以从诞生以来，在华人中有如此大的影响。我想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中国的历史规律、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不无关系。我们的祖先造字组词很有智慧，将做强盗说成“落草”，将强盗说成“绿林人士”和“草莽英雄”，这种命名大概不仅仅因为强盗总藏在深山中，也许还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处事原则更接近人类的共同发源地——大林莽中的诸多动物，动物抢食物时靠力量来决定一切。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按照丛林规则分配资源、确定秩序的。战争是政治活动的最高形式便是这一规则的最佳解释。这种规则带来的是血腥和残酷。往往如李逵的板斧，不论官民都砍瓜切菜般杀将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总陷入“分合”与“治乱”的循环，总坚守“胜王败寇”的历史观，总上演“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连续剧，在一次次的王朝更替中，生灵涂炭，山河哭泣，经济与文化出现大倒退。人们一次次满怀希望地迎来新主人，却又一次次失望，人们发现新主人奉行的依然是“梁山规则”，他们生活的依然是“水浒社会”：用武力决定一切，用暴力控制一切。顶多在“天道”等外观的装饰艺术上有所差别。
随着人类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人类也一直在寻求建立起突破“丛林原则”、“猴山结构”的社会。因为暴力代替暴力，人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最后在暴力的相互碰撞、相互抵消中，很难有最后的胜利者。于是，人类学会了谈判，不仅仅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在政治权利的分配上同样引进了谈判的方法。让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走到一起，不是打仗而是开会，在开会中互相让步、妥协，最后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第一回史进出场时说：“一部书一百单八人，而为头先叙史进，作者盖自许其书，进于史矣。”金氏可谓慧眼，《水浒》就是一部史书。如今当我阅读《水浒》时，心中充满着对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悲悯。如果林冲被陷害后，能有合理的救济渠道，这位才干出众忠心耿耿的职业军人不会上梁山；如果潘金莲能够支配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她也不会沦落为毒害亲夫的罪犯；武松如果能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为死去的武大讨个公道，他也不会举起复仇的尖刀；如果梁中书等人的收入暴露在阳光下，而不是通过搜刮民脂民膏来孝敬太师，晁盖们也很难认为自己的抢劫行为是正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