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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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团迅速成长，其中成长最快、最强的要算桓武平氏和清和源氏的武士团了。平氏是桓武天皇的子孙，689年高望王被赐与平氏之姓，充任上总（今千叶县南部）“介”（国司二等官），赴任后定居于此。此后他的子孙便在关东上总、下总、常陆各国（今干叶、茨城等县）作为武士扩充了实力。清和源氏是清和天皇的子孙。经基王 被赐与源姓降为臣下，公元10世纪30年代任武藏介。其子源满仲（公元913年—公元997年）公元10世纪中期任摄津守，定居于此。经多年经营，子孙便在近路的摄津、河内等地发展了势力。
三、武士团的叛变与源、平两氏的倔起
公元1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叛乱事件——“平将门之乱”与“藤原纯友之乱”。前者发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后者发生于天庆2年（公元939年），故史称“承平、天庆之乱”。平将门（？一公元940年）属于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总地方，公元935年同族发生内订，朝廷进行干预。为此他纠集反抗国衙的关东武士驱走关东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关东八国独立，在下总猿岛筑起宫殿，自称新皇。惊慌的朝廷于公元940年派军征讨，但征讨军末到，叛乱已被平氏同族平贞盛和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平息，这两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纯友（？一公元941年）是伊豫国（今四国爱援县）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干余只船发动叛乱，袭击淡路、赞歧两国国府，迈进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经基平息。“承平、天庆之乱”说明，朝廷已无力镇压叛乱，必须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从这时起，地方武士的实力也开始得到中央的承认。
此后，又发生了开始于房总而又迅速扩展到上总、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乱”（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将领表现无能之后，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赖信（公元968年—公元1048年），迅速解决了问题，据说源赖信之名使平忠常丧胆，不战而降。从此，平氏势力在关东便被源氏取代。二三十年之后，东北地方相继发生安倍、清源两氏的叛乱——“前九年之役”（公元1051年—公元1062年），实际是12年。与“后三年之役”（公元1085年—公元1087年）。由于朝廷先后起用了源赖信之子源赖义（公元998年—
公元1075年）及其孙源义家（公元1039年—公元1106年），两次叛乱才得以平定。源氏势力从关东地方又扩展到东北地方。在这期间，源氏同关东武士“生死与共”、“团结如一”地进行了战斗，结下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源义家威名大振，越来越多的关东地方在乡领主、名主象从前对待藤原氏摄关家那样，向源氏寄进土地，请求保护，朝廷对此感到恐惧，以至发令禁止。原来仅仅由出身畿内地方的名主武士组成的源氏武士团，如今已经成长为以源义家那样“武士栋梁”为核心的、在广阔地区拥有势力的强大的武士团了。公卿贵族面对现实虽然不得不承认源氏的武力，但对源氏武士团首领仍以身份卑微而加以歧视，封闭其进入中央政界之门。源氏势力至源义家时达到顶点，此后便走向下坡。桓武平氏虽由于平忠常之乱而失掉关东地盘，但从在平定平将门之乱中获有战功的平贞盛之子乎维衡时起，把根据地转移到近畿地方之一隅伊贺、伊势（均三重县）之地，被称为“伊势平氏”，而自维衡的曾孙平正盛、正盛之子忠盛（公元1096年—公元1153年）时起，开始与院政政权结合，进入中央政界。
第五节 院政与平氏政权
一、院 政
如上所述，藤原氏摄关家的腐朽统治遭到人民强烈的反抗，同时也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170余年以来第一次不以藤原氏历为外戚的后三条天皇（公元1068年—公元1072年在位），已不满足于充当贵族摄关政治装饰品的地位，力图摆脱藤原氏的掣肘。他反击藤原氏的计划，与那些在藤原氏统治下被封闭了仕途、不能发展的庄园中下级贵族们的意图不谋而合。后三条天皇就和那些反藤原氏势力共同策划整顿庄园，以摄关家所拥有的庄园为整顿的主要对象。延久元年（公元1069年）2月22日提出《延久庄园整顿令》，规定宽德2年
（公元1045年）后建立的庄园一律废除；在此以前建立的庄园如果妨碍国务或立庄证据不足也要废除。10月设“记录庄园券契所”（简称“记录所”），责成大江匡房（公元1041年—公元1111年）主持所务。这项大规模的庄园 整顿工作虽然受到藤原摄关家的严重干扰，还是收到一定效果。＇注31＇后三条天皇还进行了其他经济政治改革，如为了统一计量单位作成“宣旨研升”，禁止国司重任等。天皇在位4年就让位给白河天皇，不久死去。
白河天皇（公元1073年—公元1086年在位）为了夺取摄关家的权柄，摆脱藤原氏势力的控制，扶植新兴势力——武士集团，在位14年后，于永保3年（公元1086年）让位给掘河天皇，以上皇（太上皇）资格在院中听政。
此即院政之始。院政不为旧的烦杂仪式所束缚，按上皇意志行事。行使院政的最高机关是“院厅”，起用身份较低而有能力的人作“别当”、“年预”、“判官代”、“主典代”等院司（职员），执行政务；并且利用经过长期斗争已经上升为一种政治势力的武士团作为院政的武力支柱。白河院利用了先失势于关东而后又复兴于伊势的乎氏武士团，把招拔来的武士安置在该院御所（宫殿）朝北地方，以资保卫，称为“北面武士”。上皇颁布的沼令称“院宣”，其效力胜过天皇所颁的沼救。白河院之后，院政已成惯例。白河上皇（公元1087年—公元1128年院政）、乌羽上皇（公元1129年—公元1156年院政）、后白河上皇公元（1158年—公元119年2院
政）共执政105年，在此期间摄政关白继续存在，但已是有名无实。因此，这百余年问是日本历史上惯称的“院政时期”。＇注32＇
院政打击了摄关政治，然而在本质上和摄关政治并无不同，同样是保守的大封建庄园领主的政权。院集中了很多知行国，而且每提出一项庄园整顿令＇注33＇，庄园便集中于院手中。＇注34＇历代上皇和摄关家一样，也耽于奢靡，营造华丽的离宫。三个上皇都迷信佛教，出家当法皇，兴建法胜寺等许多大寺院，多次到熊野和高野山参拜。为了弥补财政的巨大消耗，大搞卖官政治，按刮民财。于是后三条天皇时刚出现的一点革新精神，旋即丧失殆尽。
与此同时，农民则不停地进行战斗。公元1149年，皇室领地的河内石川农民数百人，抬着装载稻谷的轿子拥到宫中，要求免除名田的一切课役。这已经不是控诉官吏非法的问题，而是要求免除封建负担的问题了。人们对于院政的残暴腐朽统治如此憎恨，甚至认为连降雪和寒冷都是“苛政过甚”的缘故。
二、平氏政权
院政这种贵族封建主统治形式的出现，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除了皇室同摄关家的矛盾外，在上皇（法皇）与天皇之间以及藤原氏内部也都存在着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又总是和新兴的源氏、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之间、每一个武士集团内部的矛盾纠缠在一起。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的发展，终于导致保元元年（公元1156年）的“保元之乱”和平治元年（公元1159年）的“平治之乱”两次大混战。在“保元之乱”中，依靠源为义（公元1096年—公元1156年）、源为朝（公元1139年—公元1170年）父子及平忠正等人兵力的祟德上皇（公元1123年—公元1141年在伤）、左大臣藤原赖长一派，被借助于源为义之子源义朝（公元1123年—公元1160不）和平忠正外甥平清盛（公元1118年—公元118年1）兵力的后白河天皇、藤原赖长之兄关白藤原忠通（公元1097年—公元1164年）一派击败。这使贵族们认识到，不只地方之乱，就是中央皇族、贵族之间的对立，不依靠武士力量也是不能解决的。此后平清盛受到白河院重用，扶摇直上，这又如剧了平清盛与源义朝之间的矛盾。在3年后的“平治之乱”中，平清盛终于击败了他的对手，源义朝在逃亡中被杀，其子年方13岁的源赖朗（公元1147年—公元1199年）幸免于难，被流放到伊豆（静冈县）。
保元、平治之乱为平氏掌权铺平了道路。公元1167年平清盛取得太政大臣之职，官邱设在京都的六波罗地方，在那里发号施令。所以他的政权史称六波罗政权。平氏政权是从大官僚贵族封建主统治的天皇制早期封建国家向以中小封建主为社会基础的军事封建主集团统治的中期封建国家过渡的政权形式。平清盛从贵族、寺社那里夺取庄园，把以畿内、西国＇注35＇为中心的500多所庄园和达全国半数以上的知行国弄到自已手里，任命自己的家臣为领国的国司，任命顺从平民的武士担任一部分贵族庄园的“地头”，令其管理。另外，和采取闭关政策的贵族政权不同，乎氏政权采取与中国南宋政权通好的政策，积极推进日中贸易。为便于南宋大型船只驶入獭户内海，曾动工开凿音户海峡＇注36＇，还在摄津的福原筑港＇注37＇，使它成为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港口。嘉应2年（公元1170年），平清盛在福原别庄劝后白河法皇接见当时在日的南宋商人。南宋商人回国后立即将平清盛的行动向明州刺史报告，于是中国在承安2年（公元1172年）赠给日本朝廷碟状和礼品，以求扩大贸易规模。所以说平清盛对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平氏政权的革新作为极其有限，平清盛所追求的也主要是骄奢淫逸的贵族生活及其一族的利益。他没有改变原有的国家，机构，只是巧妙地利用天皇、法皇、贵族间的对立而发展自己势力。他没有制定出对于捍卫新兴武士封建主利益有着决定意义的政策。向贵族庄园派置“地头”，虽然可说是后来镰仓幕府“地头制”的先驱，但这种地头权限很小，是不能违背贵族庄园主的意志的。平清盛的保守政策使地方武士团很快丧失了对他的信赖。在经济上遭到损失并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的后白河院、摄关家以及南都（奈良）北岭（京都）的比睿山、兴福寺、延历寺等大寺院，自然也越来越增加了对平清盛的反感，终于在治承元年（公元1177年）发生了受法皇指示的一伙贵族密谋打倒平氏的事件。事件平息后，平清盛加强了恐怖统治，但反平氏政权的势力却日益增大。
三、源、平之争与平氏灭亡
治承4年（公元1180年），当时在中央的源赖政（公元1105年一公元1180年）首先举兵，并以后白河法皇之子以仁王（公元1151年—公元1180年）的名义号令各国源氏起事。源氏栋梁源赖朝举兵于流放地伊豆，堂弟源义仲（木曾义仲，公元1154年—公元1184年）举兵于信浓（长野县）。源赖朝在相模（神奈川县）的石桥山败于平氏军队，逃往安房，但旋即于同年10月率关东大小武士团在富士川之战中大败平氏军队。畿内及其他各国的武士也都乘机纷纷起来为夺取公领和庄园而战斗。
治承5年（公元1181年）2月，平清盛在四面楚歌声中病死。内乱扩展至九州和四国，几乎遍及全国。寿永2年（公元1183年）7月，源义仲进逼京都，平宗盛（清盛之子，公元1147年—公元1185年）携年仅6岁的安德天皇（平清盛之外孙）仓惶出走西国，后鸟羽天皇在京都即位，于是出现东西两天皇。同年7月28日，源义仲进入京都。后白河法皇挑动源义仲和源赖朝两虎相争。正在致力于巩固自己根据地镰仓的源赖朝，于寿永3年（公元1184年）1月派其弟源赖范（？一公元1193年）和源义经（公元1159年—公元1189年）率军西上，灭义仲于粟津，2月败平宗盛于播磨的一谷（神户市须磨区）。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2月再败平氏于赞歧（香川县）的屋岛，最后，3月于长门（山口县）坛浦（下关海峡）海域全歼平氏军队。日本的平安时代至此结束。
第六节 日中、日朝通好
一、与唐、渤海郡的通好
平安初期百年问，日本政府继续推行日中经济文化交流政策，延历23年（公元804年）和承和5年（公元838年）又先后派出遣唐使船，仍有不少留学生、学问僧＇注38＇随船入唐，如空海、桔逸势、最澄、圆仁、春苑玉成、营原桶成等。他们回国后积极传播中国文化。至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大起义，唐王朝摇摇欲坠。当时日本贵族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对外趋向消极。宽平6年（公元894年），新任的遣唐使营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引用在唐学问僧中蹈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注39＇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不久唐亡。
从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日本同唐朝中国东北的渤海郡交往也相当活跃，使者往来不绝。自公元727年开始通好至公元926年渤海郡为契丹灭亡的200年间，渤海使来日凡36次，日本使者去渤海13次（公元811年以前）。＇注40＇渤海使者同他们的商船队多从朝鲜半岛北部越日本海，驶抵北陆地方，对此，日本方面在能登国（石川县）建“客院”款待。渤海运往日本的货物以毛皮、人参等土特产品为主，兼有出色的“唐物”。日本的交换品则多系绢、棉类。由于渤海受唐文化影响至深，所以它同日本的交往便形成日中文化交流的另一重要渠道。例如，在日本从公元861年一直使用到公元1684年的著名唐朝宣明历，就是公元859年由渤海使者带到日本的。
二、“遣唐使”停派后的日中通好
日本政府在停派“遣庸使”船的同时，也禁止一切日船外航。日本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使日中关系中断，而且也给民间往来带来诸多困难。所幸此后中国商船去日颇多，有不少日本僧就便搭乘到中国访问，两国民间联系得以继续下来。后来中国五代时，越国（公元893年—公元974年）统治者曾几次通过中国商人向日本政府致意，赠送礼物，以示友好，日本左大臣藤原忠平等也都曾书信回礼。天德元年（公元957年）和3年（公元959年），吴越国曾两次遣使赴日访问。＇注41＇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公元979年太宗统一了中国。日本东大寺僧裔然于永观元年（公元983年）乘吴越陈仁爽、陈仁满的船到中国，受到宋太宗的接见。永延元年（公元987年）商然回国；带回构檀释迦像及经论置于
莲台寺。次年商然派弟子嘉因来宋，向宋帝献礼物。延久4年（公元1072年），成寻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国清寺巡拜，还受到宋神宗的接见。神宗委托成寻的弟子带给日本朝廷一封亲笔信和不少礼物，表示谋求睦邻友好的意愿。承历2年（公元1078年）日本政府遣答礼使僧仲回乘宋商孙忠的船只持复信回访。
随着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商船赴日更多，从10世纪中期至12世纪初时150年间，驶日船只不下六七十次。中国商船大抵皆在九州博多停泊卸货。交易一如过去，由大宰府主持，在京都派去的“交易唐物使”监督下，严格按先官后私的准则进行。然而实际京都贵族和地方豪族们总是干犯禁令，争先派人到博多抢购所渴望的“唐物”。平清盛执政后，在他鼓励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