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护代及有力家臣取代的境地，或已被取代。新型大名——战国大名在所谓“下克上”的动乱中代之而起。日本历史便从“应仁之乱”起进入室町后期，即战国时代。
三、山城国农民、国人的联合起义
“应仁之乱”虽已过去，但是成为这场大乱导火线的田山家内部两派之争并未结束，田山义就对田山政长之战在山城、大和、河内一带继续进行。1480年在丹波、山城、大和及播磨等地同时发生农民起义，而于这年下半年发生的两次京都人民起义尤为激烈。这一年幕府在京都7个入口处又设关卡，激起京郊农民和以“马借”为中心的运输工人及手工业者等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概。他们以起义一举赢得了新设关卡之废除，并且袭击了“酒屋”和“土仓”。文明14年（公元1482年）田山两军的战场转移到以山城国南部为中心的一
带，致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道到破坏，居民负担加重。文明17年（公元1485年）7月，大和农民发动起义，以“大和国物心（总）百姓等”的名义向各庄园领主要求“德政”，即要求免除年贡的未纳部分，声言如不答应要求，来年将放弃一切耕作。从7月末起，在近江、山城、京都也爆发了同类起义。这些起义都有国人（在乡武士领主）参加。
就在这斗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同年年底爆发了威力更大的山城国南部农民同国人的联合起义。12月1日，这里“上自60岁下至15岁之国人举行大集会，国内土民（农民）亦举行大集会，各自做出决议，要求（田山两军）撤退”＇注2＇国人、农民的决议发出后，田山两军很快撤出山城国南部。6天后，国人36名代表提出管理南山城的三大施政方针：1．田山双方都不得进入山城国；2．本所领（寺社、公家领）要由寺社、本所（公家）知行，一如从前；3．不设新关卡。＇注3＇12月24日，国人代表对上述第二项又做了如下补充规定：“诸本所领须由本所直接支配，尤其大和及其他诸国之人不得进入国内（南山城）充任代官；庄民不得滞纳应交给寺社、本所之年贡。”＇注4＇文明18年（公元1486年）12月13日，在宇治平等院召开国人大会。大会追认三大施政方针，并确定由这36名组成的代表机构为最高决策机关，代表们按月轮流处理政务（“物心国月行事”）。这个被称为“山城物心国”的新政权将本所领所得年贡的一半（“年贡半济”）作为政权经费来源，从而行使了守护的职权。
四、“山城物心（总）国”政权的性质
36名代表中有不少原是各庄园庄官级土豪。＇注5＇最初国人之所以联合农民，目的无非是要借农民之力赶走守护势力，取代守护、庄园领主而实行对农民的统治。但是他们又不能完全无视农民的基本要求，这在施政方针的第二、三项都有所反映，尤其本所领地由本所直接支配是苦于代官苛敛诛求的百姓名主的迫切希望。作为补充规定的后半段内容则毫不掩饰地表明了国人的目的：拒绝其他国出身的人充任这里庄园代官，是为了恢复他们自己的庄官地位；在这里庄园领主的统治早已有名无实的情况下规定农民必须向寺社、本所交纳年贡，实际上就是要以法律形式保证这些国人对农民的掠夺。此后把持政权的国人日益把依靠农民力量建立起来的政权变为统治农民的工具。明应元年（公元1492年）2月幕府任命伊势贞宗为山城国守护，这又导致国人内部的对立。反守护进驻派据守稻八妻城，但旋被守护军击败，维持了8年的南山城自治政府至此告终。这个自治政府虽然由于脱离了农民而垮台，但它的建立确实是农民斗争的产物，标志着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进入新阶段，即进入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农民战争时期。
第二节 一向宗农民战争
一、一向宗的兴盛
所谓一向宗农民战争（“一向一揆”），总的说来，就是以农民为整体的、包括有寺院僧侣和国人参加并参与领导的净土宗本愿寺派信徒发动的反封建武装起义，其目标是夺取地方政权。它发生在本愿寺教团大幅度发展的时期和地区。
一向宗的大发展，从时间看是在南北朝动乱期之后迄室町后期之际，从地区看主要是在近锅一带、北陆地方（加贺、越中、能登、越前）、东海地方（三河、尾张、美浓）、越中美浓接壤的飞蝉地方以及中国地方（安艺、播磨、备前、备中）。这些地区大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和中间地区。一向宗发展的时期正好是“物心村” 在这些地区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可以说它正是以“物心村”的农民作为社会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注6＇在很长时期内一向宗主要体现为它的主要流派本愿寺派和佛光寺派的发展。这些流派形成于亲鸳死后，它们适应人们的精神需要采用新的传教方法。佛光寺派宣扬说，一旦人的名字记在名簿上，他就得以“往生极乐”，并且倡言念佛可愈病，摆脱贫困，获得现世幸福。因此佛光寺派等流派获得渴望现世幸福的人民群众欢迎，广为传播。相反，摈斥此说，自认为拥有亲鸳祖庙而以正统派自居的本愿寺派则发展缓慢。及至第八代法主莲如（公元1415年—公元1499年）采纳上述说教并亲作宣传后，一向宗各派僧侣、门徒很多转归本愿寺派，本愿寺教团在上述各地才有了飞跃发展，时当应仁之乱之际。
二、本愿寺教团的基层组织
本愿寺教团的发展，为一向宗僧侣、信徒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必要条件。该教团最基层的组织是讲”。一寺院一道场至少有一个“讲”，多则四、五个“讲”，也有跨郡的“讲”。每一个“讲”拥有信徒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莲如组织“讲”就是要加强信徒的宗教生活，加强信徒对弥陀本愿的信心。但是“讲”逐渐失去原来的性质，变成信徒们集会发泄对社会不满的场所，进而成为信徒群众为争取现世幸福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战斗组织。
在北陆地方，本愿寺教团自文明3年（公元1471年）莲如亲自来此进行组织之后，有了飞快发展，在很短时间就压倒了佛教旧宗派和一向宗其他流派，把广大佛教信徒吸引到该教团之内。＇注7＇自认为是弥陀之于、坚信佛力而又获得教团组织这种依靠力量的农民信徒，思想大为解放，开始无所顾忌地积极行动。他们否定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推祟的诸神诸佛，轻蔑守护、地头等封建武家的权力，拒纳年贡，拒服徭役。开始时国人也企图以武力镇压农民信徒的反抗，然而当他们觉察到组织起来的农民信徒力量的强大后，为了保住自己在村内的地位进而实现取代守护大名的野心，便从镇压转为利用的政策，纷纷加入本愿寺教团。
三、加贺宗徒“王国”
由于上述情况，形成了农民信徒、僧侣同国人信徒的联合。在加贺国，这些信徒在70年代韧巧妙地利用守护家的内辽、不断壮大自己力量。就在此时，尚在北陆地方传教的莲如连续发出戒条，要信徒们循规蹈矩，不得违抗守护、地头，不得拒纳年贡，不得轻蔑神佛，还打出“王法为本”的旗号＇注8＇，妄图以这些戒条束缚信徒们的手脚；然而信徒们不听，无视守护职的权威，到处发动起义，拒纳年贡，占领庄园，甚至“驱走国务之重职”，“诽正法，毁佛像经卷，捣神社佛阁”，以致出现“无佛世界”，加贺成了“无主之国”。对于这种革命形势，统治阶级惊呼之为”日月坠入泥土”，诬农民革命行动为“前代未闻之无法无天”＇注9＇。决战时期终于到来，长享2年（公元1488年）加贺起义者一面向能登、越中、越前各国信徒发出檄文，一面以10至20万大军包围了高尾城。起义者的援军堵住了越前、越中通往加贺的通路，使幕府军和两国守护军队无法前来解围。6月9日包围者攻克该城，守护大名富铿政亲自杀。起义者旋即迎立富铿泰高（政亲的堂兄弟）为名义守护而接管了加贺国。
国人信徒立即把原守护方面国人的土地夺到自己手里，农民信徒的年贡负担也得到减轻。《总见记》里的一段话反映了起义胜利后农民的喜悦心情：“武家作地头事情难办，一向住持当领主可随心所欲度日。”＇注10＇此后加贺国便由有力的国人信徒代表和中小名主出身的寺院住持代表以共议制形成联合执政；国人代表依靠的是他们的战斗组织“组”（“与”），寺院住持代表依靠的是拥有众多农民信徒的组织“讲”。由于“讲”发挥了强力的牵制作甩，使国人集团垄断全部政权、统治农民的企图未能如愿＇注11＇此后90多年间，
加贺国大体上成了“百姓所有之国“＇注12＇。
四、石山战争
在加贺信徒起义胜利的鼓舞下，能登、越中、越前等国的信徒也都纷纷起事，虽然都末获胜，但不屈不挠地把战斗整整坚持了90年。一向宗信徒起义并不限于北陆地方，在飞弹，文明17年（公元1485年）也发生了当地一向宗中心寺院照莲寺反对有力武士内岛一族的起义。起义虽失败，但内岛不得不对一向宗采取妥协态度。进入16世纪，起义烈火更延烧到河内、和泉、摄津、畿内、三河诸国。文明7年（公元1475年）从北陆回来的莲如在京都山科建本愿寺，以该寺为本山统辖全日本宗徒。本愿寺以其严密的组织向各地宗徒征收“志纳钱”，充实财政，名义上这是为报“佛恩”的捐献。16世纪30年代，第十代法主证如又将本山移至石山本愿寺（在大阪），尔后不断扩大寺区，让新兴工商业者移居寺内町，积极发展工商业，强化防卫措施。本愿寺教团变成强大的宗教王国，它的存在为争霸中的战国大名所不容。永禄6年（公元1563年）三河国宗徒举行起义，反抗德川家康的苛虐。战斗坚持6个月，沉重打击了德川家康，据认为这是他一生所经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本愿寺历届法主对宗徒起义一直持反对态度，讨好封建主；但当元龟元年（公元1570年）织田信长迫使 本愿寺教团决战，危及这个宗教王国存在时，第十一代法主显如光 佐（公元1543年—公元1592年）便动员全体宗徒为保卫寺院而战。宗徒们在艰苦条件下把“石山战争”（公元1570年—公元1580年）坚持10年之久。天正8年 （公元1580年）战败，宗徒力量消失殆尽。接着，包括加贺国宗徒领国在内的各地起义被逐个镇压下去。
遍及半个日本、长达百年的一向宗农民战争是迄今日本农民反封建斗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它虽最后失败，但打击了庄园制，使更多农民摆脱多层剥削，成为自耕农民。它还削弱了大名割据势力，为日本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三节 战国大名领国制
一、战国大名的产生
应仁之乱后历经半个世纪，守护大名相继没落，一些守护代、守护家臣及地方国人代之而起，形成新的大名—一战国大名，确立起在各国的统治，继续承认庄园制的守护大名领国制为根本否定庄园制的战国大名领国制所代替。这种历史性的政治变动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室盯前期农耕已经逐渐精耕化，施肥日益重要。所用肥料除厩肥、人粪尿和灰肥外，还有需要量日益增大的压绿肥。这种肥料投量甚大，每反大约投入300贯（183，所用的青草、嫩芽只需从山野索取，但由于庄园制的存在，广阔山野的青草和嫩芽得不到充分利用。日本农业向以水稻种植为主，它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大规模的水利灌溉体系，然而在规模小、权力分散的庄园体制下，这种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打破庄园体制而确立一国范
围内强有力的一元统制体制；同时，农业同手工业分工的扩大，在一国范围内商品流通的发生与发展，也是这种需要的产生因素。
这种历史任务客观地落在战国大名身上。如上所述，战国大名的前身多数是守护代、守护家臣和国人。所谓“下克上”的实力主义风潮在“应仁之乱”后几乎风靡全国。例如管领细川氏到第四代细川晴元（公元1514年—公元1563年）时，实权转到家臣三好长庆（公元1523年—公元1564年）手中，而三好氏实权又被他的家臣松永久秀（公元1510年—公元1577年）夺去。管领斯波氏在15世纪末，其领国越前、尾张分别被家臣朝仓、细田所夺。田山氏的据点河内也被三好氏所夺。在越后，永正4年（公元1507年）守护代长尾为县进攻越后国守护上杉房能（？一公元1507年），迫其自杀。在安艺，永正12年（公元1515年）国人毛利元就（公元1497年—公元1571年）杀守 护代武田元繁。在美浓，原是山城的商人斋藤道三（公元1494年—公元1556年）从守护土歧氏手中夺取实权，如此等等。
就这样，至16世纪中叶形成起来的战国大名，主要有东北地方的伊达氏，中部地方的上杉谦信（越后）、武田信玄（甲斐）、今川义元（骏河）、德川家康（三河）、织田信长（尾张）、斋藤道三（美浓）朝仓氏（越前），近畿地方的浅井氏（近江），四国地方的长宗我部元亲（土佐），中国地方的毛利元就（周防），九州地方的大友氏（丰后）、龙造氏（肥前）、岛津氏（萨摩）等。这些战国大名按地区看，大 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近畿、东海、北陆、中国等社会经济较发展 的先进地带和中间地带的大名。他们是由战国动乱中打倒自己主君即守护大名的家臣和在乡的强大国人成为战国大名的。第二类、是关东、东北、九州等后进地区的大名。这些人大多是从守护大名转化为战国大名的。
二、战国大名领国制
大名们废除迄今国内各种传统的土地所有关系。他们没收了庄园土地，并以武力和政治手段迫使在乡武士臣服后，将其土地收归已有。然后以其中一部分留作直辖地（“料所”、“御藏入地9），派代官管理，将剩余的一部分寄进给归顺自己的寺院，将剩余的大部分以知行地（封地）名义分授给自己的家臣。获得知行地的家臣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主君，负担军役和其他义务。
大名对自己的家臣实行严密控制，经常派出密探监视家臣行动，并在自己制定的本国法律——“分国法”（“壁书”、“家法”、“度法”）中为家臣行动设下许多规定。例如禁止家臣自由处理知行地，知行地只能由一子继承，这是为防家臣经济削弱之故；禁止家臣之间互相攻伐，以防内扛；要求女儿结婚不但须经父兄同意，也要得到主君批准，以便把女儿当作大名间政略结婚的工具，等等。违反这些规定要受到严罚，甚至酷刑加身。
由此可见，战国大名彻底摆脱了幕府的束缚，以武力创建自己的领国，取得领国的土地最高所有权，并且以绝对统治者身份在领内实施自己的统一法律（“分国法”）。这就是说，战国大名是以武力为支柱拥有真正独立的领主权的。守护大名虽然也曾走上领国私有化的道路，但是由于受幕府的限制，并未能取得完全独立的领主权。战国大名领国制与守护大名领国制的根本差别就在这里。
三、军事制度与农民政策
这些战国大名，因为是在农民起义烽火遍地燃烧、统治集团内杠迭起、封建秩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在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兴起的，所以为镇压农民反抗、稳定封建秩序，以及为在大名争霸中战胜对手，在自己的分国统治上都采取集权统治扩充分国经济军事实力为内容的“富国强兵”方针。
上述对家臣实行的严密控制，是战国大名实行集权统治的需要，也是贯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