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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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家臣实行的严密控制，是战国大名实行集权统治的需要，也是贯彻“强兵”方针措施的一部分。由于采取了这种措施，各大名都经常保持着一支等级森严、封建主从关系很强的庞大家臣团。按各自经历，家臣被区分为“同名”（同族）、“谱代”＇注14＇“外祥”＇注15＇三种。家臣之下有“郎党”、“仲间”、“小者”还有战时从农民征来的“足轻”（步兵）等各种等级。在军事编制上，家医按各自所持武器被分为几组，各组置“组头”，隶属于“军奉行”。“组头”同其下的下级武士之间的关系由“寄亲”（义父）、“寄子”（义子）这种拟制的父子关系来加强其封建依附性。起初，这些家臣都住在自己的知行地。16世纪中叶后，随着战争规模扩大，火药武器的采用以及从一骑单打向集团战法的发展，产生了对军队施行长期集中训练的需要，家臣团便被移居大名城下。“足轻”也终于被编进常备军，列入家臣团末端，开始离脱农业生产，即“兵农分离”。这一过程后来由丰臣秀吉予以完成。
由于拥有强大的家臣团，大名们加强了统治农民的力量，强化了封建主专政。对待农民，大名们还推行种种强制政策：为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供他们搜刮，便剥夺了农民迁徒、处理农地的自由为防止农民武装反抗和保证年贡的征收，便收缴农民的武器并把农民的自治团体“物心”变成基层的统治工具，即在农村组织“五人组”（5户为一组），实行组内交纳年贡的连环保制度。为确保农业劳动力和增加年贡收入而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便是自16世纪上半期部分大名开始实行“检地”。“检地”就是对分国耕地的面积、质量等级、稻米产量和耕种土地的农民，按村实行调查登记，借以按等级标准确定年贡征收额，按一地一佃农原则落实年贡完纳人。本质上这是一种加强掠夺农民的措施，但同时由于此举使农民同直辖地的大名领主、封地的“给人领主”＇注16＇直接发生关系，废除了层层中间剥削，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四节 室町后期的经济与文化
一、农业、矿业与手工业
在富国方针指导下，大名们都大力发展生产。他们鼓励农民开发新田，致力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和灌溉体系的整备。庄园制的基本消灭、复杂的土地领有关系的单一化，使在分国内有计划地大规模整治水利成为可能。武田信玄组织人力兴修釜无川堤坝（信玄堤坝）和越中佐佐氏治理常愿川等事，都非常有名。新田开发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使许多极易受灾的低洼地变成高产水田地带，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注17＇厩肥、人粪尿得到更广泛利用，同时大量进行割草积肥也有了可能。除实行稻麦轮作外，旱田作物也实行了小麦与大豆、小麦与养麦的轮作。随之，单位面积产量继续有所提高，在先进地区畿内，稻每反（992平方公尺）产量高达3石。从前一时期开始的商品作物生产普及各地。城市近郊也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供应城市需要。从前仅在字治地区栽培的茶，如今开始在大和、丹波、伊贺、伊势、骏河、武藏等国种植。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棉花的栽培也开始了，从三河迅速普及各地，增加了人民的衣服原料来源。烟草、甘蔗、甘薯等新作物的种植也有了广泛发展。
矿山对于获得货币和武器的原料十分重要，因此大名们对开发矿山也抱着极大的热情。当时采矿和冶炼技术都有明显提高。铜矿已从露天转向坑道开采。银的冶炼自16世纪30年代开始采用先进的中国灰吹法。黄金不只从砂金里，也从矿石中进行提炼，产量大增。奥羽的金矿，对马的银矿，但马、备前、备中、美作的铜矿，尤其大名中大内、尼子、毛利诸氏经营的甲斐金矿都很有名。这三种矿藏的开发为后来铸造硬币创造了条件。此外伊势的水银，南海的硫黄等开发也很重要。水银、硫黄和金、铜都是对中国（明）贸易的重要输出品。
由于国内需要和对明贸易的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也惊人。棉花生产的发展引起棉纺织手工业部门的出现。茶叶栽培的普及导致瓷器生产的扩大。高级绢纺品生产出现了京都这个新的生产中心。京都西城区（西阵）的高级纺织品生产驰名全国。金属工业方面基于大名的要求和对明贸易的需要，刀剑制造非常发达，并且由于枪支传入而开始了枪支生产，但农具、手工业工具及生活用品的生产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具需要量的增加，在各地的町、村便产生了专职锻冶与铸造的工匠。这些工匠摆脱了庄园领主的束缚，拥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或接受社会订货而收取加工费，或生产向市场出售的商品。
二、商品经济的发达
农村举行市集的次数增多了。从每月6次增至9次。在城市中，每日市集已成经常现象，市场上陈列着几十种商品，包括品种 广泛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城市里，专业化的市场也纷纷建立起来，例如淀的鱼市，京都的米市，奈良的马市等。市场的繁荣说明了16世纪在社会生产力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劳动分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室町后期也是日本海外贸易的大发展时期。16世纪上半期日明勘合贸易（凭明朝发给对照符契的商船进行的贸易）空前繁荣。 从16世纪中期起，日本同欧洲，也同东南亚各国开始了贸易联系（见下节）。有一些大名、豪商和寺院直接参加了对外贸易。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手工业生产新部门的出现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劳动的分工。
所有这些都构成为室町后期日本城市大发展的基本因素。应仁之乱中几乎变成荒野的京都，乱后再次作为商工业的中心地繁荣起来，人口估计约达20万左右。＇注18＇进入16世纪，界、博多作为对中国、朝鲜、琉球和南海贸易的基地有飞跃发展。从前一时期起作为港湾城市发展起来的小滨、敦贺、大津、大凑、兵库、尼崎、尾道等，也臻于繁荣。在一些城市，商工业者独立的倾向显著。曾经只是指商业地区的町，已逐渐又带有社会组织的色彩。住在这里的以 商工业者为主体的居民统被称作町民（“町众”）他们建立起町的自
治组织“物心”，实行自治。
随着家臣团集中于大名城下，大名们还努力使商工业者逐渐集中于此。为发展商工业，不少大名废除妨碍商工业自由活动的特权行会“座”，开放所谓“乐市”、“乐座”市场，免除市场税、商业税。还废除领国内各地的关卡，城下町遂作为分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繁荣起来。大名们出于经济和军事目的，恢复早已荒废了的驿站驿站马制度，以大名的城下叮为中心整顿了大道。在所有要害之地设驿站驿站马，便利了国内陆路交通，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达。
三、自治城市的出现
“应仁之乱”后的京都虽然没有实施全市的自治，但是祗园、清水、北野等门前町以及室町等市场町都是由各町四民来管理的。祗园町町民所举行的祗园祭典，既加强了他们的团结，也显示了他们的富有。此种叮民的自治是室叮后期各城市出现的新动向。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自治是界市。界作为濑户内海航路的终点，其重要性最初不及尼崎和兵库，然而随着应仁乱后细川氏将此处作为勘合贸易的基地，于是骤然繁荣。接着三好氏也以这里为据点，一跃成为最大的港湾城市。界也向以刀剑、绢织品和漆器产地闻名，枪支传入后，作为枪支制造的中心地更增加了其重要性。界原为京都寺院的一个庄园，其自治可溯源于15世纪初村民集体负责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百姓请”）；至15世纪末产生了由门阀商人组成的议会，出现城市自治。16世纪中，这种议会成员达36名，称为“36人众”，每月由其中3名代表轮流管理市政，裁断诉讼，处罚罪人。该市更三面围以护城河，拥有自己的武装。这时期来到界的一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界富庶而和平，象意大利自由城市咸尼斯那样实行自治。＇注19＇当时界的人口已超过五；永禄11年（公元1568年）织田信长命令界出“矢钱”（军用金）3万贯，界绝交出。当信长企图以武力征服时，界议会便致书另有享有自治权的城市——摄津的平野，呼吁以武力联合抵御。此举意义至大，如羽仁五郎所指出，它证明此时日本“甚至还有过近代自由城市共和制联盟的萌芽。”＇注20＇
除界和平野外，筑前的博多、伊势的桑名也属于享有自治权的城市。但是这类城市为数极少，远不及中世纪的欧洲。较多城市只是享有部分的自治权，有如京都情形。随着16世纪城市的大发展，商业资产阶级壮大起来，成为争取消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集权国家的一支重要势力。
四、文学艺术
室町后期的文学仍以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御伽草子”和“连歌”为代表，新兴曲艺“能乐”和“狂言”也在继续发展。属于“御伽草子”的短篇小说在整个室町时期共有500多篇，至江户享保年间被整理出版23篇。连歌的发展达于顶峰。宗抵（公元1421年—公元1502年）撰辑《水无獭三吟百韵》和《新撰菇玖波集》等诗歌集，确立所谓斯文的正派风格连歌，提高了连歌的艺术性，但却失去了大众性而拘泥于规则。为补救它，乃兴起作为连歌余兴的徘谐（恢谐、滑稽之意）。山崎宗鉴（公元1465年—公元1553年）撰《新撰犬筑波集》，被视为徘谐连歌之祖。
能乐方面，继世阿弥之后，音阿弥被誉为绝妙名手。他在观世弥、世阿弥成就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观世座之外，金春座出现了禅竹、禅风，据称两人都不亚于音阿弥的选材。应仁年问动乱使猿乐一时陷于衰落，但后来又有长足发展，虽然丧失了幕府这个保护者，但越得到地方武士和城市庶民阶层的支持。公元12世纪末的“平家琵琶”此时更加盛行。“幸若舞”和“古净琉璃”也广为流行。幸若舞是曲舞的一种，公元15世纪桃井幸若丸所创，以战争和恋爱为题材，受武士欢迎。净琉璃是一种用弦伴奏的说唱曲艺，其名称源于源义经同净琉璃姬的恋爱故事，至江户初期古净琉璃发展成现代净琉璃。戴着装饰品和化装的民间舞蹈也颇盛行。旧历7月15日举行的盂兰盆会舞尤其盛行。小调也为人们所喜爱，公元1518年出现一部《闲吟集》辑录这种民间小调300余首。
绘画方面，土佐光信（公元1434年—公元1525年）将中国画的技法使用于大和绘上，发展了优美的传统技法，使大和绘复兴起来。狩野正信（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也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发展大和绘，曾任幕府的宫廷画师，为足利义政、义尚服务。其子狩野元信（公元1476年—公元1559年）继承父风，集狩野派画风之大成。遗作有京都大镕寺大仙院的《海边花鸟图》（公元1513年）和东海底的《潇湘八景图》等。
建筑方面，文明15年（公元1483年）足利义政建成东山山庄，其中银阁不亚于义满建造的金阁（公元1397年），极其豪华。建筑式样采用书院式，佛殿和住宅相结合，与庭园取得调和。银阁的附属建筑物东求堂和茶室同仁斋，建筑手法高雅，象征闲寂清雅的茶道趣味。工艺方面，出现了后藤佑乘（公元1440年—公元1512年），擅长刀剑金属工艺雕刻和漆器制造。
五、医 学
室町时代日本医学在吸收中国医学成就、总结自己经验方面继续获得发展。正平17年（公元1362年）著名医学家僧有邻撰医书《福田方》。此书既综述了金、元、明时期中国医学，又肯定了日本的医疗经验，分疾病为12类，创造性地提出按病因、症侯、诊断、类症鉴别、预后和疗法的顺序撰写医书的方法，尤其论述研究既往症的必要性。释生西所撰《五体身分集》（公元1369年）也具有同样倾向。此时对医书中使用的汉语大部分进行了“和训”，把读者从难解的汉文原文中解放出来。这为日本科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室町后期，不少日本医学家到明代中国交流医学成果。公元1494年田代三喜（公元1465年—公元1537年）回国后大力提倡李朱医学（李东垣和朱丹溪的医学），为日本李朱学派的开山祖。此派认为疾病起于“外
感”和“内伤”，因而在治疗上避免使用寒凉药剂，着重和平药剂。三喜的弟子曲直濑道三著《启迪集》（公元1574年），结合日本实情发挥了李朱学说，使此说风靡全国。医学家兼本草学家吉田宗桂和针炙专家金持重弘也有名。两人在明期间都曾行医，医术博得中国医学家的好评。明朝也有一些中国医学家移居日本，如陈祖田、智光等人，他们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多所裨益。
第五节 室町后期的对外关系
一、后期倭寇
室町后期前半，以勘合贸易为中心的日中（明）关系仍是日本的主要对外关系。因勘合贸易获利很大，将军、武士、僧人、商人等都把它看作发财的好机会，所以乘勘合船去中国贸易的人员越来越多。如公元1453年由东洋允澎率领的勘合贸易团，船有10艘，人数达1200多人。如前所述，勘合贸易从16世纪30年代起为九州领主大内氏垄断。天文16年（公元1547）大内义隆送走最后一次遣明船，不久为家臣所害，勘合贸易就此告终。以后，倭寇再次猖獗。由于明朝沿海海盗和私商利用明将吏害伯倭寇的心理，投靠楼寇以达到劫掠和走私的目的，而倭寇则利用海盗和私商熟悉地理、内情，可以放肆劫掠，这样就使倭寇的活动达到极点。倭寇在许栋、徐海、叶明、林国显、王直等中国海盗巨魁的直接勾引下，凶猛地频繁入侵中国，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残暴至极。受害范围波及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江、浙、闽三省受害最重。仅在公元1551年至公元1560年的川年间即入侵414次，攻陷县城21个＇注21＇，遭劫村镇不可计数。中国军兵奋起抗击，如公元1553年7月江苏独山王径江一仗消灭倭寇千余，公元1562年9月歼灭入侵福建福清之寇万余，但由于明嘉靖时期政治腐败，没有给倭寇以严重打击。从60年代 起，中国军民在戚继光、俞大献等爱国将领指挥下进行剿倭战争。公元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至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及所属各县。他深知原有官兵怯战，便从义乌招募4000新兵加以训练，组成一支新军，开赴前线抗倭。公元1561年4月，万余倭寇入侵台、温地区，戚继光的新军在龙山一战首告大捷。公元1562年7月新军开进福建，攻取宁德附近横屿的倭寇据地，继而攻取牛田、林墩的倭寇据地。倭寇在浙闽无立足之地，便逃奔广东。明政府又任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训练新军迫剿。公元1565年春，戚俞联军全歼闽、粤交界处倭寇。至公元1566年，中国沿海倭寇基本肃清，消除了长期的祸患。
二、葡萄牙人的来航与“南蛮贸易”
16世纪40年代以前，日本在世界上的活动范围还仅限于亚洲，直接交往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朝鲜。40年代以后，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史书上有过日人曾于公元1567年同吕宋进行交易的记录。＇注22＇从16世纪40年代起，同欧洲人的接触开始了。天文12年（公元1543年），一艘开往中国宁波的葡萄牙船因暴风雨漂流到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