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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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完善的灌溉系统，具有现代水田的雏形了。
四、房屋与村落
绳纹时代人们居住在自己建造的竖穴式房屋之中，但也有利用自然山洞和岩下作为住处的。竖穴式房屋是从地面下挖50公分左右，四周用几根木柱支撑屋顶。房屋的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方形、梯形、圆形、椭圆形等。前期以后，室内中央设有炉灶。竖穴式房屋和由竖穴式房屋组成的村落遗址，在日本发现多处。这些遗址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当时氏族公社的社会面貌。茨城县花轮台贝家是属于绳纹早期的遗址，在这里发现5所竖穴式房屋遗址和陶器。房屋遗址有重叠的，陶器也有绳纹和无纹两类。由此推定，花轮台遗址是经由两个时期的居住区。一个时期只有二三所房屋，一屋中居住四五个人。在干叶县市川市姥山贝家的一所竖穴式房屋中发现成年男女遗骨各两具和小儿遗骨一具。姥山贝家是绳纹中期的遗址。从这一竖穴，可以推定前期竖穴式房屋居住的人数和生活情景。一所房屋按居住四五个人计算，二三所房屋只有十几个人。绳纹早期的村落大都在丘陵和台地顶端或斜坡上，一般规模小，延续时间短，这是当时人们为了寻找食物不断迁徒的缘故。这种小型村落是氏族的聚居区，竖穴式房屋是氏族公社成员的住处。
前期村落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横滨市南掘贝家是绳纹前期的遗址。遗址位于台地的南坡上，占地面积5000平方公尺左右。从这里发现50所大小基本相等的竖穴式房屋遗址。房屋有重叠的。有的房屋被贝壳层埋没。出土的陶器分为三种形式。可见村落持续时间相当长，日本学者认为约为300年左右。遗址中央有南
北约60公尺，东西约35公尺左右的广场。广场中间只有一个大石 盘。房屋围绕着广场，以马蹄形排列着。由此可以看出，广场是讨论当天生产，分配劳动果实以及开会、祭祀的场所。大石盘是共同使用的碾磨工具。在这个村落中人们过着共同劳动和分配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五、家庭与社会
上述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母系氏族公社。母系氏族公社的蛛丝马迹，在当时的么偶和《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话中也能找到。土偶塑造带有乳房和妊娠的妇女形象，说明当时人们对妇女的尊重。
《古事记》中八干矛神到高志国沼河比卖家求婚的神话，反映母权制下男方到女方处结婚的婚姻关系。又如《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载的高天原的天照大神是女神。“神话中的女神的地位表明，在更早的时期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注34）
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在中期以后的村落中更能清楚地看出来。绳纹中期以后的村落规模大，延续时间长。长野县的尖石遗址是绳纹中期氏族公社的村落。遗址位于海拔1千多公尺的八岳山麓，中间以小山谷为界，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山谷南面是有广场的大村落。广场在中央，竖穴式房屋在广场四周，以马蹄形并排着。房屋有33所，炉灶有38处。山谷北面是有28处房屋遗址的小村落。从村落的组成情况和位置分析，山谷南面的村落可能是个母氏族，而山谷北面的村落可能是南面母氏族派生出来的女儿氏族。这样看来，尖石遗址可能是南北两个母女氏族组成的胞族的聚居区。胞族是宗教性和军事性的集团。几个姻亲胞族又组成部落。氏族——胞族——部落是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社会组织系统。这一时期由于氏族制度日趋发达，亲属间婚姻禁例也越来越复杂，因而两个氏族间的群婚便不可能了。于是群婚制逐渐被对偶婚所代替。对偶婚是一个男性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一个女性在许多丈夫中有一个主夫。不过，当时的这种对偶婚本身还极不固定。
六、服饰与墓葬
绳纹时代人们穿的衣服是用兽皮和植物纤维的编织物制成。在宫城县山王遗址中曾发现这种编织物的断片。
装饰品有手钧、项链、发饰、耳饰、腰饰等。手镯多用贝制成，也有木制和土制的。项链是把贝、石、玉制品串联起来制成的。中期和后期出现硬玉制的小珠、大珠、勾玉（曲玉）。耳饰有块状耳饰、滑车形耳饰、臼形耳饰，用玉、石、骨、牙、土等制成。发饰有骨制的。腰饰有鹿角制的。
当时人们有拔齿和研齿的习俗。成年人拔掉犬牙或门牙。拔齿的习惯盛行于绳纹后期和晚期。研齿是把门齿研磨成带沟的叉子形状。
葬式一般为屈肢葬。绳纹中期以后出现伸肢葬，葬在住居附近，后期有了公共墓地。从有的墓葬中发现，在屈肢葬的尸体胸部放置大石块或头部扣上深钵，这可能出自对死者魂灵的恐惧心。中期以后出现瓮棺葬。瓮棺一般葬幼儿和骨化的成年人。后期和晚期在北海道、东北地方出现环状列石墓和积石墓。绳纹时代的墓葬比较简单，没有特殊设施，随葬品多系上述装饰品，迄今没有发现厚葬的特殊墓葬。这也说明了当时人们过着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活。
绳纹时代及其以前，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对于变万化的自然现象迷惑不解，于是产生了依赖自然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人们相信“万物有灵”，求灵保佑。他们制作人物、动物、山形土偶和各种土版、岩版及精制的石棒、石创作为崇拜的对象或祭具。当时人们“来世”观念还很不发达，如对屈葬的尸体上放置石头，或使尸体抱住石头等，反映了人们相信人死后的灵魂存在；为防止其“重归”而做了种种处置。
第三节 弥生文化与原始公社的解体
一、弥生式陶器
公元前3世纪，日本进入了弥生时代。弥生文化是由发现弥生式陶器的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而得名。。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相当于日本考古学上的金石并用时代，生产工具有石刀、木锹、铜和铁链，种植水稻，分为前期、中期、后朗三个阶段，每期约200年左右。
弥生陶器技巧较绳纹陶器高，器身细薄，呈超灰、淡褐色，最早出现在北九州，代表陶器为板付式陶器，分布在福冈、长崎、佐贺以至山口县西部。由板付式陶器发展而来的远贺川式陶器在终生前期从九州分布到四国、中国、近畿、伊势湾沿岸以至长野县伊那谷。弥生中期，陶器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九州流行无饰纹、器形美观的须玖式陶器，以近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盛行梳齿纹陶器，东部地区则保留绳纹陶器的传统。及至弥生后期，饰纹逐渐衰落。
弥生陶器的特点是薄而坚固，饰纹简素，讲究实用。器形多为瓮、壶、高杯等。弥生中期以后使用了旋转台，制陶业可能同农业分离，进行专门生产。
弥生时代纺织技术有所发展。在弥生遗址中发现了布片、印有布痕的陶器、纺轮以及滕、根、梭、综等织布机的构件。据出土的布片和陶器上的布痕来看，布的结构是平织，原料主要是置席等植物纤维。
二、铁器与青铜器
弥生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隆盛时期。随着中日、朝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朝鲜的铁、铜、陶器及 其制造技术和水稻的耕作方法等相继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弥生文化实际上是在绳纹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中国、朝鲜的文化而形成的。
铁器出现于弥生前期。在熊本县玉名郡斋藤山贝家出土弥生前期板付式陶器的层位中发现斧刃。又在下关市续罗木、大坂府四池等弥生前期遗址中发现了铁器。弥生时代的铁器是从中国或朝鲜直接输入的。《后汉书》记载：“国（辰韩，朝鲜南部的国家）出铁、秽、侯、马韩并从市之。（注35）当时日本人还没有掌握制铁技术。随着同中国、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本人逐渐学会了铸铁和锻铁技术。在大分县佐伯市下城的一所竖穴式房屋遗址中发现铁滓和风箱以及锻造中的半成品。（注36）”这所房屋可能是专门制造铁器的场
所。由于铁器容易锈蚀，遗存不多，仅从今存遗物来看，铁器有锹刃、锄刃、镰、斧；镑子、铭、剑、矛；骸、刀等。当时铁器数量很有限，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占少数。但作为利器加工制造木制农具和骨角器方面却显示巨大威力。
青铜器出现比铁器稍晚。青铜器是在弥生中期以后的遗址中出土，但不能据此以为铁器比青铜器出现早，因青铜器和铁器开始均从中国和朝鲜输入。当日本输入铁器时，青铜器在中国、朝鲜早已广泛使用。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只输入铁器而不输入青铜器。所以很可能青铜器和铁器同时在弥生前期从大陆输入。出土的青铜制品中有王莽时期的货泉、两汉时期的各种铜镜、从中国、朝鲜输入的纫形铜剑、铜戈、铜矛等。又有仿制的广形铜剑、铜矛、铜戈和自制的铜锗。细形铜利器锐利实用，而广形的则身宽刃钝不实用。
铜挥好似中国古代编钟的扁圆筒形青铜器（注37），上方有半圆形钮，两侧施以鳍状装饰，表面铸有横带纹、流水纹、和服束袖带纹、突线带纹等不同的图案。有的铜锗表面还铸有动物、仓库、狩猎、捣米等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图纹。自制的铜锗和广形铜利器是氏族 共同体的祭器。铜择分布在以近畿为中心西至岛根、广岛、香川、镕岛，东至石川、吱阜、静冈诸县；而输入和仿制的铜镜、铜剑、铜矛、铜戈则分布在北九州、中国、四国，以北九州为多，从而形成了以近畿和北九州为中心的两个文化圈。弥生时代青铜器由工房专门生产。在九州等地发现铸造广形铜利器的型范，从兵库县名古山发现铸造铜择的石制型范断片。据日本学者鉴定，从香川县出土的铜择和兵库县樱丘4、5号铜择在规格、形状、图案方面有相同之处。据此认为这些铜择由一家工房生产。当时青铜器少而珍贵，一般当作宝器和祭器，生产上没有大量使用。
弥生时代金属器尚不发达，石器仍被广泛使用，因此属于金石并用时代。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磨制石器，但也使用一部分打制石器。代表性的磨制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镑、石凿、石骸等。打制石器有石锄、石锹、石簇、石枪等。到了弥生后期，随着金属器的发展，石器的数量显著减少。
铁器的出现促使木制工具迅速发展。木制工具在奈良县唐古，静冈县登吕和山木，爱知县筱束和瓜乡，大坂府四池和瓜破，京都府深草，千叶县营生等很多低洼的遗址中出土。其种类有锄、锹、马锄（马拉的犁耙）大脚、田木展（水田防滑木鞋）、田舟（深水田割运稻谷的船）以及杆、臼等。这些工具大都用硬木制造。木锄和木锹是用于水田中的主要生产工具，使用很普遍。木制大脚是人们象木屐似的穿在脚上，在水田里把青草和堆肥踩陷泥里去的一种工具。
三、水稻栽培
自从水稻传入日本以后，很快普及到全日本。绳纹时代中期，村落开始向平地转移，这与种植水稻有关。（注38）弥生时代水稻栽培逐渐成为农耕社会的基础。
当时水田一般选在能够自然灌溉和便于使用木制工具的沼泽地和海岸丘陵背后的低湿地。但弥生后期随着铁器的增多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能在平地上修渠引水种水稻了。一般西日本是开垦冲积乎原；东日本较之落后，以利用自然地形为主。水稻的播种方法是直播，收割方法是摘取稻穗，脱谷制米则用杆臼。人们还掌握了施肥方法，把青草和堆肥踩入水田作为肥料。战后发现了福冈市板付机场附近的板付水田遗址和静冈县登吕水田遗址，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板付水田遗址属于弥生前期，是一个使用“板付I式土器”（注39）的村落，建立在台地上，周围是水田。现在还有许多排水和巩固田埂的木桩。水田很有规划，已具现代水田的雏形。
登吕水田遗址属于弥生后期，是一个有12个居住地和2个“高架仓库”（注40）的村落。居住地长约8公尺，宽约6公尺，用4根柱子支撑屋顶。每个居住地平均可住5、6人，全村拥有50、60人。水田总亩积约66000平方公尺。这样大规模的水稻生产的村落，全日本有多少个无法推测。据研究，弥生时代的水稻产量相当于现在的一半，登吕水田的年产量为9至18干公升。（注41）
四、原始公社的解体
由于水稻生产迅速发展，男子在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中越显重要，妇女则退居次要地位。随着分工的发展，男子逐渐拥有更多的财产。于是父权制大家庭出现了，母权制没落。父权制大家庭是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形式。随着生产力和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父权制大家庭又分解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这些家庭逐步变成社会经济单位。
从山口县土井浜遗址（注42）中发掘出来的176具人骨来看，基地东区埋葬的人骨多而且男子占多数；幼儿随着男子埋葬在东区。再从石棺墓、装饰品多数在东区的事实来看，血统关系按男系来确定，男子已处于优势地位。这个遗址是刚刚由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的弥生前期的墓葬。
由许多独立的个体家庭组成农村公社。已经出现的农村公社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而是按经济的和地域的关系形成的。农村公社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生产工具、牲畜、房屋等为家庭私有财产，农业由个体家庭独立经营；另一方面，公社还保存公有制的残余，如耕地为公社所有，定期分配给社员。森林、草地等也公用。由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不发达，这种公社形式长期延续下来。
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出现了贫富不均和阶级分化。最早出现阶级分化的地区是九州北部，它是日本同大陆交通的门户，是生产力发展最快的地方。在这里发掘的公共墓地中发现厚葬的瓮棺。
佐贺县唐津市宇木汲田遗址中出土的100多座瓮棺墓中，发现20多座瓮棺墓随葬青铜镜、剑、矛、戈、手镯及玉类。有一座瓮棺墓随葬一把细形铜剑、一面多钮细纹镜。又有一座瓮棺墓随葬一把细形铜剑和勾玉。字木汲田遗址是属于弥生前、中期之交的遗址，可见前期之末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贫富不均。在弥生中期的福冈县筑紫郡须玖冈本遗址中发现随葬品丰富的支石墓。从墓中瓮棺内外出土近30面前汉镜、3把细形铜剑、5把细形铜矛、1把细形铜戈，还有玻璃制壁、勾玉、管玉等。但在冈本东南1公里的伯玄社遗址，东北3公里的金限遗址中发现近300座瓮棺墓，其中没有发现青铜器类的随葬品。从丰富的随葬品和周围墓葬分析，冈本瓮棺墓主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
属于弥生后期的佐贺县樱马场遗址中，从一口瓮棺里发现2面后汉镜，26个青铜制手镯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厚葬的瓮棺埋葬在公共墓地中，并且与一般瓮棺相同。据分析，厚葬的墓主仍为氏族或部落的一员，但他们是有权威有私产的氏族或部落、部落联盟的首领。
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前期各地修造墓扩周围环绕方形壕沟的方形周沟墓。这种坟墓在弥生前期畿内地区首先出现，然后传播到各地。弥生中期方形周沟墓形成墓群，与坑墓群并存。在大坂府瓜生堂遗址中发现属于弥生中期的以沟为界与其他坑墓群相区别的方形周沟墓群。这种葬法也反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