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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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唱“万世一系”的国体论在推动尊王攘夷运动及与军国主义结合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德川时代地方上出现了尊奉儒学的“明君”，以及许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如宽永初建立的名古屋学问所、宽永18年（公元1641年）建立的冈山藩校、元禄10年（公元1697年）建立的米泽藩兴让馆等。水户藩德川光国（公元1628年—公元1700年）聘请明末遗臣朱舜水为宾师，建立了尊王攘夷的水户学思想体系。此外，还有尾张藩主德川义直、会津藩主保科正元、备前冈山藩主池田光政、土佐藩的家老野中兼山等，他们都依据儒学改革藩政，在倡导程朱理学，巩固藩政方面发挥了作用。
三、封建教育的宣扬
银川时代朱于学影响最深广的是宣扬理学的封建教育。不用说当时日本普遍的学校——足利学校，连社会上普通的教育场所——庙塾（寺子屋）里使用的训蒙读物也几乎都充满这些内容。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各种：
1．儿童读物：宣扬“三纲五常”一类思想，有《大和小学》、《本朝三字经》、《和俗童子训》及《民家童蒙解》等几十种。＇注41＇
2．妇女读物：鼓吹“贤妻良母”、“贞女烈妇”，用“七出”＇注42＇的法纪使妇女遵守“三从四德”的有《女论语》、《女大学》、《女中庸》、《女五常训》、《女仁义物语》、《本朝烈女传》等几十种。《女实语教》＇注43＇中说：“父母有如天地，公婆有如日月，丈夫有如君主，妇人有如从仆；朝夕孝敬父母，恭敬侍奉翁姑：夫妇切勿争吵，宁屈理而从夫，—若不慎守三从，焉能避免五障＇注44＇，若无报四思＇注45＇心，谁能保八苦身＇注46＇？女为地狱之使，断绝成佛种子；面貌虽似菩萨，居心实同夜叉＇注47＇。”
3．武士读物：有《武士训》、《武教小学》、《士道要论》等几十种。详见下述。
4．农工商读物：搬弄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有《大和俗训》、《民家重量记》、《町人囊》（《商人须知》）等几十种。河村瑞轩的《成家训》说：“《论语》曰：‘耕也，馁在其中矣。’……要知士民本属下贱，身在土地，也喜农作，可谓知身分……不可有丝毫作乱之意……念及守护（神）其其之佑护，欲报其恩德，即应尊重朝廷，谨守法律，不因年贡课役，心存芥蒂，不为害于人。……虽君王不仁，政道苛刻，亦勿怨磋。”＇注48＇西）川求林斋的《百姓囊》说：“农民应以质朴为本，不犯国主之禁…凡世间乐，全在苦中，愈畏苦，苦愈多？：…不避苦，不求乐，苦自成乐。”＇注49＇。常盘贞尚的《民家重量记》宣扬宿命论说：“大胜小，强胜弱……行道得德，作恶招殃……生死贫富，四季不移，此为天命。项羽之男，灭于乌江；孔明之谋，志终不遂，此人力不如天命。”＇注50＇
5．宣扬忠孝节义的读物：忠义方面，有《皇和表忠录》、《赤穗义队录》、《烈士报仇录》等十几种。孝义方面，有宣扬孔孟孝道的《大倭二十四孝》＇注51＇、《肥前国孝子传》、《本朗孝子传》＇注52＇等十几种。宣扬贞烈的方面，有《本朝女鉴》＇注53＇3、《大东妇女贞烈记》、《古今烈女》、《本朝烈女传》等十几种。
此外，中国倡导封建伦理思想的《朱子家训》＇注54＇在日本流传很广，也为日本封建教育的确立起了重大的作用。
朱子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一面强化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导致其守旧锁国；一面由于尊王思想的树立，削弱了幕府的武家统制，推动了维新开国。
四、后期武士道思想
封建社会领主和武士间的主从关系，本无严格约束。平安时代有“兵（军人）之道”，镰仓时代有“弓马之道”、“武道”等词，就其实质讲，“武艺有之，武道则未之有也”＇注55＇。镰仓后期，统治阶级要求：武士忠诚、信义；廉耻、节俭、寡欲，这些儒家封建德目同禅宗、朱子学结合起来，进一步在武士中发生作用。早期武士道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至德川时代，由于中江藤树、山鹿素行、贝原益轩、大道寺友山、山本常朝等＇注56＇儒学家辈出，鼓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撰写论著，使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终于统治了整个日本武士的思想。
在日本，武士道常被认为是“纯日本思想”的“重要要素”＇注57＇，但实际上武士道理论的祖师山鹿紊行最初就是林罗山下面一个朱子学派。＇注58＇他鼓吹的“圣学”，就是指孔子所说的天下之“五达道” 和“三达德”＇注59＇，也就是儒教伦理观的核心——“五常三德”思想。山鹿在《士道》里说，“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义’，曰‘杀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况富贵贫贱，饮食色情之有害志乎。”＇注60＇这段话充分说出了“士道”和朱子学的关系。
山鹿素行的弟子大道寺友山，进一步发挥了儒学为君主“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同时开始把武士道日本化。他在《武道初心集》一书中说：“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芜尔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注61＇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注62＇
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武士道内容增加了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山鹿出仕过的播磨国（今兵库县）小藩赤穗，于1703年1月30日发生了所谓“赤穗义士”47人，报主仇后被处集体切腹，从容就义的事件。＇注63＇这种“全死节”的山鹿思想的发扬，成为武士道精神的典范，它成为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欺骗人民进行野蛮统治和侵略的重要工具。
第五节 德川前期的对外关系
一、对中、朝和南洋的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准备消灭丰臣遗族及异己势力的内战，以树立全国统一的专制政权，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1615年发给赴日的广东、南京商船朱印状，予以贸易自由，并托明船带信给福建总督，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但中日两国民间贸易一直末断。中国商船每年都有几十艘到长崎、平户等九州诸港。庆长14年（公元1609年），幕府和朝鲜缔结《己酉条约》，恢复了国交，重新通过对马岛藩主宗氏展开日朝贸易和友好关系。＇注64＇位于日本西南的硫球国，与日本有往来，但一直受中国王朝册封，坐收中、日、南洋三角地带贸易之利，拒绝丰臣侵朝时要它交纳兵粮的胁迫。江户幕府成立后，也没有派遣使节。于是家康借口琉球亲明，于公元1609年派鹿儿岛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侵略，迫使其从属岛津藩。此后，琉球每逢德川将军新立，便遣使致敬。但岛津氏仍让琉球保持独立国地位，继续向明、清派遣贡使，接受册封，默认它为外国，且不许琉球日本化＇注65＇还多方设法让硫球增加入贡明、清的次数。琉球成了当时日中贸易的中继站。东南亚方面，德川家康于1601年以来，写信给安南、柬埔寨、退逻等国王，要求通商，幕吏、大名和豪商们也同南海诸国政府交换书信礼物。
家康执行对外贸易政策的结果，日本同东南亚和西欧各国的贸易有显著发展。由于明部的锁国，日本和大陆不能直接贸易，但对前往往南洋各地的商人，幕府实行了官许贸易制，将盖官印的特许证——“朱印状”发给日本和外国往来于南洋与日本之间的商船主。史称这种获得特许权的商船为“御朱印船”。＇注66＇朱印船多数是由九州的大名及豪商幕吏、外国人所有。输出日本的金、银、铜、硫磺、樟脑、米、麦、刀剑、文具、扇子、漆器、家庭用具等，输入丝绸、呢绒、苏木、鹿皮、染料、香料、铅、锡、糖、药材等南洋和中国的物产，对日本经济影响很大。当时日本在造船、航海的技术方面都不及西欧各国，也没有海军保护，但日本盛产可用作货币的白银，所以对外贸易发达。和当时华侨的一样，在南洋居住的日本人逐渐增多。17世纪初，东南亚各国，除华侨集中的唐人街外，也出现了日本町（城镇）＇注67＇。居民大都是日本的商人、海员、佣兵、仆役，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堪剥削压迫而流亡海外的日本人；以后更有不少被流放或外逃的日本天主教徒及被拐卖的奴隶等。这种日本侨民集居在日本街，由当地统治者授予某些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它的头领
是居民选举出来的，有一定势力。＇注68＇这种东南亚各国的日本市镇到日本锁国后，同本国完全隔绝，日侨和当地居民通婚、杂居，逐渐同化而趋于消灭。此外，侨居在我国台湾、澳门，印尼的爪哇，马来亚的马六甲等地的日本人。则始终同当地人分散杂居，没有日本町和治外法权，很早就和当地居民同化。＇注69＇
二、对西方各国的贸易
16世纪中叶以来，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远东积极展开殖民和商业活动。葡人乘中日交往隔绝。在澳门和长崎间垄断了中国生丝和日本白银的交易，赚取5至10倍的暴利。＇注70＇这方面的贸易一直掌握在丰臣氏和西部诸藩之手，且有耶酥会教士介入，早为幕府所嫉视。17世纪后，新教国英、荷势力东渐＇注71＇，庆长5年（公元1600年）荷兰商船遇难漂至日本，航海长英人威廉为德川家康留任为通商顾问，改名三浦按针（公元1564年—公元1620年）。＇注72＇荷、英商船先后于公元1609年和公元1613年年来日本，获得在长崎的平户岛设商行自由贸易及享受治外法权的待遇。后来还在江户、大坂、浦贺、骏府、娇、长崎设立分行及代销店，贸易旺盛。两国商品和西葡大致相同，不外是幕藩领主们需要的枪炮、火药、铅等军需品和豪商需要的呢绒、生丝、绸缎及棉纱棉布等。幕府为抵制葡商操纵生丝贸易，于庆长9年（公元1604年）实行生丝特许证制＇注73＇，由幕府统制生丝贸易。对西班牙宣布不实行这一制度（公元1612年），对荷、英则更给以内地贸易的自由，由此葡商在日本势力一蹶不振。当时英商着重马来方面的香料贸易，对中日的贸易被荷兰人排挤，元和9年（公元1623年）终于关闭了平户的商行，专力经略印度。随着日本禁教和锁国，荷兰成为西方唯一独占日本贸易的国。
三、对天主教的政策
德川家康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沿袭丰臣时代禁教与贸易平衡的方针。但家康要发展经济，为招揽西方商人和航海、造船及开采银矿的技术家，不依靠教士是困难的，所以禁教不但不彻底，而且他自己就在鼓励传教。文禄4年（公元1599年）家康还在伏见城代行政务时，就委托被俘的西班牙教士耶罗尼摩（Jeronimde Jesus）进行同吕来（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通好，为日本招聘技师，并允许他在江户建立方济各会的教堂。由此天主教各宗，向关东方面发展。庆长14年（公元1609年）家康还委托西班牙原任吕宋总督罗福利哥（donRpdrigo de Vivero）和京都商人同去新西班牙（Nueva Hispania；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交涉通商。＇注74＇仙台藩主伊达政宗（公元1567年—公元1636年）更公开宣布传教自由，庆长18年（公元1613年）派家臣支仓常长为使节，随方济各会教士路易？梭特罗（Luis Sotelho）乘自造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及大西洋，经墨西哥、西班牙到罗马，觐见西班牙王和教皇，要求通商。＇注75＇
在德川家康统治期间，由于对国外商品和技术的需要，使天主教传教顺利。庆长8年（公元1603年）在日传教士达129名，受洗人数公元1605年为793名，次年一跃为8千名。据教会的报告，庆长15年（公元1610年）日本全国天主教徒已达70万名。＇注76＇
第六节 幕府的禁教与锁国
一、幕府与天主教的矛盾
天主教在日本传教事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教会和幕府间的矛盾。从幕府的立场看，天主教在两个方面是和幕府统治根本对立的。首先，天主教教义上坚持上帝是最高权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和以将军为最高主宰、严分身份等级的幕藩体制完全不同；天主教排斥异教，否定神佛信仰，认为上帝是天地万物之主，应该服从上帝，而不应该服从父母、主人、君主。这对自称“神国”的日本和被尊为“东照大神化身”＇注77＇的德川统治者来说，更不能容忍；此外，天主教反对日本武士的切腹、多妻制，都直接和日本统治阶级的传统对立。其次，教会活动的性质也日益增加幕府的恐惧。西方殖民主义者一贯利用天主教会充当它侵略扩张的工具；这是当时日本人在东南亚目睹的事实。早在16世纪中叶，九州地方信仰天主教诸侯大村纯忠将领地横濑浦向葡萄牙人开港（公元1562年），不久又将领地长崎、茂木献给耶酥会（公元1580年）。耶酥会将长崎和澳门间葡商生丝贸易的一部分利润和教会领地上的租赋作为教会的财源，开展教会活动。虽经丰臣的禁教，但到德川时代前期，大量信徒形成坚强组织。教会通过商人把武器供给南方诸侯，这对正谋建立强大统一政权的德川幕府，不能不是严重的威胁。而当时新教国英、荷商人为压倒竞争者，不断中伤西、葡，说两国教士在利用教民征服日本。幕府联想到不久前佛教一向宗领导长达11年的农民起义（公元1570年—公元1580年），深恐丰臣氏遗族及反德川势力利用天主教徒的组织力量发动暴乱。同时天主教徒在受到权力的镇压时那种不怕死的行为使幕府畏惧，深恐“把日本变为魔国”，于是决心采取强力措施来扑灭天主教。
二、禁教的实行
幕府为消灭丰臣遗族，决定禁绝天主教的活动。当时幕府已可由信奉新教的荷、英商人保证外贸的利润，所以对天主教的主要支持者西葡两国在日本的势力不予重视。庆长17年（公元1612年）3月，断然发出禁教令，以幕府直辖领地的都市（静冈、江户、京都、长崎）为对象，公元1613年又下令全国禁教。幕府的“教渝书”指出：“日本，神国、佛国也。基督教徒党传邪法，谋政变以夺国，违法令，谤神佛，礼拜罪人（指耶酥），祟倍有加，应予严禁。”＇注78＇同时在京都、伏见、大扳、界等地破坏教堂，逮捕教民，强迫改宗。庆长19年（公元1614年），各地诸侯对教士和教徒全面镇压。同年9月，明石（神户附近）地方有名的丰臣派天主教诸侯高山右近等148名教徒拒绝改宗，被判处流放到马尼拉。京都、长崎、大阪等地拒绝改宗的，捆缚在草席和蒲包里，露出脑袋游街。妇女被棵体示众，或送往妓院当妓女。这些对教徒的人身侮辱和剥夺身份是日本封建社会惯用的野蛮刑罚。据帕？杰斯的《日本天主教史》说，有些男女教徒毫不留恋地将自己包在蒲包里，挤进犯人行列，表示舍身殉教决心。当时信徒中武士多，特别在西南诸藩，这也许是禁教初期幕府采用身分刑的理由。＇注79＇幕府发现消灭大坂丰臣势力的两次决战（公元1614年冬、公元1615年夏）中，教徒参加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