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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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大坂府瓜生堂遗址中发现属于弥生中期的以沟为界与其他坑墓群相区别的方形周沟墓群。这种葬法也反映了阶级分化的情况。
弥生中期以来，在冈山平原出现利用自然丘陵顶部修成的方形台状墓。弥生后期的都月2号坟是将山背修成方形台状，其上筑造坟丘，坟丘下部排列石头，中央设竖穴式石室，周围置10座土扩墓和1座石棺墓。这是以石室的葬者为中心的集团墓。石室的葬者可能是氏族首领。
氏族首领利用职权将剩余产品相交换产品攫为已有，不断扩大私有财产，逐渐变成剥削他人的奴隶主。战俘和由公社内部分化出来的穷人则变成他们的奴隶。
这个时期的日本正值思格斯所说的“英雄时代”，即军事民主时期。《古事记》中的《久米歌》就是产生在这样的“英雄时代”。《久米歌》是久米部落中流传下来的歌谣。歌的主人公是久米军事部落的酋长，他动员久米健儿杀敌报仇。
部落之间的频繁战争，加速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的发展，原始社会终于被阶级社会所代替。“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长成，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注43）
五、中日关系的萌芽
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战国时代的古地理书《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注44）说明那时中国人还只知道日本的地理方位。到东汉班固写的《汉书？地理志》中，才明白
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是前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四郡之一，乐浪海应指黄海及东海一带。分为百余国的“国”，应还是部落或部落联盟。
据范哗《后汉书？东夷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是《汉书．》以后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我国文献的真实性。日本史学界认为“倭奴国”是“倭人权国”之意。半个世纪后，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后汉书？东夷传》），说明倭国已用生口（奴隶）作为国际贸易的交换品。
后汉末年，中国北方人民起义不断，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称侯，拥有旧燕之地和乐浪郡，乐浪成为东北亚诸族交通中心。建安9年（204年）度子公孙康立，割乐浪南部设带方郡，统辖中日朝各族交往事宜。康子公孙渊自称燕王（237年），阻断各族与中原交往，并联南方吴国。景初2年（238年）司马懿奉魏明帝之命灭公孙渊父子，乐浪、带方二郡遂成为中日等国外交往来的枢纽。就在此时，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1＇＇2＇地质史上新生代员后一纪——第四纪，其早期为洪积世，亦称更新世，约从250万年至15000年前（属旧石器时代）。第四纪的晚期为冲积世，亦称全新世，约15000年前至现在。洪积世初期出现人类祖先——猿人。冲积世才出现现代人，使用新石器。
＇3＇赤土层是洪积世时期火山黄褐色的灰堆积层，以关东赤土层为最典型。
＇4＇第四纪的洪积世时期发生过多淄冰期、添兹冰期、明德冰期、利斯冰期、玉木冰期，各冰期之间有问冰期。距今约30万年前的明德——利斯间冰期为第三间冰期。
＇5＇（木通）口清之：《日本人的祖先》第84页，每日新闻社，1978。
＇6＇1931年直良信夫在兵库县明石市大久保西八木海岸发现一个洪积世人类的腰骨（原件遗失），其石膏型被认为接近北京猿人，但未为学界所承认。
＇7＇1950年由吉泽兵左等人在（木厉）木县安苏郡葛生町发现一块原人的腕骨。
＇8＇1957年石川一美等人在爱知县丰桥市牛川叮发现一个原人的腕骨。
＇9＇1957年高桥佑吉在静冈县引佐郡三日盯只木的石灰岩采石场发现属于原人的头骨、右骸骨、股骨等化石多片。
＇10＇1961年由滨北市教育委员会在静冈县沃北市根坚发现原人的头盖骨、锁骨、肮骨、尺骨、股骨、腔骨等化石。
＇11＇1962年由日本洞穴遗址调查特别委员会的八幡一郎等人在大分县南海部郡本匠村宇津圣岳石灰岩洞穴第三层中发现细石器与成年人头盖骨片。这是迄今日本人类化石同石器一并出土的唯一遗址。
＇12＇帝释峡遗迹群调查团在广岛县神石郡神石町水野的观音堂石灰岩洞穴第25层中发现。
＇13＇关于日本人的起源，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1．“阿伊努说”：明治时期小金井良精发现绳纹时期入骨与北海道近代阿伊努人的骨骼相似，于是主张日本人的祖先是阿伊努人。2．“原日本人说”：大正时期清野谦次将新石器时代人、古坟时代人、阿伊努人、朝鲜人、近勘地方现代人相比较，发现新石器时代人不仅近似现代阿伊努人，又与现代日本人相似，所以主张新石器时代人是两者共同的祖先。他认为现代日
本人是绳纹时代来到日本的“原日本人”同后来由大陆、南洋渡海而来的人种混血而成的。3．“石器时代人”即“现代日本人祖先说”：长谷部言人认为石器时代人和现代日本人的骨骼差别是随着历史的进展、生活方式的演变逐步形成的。他否认混血说，主张石器时代日本人是从中国南方来的。4．“骑马民族说’：战后江上波夫等人主张五胡攻入华北，骑马民族高句丽在朝鲜扩大领域时，通古斯系骑马民族之一派南下朝鲜半岛，占领其南端。4世纪初，以天皇氏为中心的这一骑马民族在九州登陆，4世纪末至5世纪韧进入大和，建立征服王朝。
＇14）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第146页，中华书局，1964。
＇15＇斐文中：《从古文化及古生物看中日的古交通》，《科学通报》1978年第12期。
＇16）芹泽长介：《古代史发掘》，第116页，讲谈社。1974。
＇17＇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第141页。
＇18＇（木通）口清之：《日本人的祖先》第23页，每日新闻社，1978。
＇19＇同上书第23页。
＇20＇同上书第39页。
＇21＇镰木义昌：《日石器时代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1卷第64页，1975。
＇22＇擦截石斧：把板石用擦截法切割成几块，然后又把切成的石块加工成斧。
＇23＇燃系纹：在陶器表面转动缠着绳子的轴子而烧制成的花纹。
＇24＇押型纹：在陶器的表面转动刻着花纹的圆棒而烧制成的花纹。
＇25＇爪形纹：用破开的竹子断面或贝壳、指甲连续压制烧成的花纹。
＇26＇大木式陶器：日本东北南部前期、中期的绳纹式陶器，以宫城县宫城郡七洪村大木围贝家出土的陶器为范式而命名。
＇27＇胜扳式陶韶：以神奈川县相模原市胜板遗址出土的陶器为标志而命名。其特点是土质粗，陶色呈赤褐，器壁厚，体大，多为整形，也有筒、钵、壶形等。
＇28＇阿高式陶器：以熊本县阿高贝家出土的陶器为标志而命名。其特点是陶器里赤褐或黑褐色，器壁微厚，形多为深钵。
＇29＇磨消绳纹陶器：先施绳纹作为地纹，其上用沉线施直线或曲线，留下两条沉线围起来的部分，其余绳纹擦去，名为磨消绳纹。
＇30＇龟冈式陶器：以青森县龟冈出土的陶器为标志而命名。器形为皿、钵、瓮、壶、香炉等。施以纤细、流利装饰的较多，绳纹一般微细。
＇31＇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第44l一449页。
＇32＇安志敏：《江南文化和古代的日本》，《考古》1990年第4期第376页。
＇33＇八幡一郎等：《新版考古学讲座》第3卷第382页，雄山阁，1969。
＇3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9页。
＇35＇《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韩传》。
＇36＇参见丰田武：《产业史》第1卷第102页，《体系日本史丛书》所收，山川出版社，1967。
＇37＇日本的钢择与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西周的编钟极其相似，参见《文物》1979年第7期的图版。小田富士维《别府遗迹紧急发掘调查概报》。宇佐市别府弥生时代末期的朝鲜式小铜择，有人认为是日本铜择的祖型。
＇38＇昭和初期，大山柏认为关东地区西部绳纹中期遗址中大量出土的打制石斧是掘土工具，主张绳纹中期农饼说。战后，藤森荣一也主张中期说。
＇39＇板付I式土器是最早出现的弥生式陶器，有壶形、体形及高脚盘陶器。
＇40＇高架仓库：防止湿气和鼠害，弥生式晚期流行。
＇41＇杨口清之：《日本人的祖先》第216页，每日新闻社，1979。
＇42＇见佐真原：《农业的开始和阶级社会的形成》，《岩彼讲座日本历史》第1卷第169页，1975。
＇4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110页。
＇44＇钜，强大之意。燕，今我国东北。盖国相当朝鲜盖马即今平壤以西之地。倭，今日本九州北部。
第二章 奴隶社会
第一节 邪马台国——国家的起源
一、成立年代与地理位置
弥生时代中后期，约当公元1、2世纪（后汉中期）之际，日本出现了一个称为“邪马台”的大女王国。由于当时日本尚无文字和历史记载，只能从中国的文献得到说明。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
《三国志》中没有记述女王国的年代。据《后汉书？倭传》指出：“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共立为王。”
综合以上两种文献研究，可知卑弥呼为女王时是在后汉桓帝（147—167）、灵帝（168—188）时代，即2世纪40至80年代之际。女王以前还有一个男王统治70至80年，所以邪马台国成立年代约在2世纪初或1世纪末。
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众说纷坛，迄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邪马台国在近畿大和（今奈良）地区；另一种意见主张在九州，特别是北九州筑后（福冈市）山门郡一带。两说各有论据。
近来出现了从国家起源的决定因素来确定邪马台国位置的学说。中日一部分学者提出日本最早的国家应该形成在当时生产力最发达，人口众多的畿内大和地区。中国学者吴廷理认为：从地理方位看，《魏志》行文无法证明邪马台国位于奈良盆地，而从中日古文明传播路径的实际距离方面考察，只有北九州是最自然合理的地带；从时间差距考虑，畿内大和生产力趋于发达及皇室陵墓兴筑，至早应在4、5世纪的古坟时代，而这距离邪马台国时代已是100多年以后的事；另外，遗迹遗物也说明，3世纪前的实物（金印、铜镜、铜兵器）及水稻耕作主要都发现于九州；生产力的因素确实重要，但生产关系直接促进国家的形成，这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因此，邪马台国在九州的说法是有力的。
二、生产情况与风俗习惯
邪马台国的经济，已进入农耕生活。《魏志？倭人传》记载：“种禾稻、芝麻；蚕桑、缉绩。”种稻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同传又指出“人性嗜酒”，说明已有足够的粮食。水稻耕作以外，还种桑、麻、大豆、小豆、绿豆等旱地作物。手工业开始从农业分工，“出细蔓、绣绵”尽斑布、倭锦等丝麻织物，更生产兵器、工具及珠宝、装饰等工艺品。但从整个邪马台国来看，还存在地域差异。如对马国“无良田，食海物自活”，壹支国“多竹木丛林……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
《魏志？倭人传》所谈到的生产情况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基本相同。随着水稻耕作的普及，人们定居下来，出现了村落、市集，人口逐渐增多。邪马台国有7万多户，其属国投马国有5万多户，奴国有2万多户，其他数干户不等。生产工具发达，弥生式后期邪马台国普遍使用铁器农具——铁锄、铁锹、铁镰等。这些遗物在福冈市的井民、长崎县的原迁、熊本县的下前原、大分县的下城等均有发现。
铁的使用进一步促进了冶炼技术的发展。衡量冶炼术水平的标志是铜锗（注2），因为制造青铜器比铁器要复杂得多。以前铜锗的发现除九州的福冈一例外，全部在畿内地区。1980年佐贺县鸟栖市安水田遗址中发现了铜锗模子（熔范）。1982年又在福冈市博多区席田赤穗浦遗址发现了铜锗模子。由此可以说明九州的铜器制作早，冶炼术的水平已相当高了。
当时日本人没有针、剪，穿的衣服还很简单，《魏志？倭人传》载，男子“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
同传又说“男子无大小，皆藏面文身”，“以朱丹涂其身，如中国有粉也”。这种原始民族的风俗不是全列岛流行，可能只限于沿海地区。
关于丧葬，《倭人传》说“有棺无停，封土作家”。这就是指古代九州流行的瓮棺葬和支石墓葬以后覆土其上而成的古坟。人死时，停丧10余日，不食肉，丧主哭泣，其他人歌舞饮酒。葬毕，全家到水中洗澡。
关于婚姻，当时流行的是一夫多妻制，而不是一夫一妻制。统治阶级可以娶四五个妻子，平民娶二三个妻子。女子不再是群婚，有自己固定的配偶。
此外还有灼骨而卜，以占吉凶的风俗。占卜使用的不是象中国那样的龟甲，而是鹿骨。
三、国家与社会
邪马台国初成立时，尚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至2世纪后半期，由于中国先进文化的传入，促进社会进一步分工，从渔猎、采集经济进入农业经济，社会组织也随着从氏族公社、血缘的结合发展到部落或部落联盟、地缘的结合。至弥生中期末及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更进一步形成了所谓“国”。2世纪后半期，倭国大乱，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进行多年战争。由邪马台国统辖周围30多国，女子卑弥呼被贵族共立为王。女王国已经具备了国家的特点，这点我们从《魏志？倭人传》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时的邪马台国“尊卑各有差序”。人们被划分成“大人”、“下户”、“生口”和“奴婢”四个等级：“大人”相当于贵族、奴隶主，女王卑弥呼是这个等级的代表人物。女王“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
常有人持兵守卫”，使役奴隶千余人。“大人”靠“下户”交纳的“租赋”和使役奴隶而生活。“大人”与“下户”之间存在着森严的差别，他们在路途相逢时，“下户”要避道，躲到草丛中去。和“大人”谈话时，“下户”要蹲下或跪下，两手据地，非常恭敬。
“下户”是平民或自由民。他们与“生口”不同，有自己的家庭（“门户”），可能是和“大人”有血缘关系的成员。“下户”有向国家交纳“租赋”的义务。他们占人口的最大多数，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也是作战时共同体的主力。（注3）
“生口”和奴婢是奴隶，来源于战俘和罪犯。据《倭人传》，魏景初2年（239）倭女王把“生口”作为贡品，和班布、倭锦一样，献给中国皇帝，以换取赐品，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