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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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摘自僧崇传（幕府执攀外交、宗教的事务宫）《逐教士文》，大意见《天宽日记》，收入《箔川禁令考》，第5部分，卷41。
＇79＇朗尾直弘：《俄国》（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卷第155—156页，1977）。据当时幕府发到各藩的文件，有处以“改易”、“逐出骏府（今静冈市，德川家康隐居地）”字样。“改易”是江户时代刑罚之一，处武士以没收俸禄、房屋、剥夺身分，仅次于“切腹”。
＇80＇元和8年（公元1622年）的“元和大殉教”，西班牙人教士7人、意大利人神甫1人、日本教士13人、出租房屋给教士的日人3人和朝鲜人1人，共25人被处火刑。火刑柱前处斩者30人。
＇81＇踏绘：将画着耶酥、圣马利亚的木板放在官吏面前，迫使人们踩踏，来审查是否天主教徒的一种制度。九州地方每年一次，查非教徒者，须经寺庙证明其为佛教徒。
＇82＇特别对大坂，由幕府出资扶植，承认二部分巨商设立垄断性行会的特权。大扳人口从公元1625年的27万人到公元1634年猛增至40万人（水原庆二《日本经济史》第119—120页，有斐阁，1975）。
＇83＇指持有幕府发给长崎奉行（相当市长）的“李书”（上旨下达的文件），特许出国航行的日本船。
＇84＇浪人又作“牢人”，脱离领主、失去封地或俸禄的武士。
＇85＇《德川实纪》（国史大系）宽永7年11月16日条。
＇86＇中村质：《岛原之乱和锁国》，《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9卷第231页，1975。
＇87＇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平户商行长库克．巴克尔的陈述：“他（胜家）又下令将送不出租的人。……用蓑衣捆在颈和身上，用绳反绑双手，然后在蓑衣上点火，受刑的人不仅烧伤，也有烧死的。有的乱跳碰地而死，有的跳水池死。这种惨剧叫做“蓑衣舞”。（中川清次郎：《西力东斯本末》第235—236页，东大出版会，1943。）
＇88＇战国时代教会就设有天草学林。1592年起用西洋印刷机印出活版图书。如《伊索寓言》故事书及辞典等（称天草版本），成为日本天主教文化的中心。
＇89＇岛原云仙活火山有沸滚的琉碘泉，投入即死。
＇90＇这是岛原起义的导火线。事件经过详见《黑田长兴一世之纪》，朝尾直弘《锁国》，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眷第288页，1977。
＇91＇天草四郎本是小西行长旧臣天主教浪士益田甚兵卫之子。关于他，当时就流传警很多神话似的传说。参见冈田章维：《天草时贞》，台川弘文馆，1960。
＇92＇《日本民众的历史》第3卷第305页，三省堂，1974。
＇93＇参见朝尾直弘：《岛原之乱》，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卷第279—314页。我国当时史料也记载了日本对天主教的迫害和岛原起义的事缓，见《南明野史》（附录《鲁监国载略》），黄宗羲：《海外坳哭记》、戴名世：《日本风土记》等。清朝禁天主教及迫害天主教徒方法显然受到日本的影响。
＇94＇幕府于1634年令长崎官商25名在长崎市南端填海筑成一扇形小岛，名“出岛”，让葡商集中岛上。葡人被逐后，1641年迫使居留乎户的荷商迁来岛上，锁国后这里成为日本唯一的外贸港口。
＇95＇一贯，重3．75公斤，相当银75两。6000贯，相当银45万两。
＇96＇檀那：施主的意思，檀那寺指属于施主所归依的寺院。
＇97＇改宗户籍：改宗人户口册。
＇98＇德富苏峰：《近世国民史？锁国篇》。
＇99＇和让哲郎：《锁国——日本的悲剧》，筑摩书房，1964。
＇100＇北岛正元：《日本史摄说》第2春第113—114页，岩波书店，1971。
第十一章 德川中期（1680—1716）
第一节 商品生产的发展
一、农 业
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以来的兵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劳动人民在较安定的环境里进行生产。幕藩为巩固其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统治，保证贡赋的收入，竭力扶植自耕农（本百姓）的发展，抑制土豪地主富农的势力，除严禁土地永世买卖及分田给子孙外，还采取禁止人身买卖和使用家奴，允许农民控告领主乃至移住其他领地等措施。又多次令禁农民逃亡，防止土地荒废。庆安3年（公元1650年），幕府向全国农民发布了《庆安告喻》，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出了32条严格限制，包括干涉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要求每人农食住行极端节约。尽管这样苛刻的限制，商品经济仍在全国逐渐发展。出现了商业性农业，生产力也在提高。万治3年（公元1660年）发明脚踏水车，17世纪末，开始使用2至4个齿的“备中镐”，不靠畜力也能深耕。还发明和普及了“千齿脱粒器”（千齿扳），比旧时竹制或铁制的“脱粒筷子”提高效率2至10倍。＇注1＇不久，又发明筛谷用的“千石筛”（千斗链）。肥料方面，除传统的草肥、堆肥、灰肥、厩肥及屎尿等自然肥料外，农民还购用油渣、干燥鱼肥等肥田。为消灭虫害，已开始使用鲸油、石灰作除虫剂。栽培技术也有提高，如选择病虫害较少的稻种，实行轮种法和双季稻栽培等。17世纪初期，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农书《清良记》，以后陆续出版了《百姓传记》（公元1682年）、《会津农书》（公元1690年）等。元禄9年（公元1696年），宫崎安贞参考中国《农政全书》和本草书，并总结日本农民的生产经验，出版了《农业全书》，使先进技术广为传播。＇注2＇德川时代成为近代以前日本农学最发展的时期，由于上述原因，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提高。每一反稻米产量，公元1594年上等水田平均为1石3斗，到1686年则为1石5斗了。＇注3＇
幕藩统治者为增加年贡来源，积极开垦土地，通过代官（地方官）、村吏等招农民包垦荒地，栽培经济作物牟利，新开地称新田，以别于本田。因年贡较轻，农民乐于耕作。本百姓的次子、三子、贫农和农奴们也有独立开垦小块耕地的。到18世纪前半期，增长为300万町步。＇注4＇产量由德川前期的1800万石，一个世纪内增至2600万石。＇注5＇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一部分农民除年贡和自己生活资料外，将剩余生产品商品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繁荣创造了条件。由于城市中武士、町人消费的增加，大名武士们只靠年贡和劳役地租，日益不能满足其生活之需。为此就得出卖年贡米谷和其他产品，换取必需的东西和货币。实物贡租的运输和买卖，从17世纪末起，以三都为中心大量进行。因而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幕藩领主通过特权商人把领地的物产销售到市场，农民也必须把生产物换取日用品和货币。商人又向农民收购产品，以牟取利润。由此，农村自然经济日益被商品经济侵蚀，开始瓦解。封建领主虽一直想保持自给自足的经济原则，不许农民种植年贡（粮食为主）以外的产物，但由于领主生活和财政的需要，不得不奖励栽培一些五谷（米、麦、粟、吞、豆）以外的所谓“四木三草”＇注6＇和莱、棉等，并初步形成地区性分工，出现了许多特产区，使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尤以棉、蚕、烟草和油菜籽的生产发展最快。棉花生产集中在能内和东海地区，如在摄津（今大坂府及兵库县一部分）平野乡，到公元1706年土地的62．8％已种植棉花，卖给大坂及乡镇的商人，在那里加工后再卖给全国各地。＇注7＇养蚕则集中于关东和东山地区＇注8＇。公元17世纪蚕丝产量增加1倍，到18世纪初已达到国内自给。＇注9＇灯火材料所需的泊菜籽和腊树，主要在中部及其以西地区栽培。大豆盛产于本州东北。18世纪初，还开始种植马铃薯、菜豆、西瓜、花生、胡萝卜等；商品作物的种植，需要购买特殊的肥料和农具，于是农民要出售生产物换货币来购置，促使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
除棉和油菜籽外，米由农民交年贡和自食，所剩的都作为商品出售。领主收入的年贡米也商品化了。包括皇室和幕府的许多领地，采用“三分之一（指年贡一部分）缴银制”。各地知行地虽采取缴米制，但实际大多缴纳货币。
二、手工业
经济作物的种植，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德川前期，手工业中心在城市，工匠从事小商品生产，以满足幕藩领主和城市武士消费的需要。17世纪末起，以经济作物为原料的农村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手工业中纺织业最发达，其中又以丝织业最先发展。例如京都的西阵、九州的博多、关东的桐生以及丹波、近江、八王子、米泽等地都以生产精美的丝织品著称。棉织业在盛产棉花的大阪附近，以河内、摄津、和泉、大和等地为中心。越前（今福井县）、美浓（今歧阜县）、土佐（今高知县）则是新兴造纸业中心。其他如尾张（今爱知县）、肥前（今佐贺、长崎县）的陶瓷，京都的漆器，野田、桃子（千叶县的市）的酱酒，滩（今神户市的一区）、池田、伊丹（今大坂的市）的米酒等，闻名全国，行销各地。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工产品的商品化，日益使农村卷入商品货币经济的游涡。幕藩的贡租和农民的剩余物都必需换成货币，才能解决日益复杂的生活要求。幕藩从17世纪后半起，为财政的需要，开始对地方农业、手工业产品实行初期专卖制。藩都近郊可产销日用品，其他地方农民也可将产品交换必需品。各村镇设置了生产农民非自给必需品的机构。地方名产称为“特产物”（又称“国产”、“物产”），根据地域分工，由藩当局和大商人合力经营生产。进入公元18世纪，畿内先进地区，一些从事商品生产和高利贷致富购地的新兴地主、上层农民通过租佃土地兼作包买商人，一部分小自耕农和农奴也在小商品生产者化的过程中，达到身份的独立。特产物生产的发展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产地相互间发生分化和分工，例如以长野为首的养蚕业，先后在结城、福岛、信达地方建立了蚕种业。由于17世纪末奖励产丝，西阵生丝需量增加及地方丝织业的扩大，促进养蚕业发展，各地农村生丝大量流入都市，开始和京都丝农业中心西阵抗衡。二是都市的手工业技术传到地方，如西阵丝织技术传入桐生，大扳的炼钢技术移植到秋田铜山。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农村阶级关系的分化
一、城市的繁荣
元和元年（公元1615年）德川幕府公布“一国一城令”，幕藩领主把武士集中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围——“城下町”（军镇），并把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到城下，使城市规模扩大。以这些新兴的“城下町”为主，加上过去发展起来的“门前町”（寺社门前形成的市镇）、“港町”、“宿驿町”等商业城市，到17世纪末，全国已有大小城市300个以上。＇注10＇城市中除少数富商外，大部分是工匠、徒工、商人，还有一些小商贩和搬运工。江户、大坂、京都是全国性城市，江户为幕府所在，又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元、禄6年（公元1693年）市民353588人，1731年增至553000人，加上武士（将军、大名及其家臣）与仆人约50万，人口达100万，据说超过当时的伦敦，居世界第一位。＇注11＇大坂为全国商业中心，1692年人口达345524人。京都为皇室所在地，又是仅次于大坂的工商业城市，1715年城内外人口358987人。＇注12＇各藩的藩都规模小些，其中最大的有金泽、名古屋等，后者1692年人口约达10万（一般市民67734人、武士及其佣仆约3万）。＇注13＇
以大坂为中心的全国市场的形成是与大坂、江户、京都等大消费城市的形成，手工业高度发展以及全国性社会分工等条件分不开的，商品经济发达促使城市繁荣，同时城市繁荣又成为商品经济的巨大推动力。
德川时期，商品流通首先是通过领主的贡租商品化进行的。诸侯和武士必须把贡租和俸禄换成货币，才能维持他们的城市生活，支付往来江户“参觐交代”的费用。不少大名还必须把贡租运到江户或大坂出售。1732年运到大阪的稻米已达300至350万裱。＇注14＇经营大名贡租和武士俸禄的商业机构，如江户的“札差”＇注15＇、大坂的“藏屋敷”＇注16＇、“挂屋”＇注17＇等应运而生。这些与领主关系密切的大商人也经营民间产品，还以大名和武士的年贡与俸禄为抵押，兼营高利贷，积累了大量财富。
17世纪末，商品流通开始超过藩国范围，投入市场的品种增多，各藩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公元18世纪初，以大扳、江户、京都、兵库、界、大津、长崎等商业城市为中心，逐步向全国性市场发展。公元1714年，由全国各地运人大阪的商品已有119种，价值28、6万余贯。＇注18＇其中许多商品再转运到江户和各地，以致大阪被称为“天下的厨房”，成为全国性商品交易的枢纽。“问屋”（批发行）商人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通过中间商人，一手包办了商品的收购、运输、保管和贩卖，控制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经营项目也日渐专业化。这些批发商组成同业公会，维护他们的商业特权。公元1694年，在江户组成了“10帮批发商公会”＇注19＇，大阪组成“24帮批发商公会”＇注20＇，这些批发商公会得到幕府承认，加强了与封建势力的勾结。此外，战国时期兴起的行商——近江商人和富山卖药商人依然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作用。从17世纪末开始，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乡商人”（农村商人）逐渐兴起。他们也以批
发行的方式控制农民的生产，与城市商人争夺商业利益。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在以后全国性商业网的形成中，起了一部分作用。
二、交通由发达
全国性交通的发达，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有巨大作用。早在德川初期，为实行“参勤交代”，修建了以江户为中心，通向各地的5条干道。其中以太平洋沿岸的东海道（江户——京都）最为重要。此外，有中山道（江户——滋贺的草津，与东海道会合）、月光大道（江户——日光）、奥州大道（江户——福岛的白河）、和甲州大道（江户——长野的下取访），通称“五街道”（大道）； 以东海道53“次”（宿驿）为始，沿大道设置驿站，各站有特许旅馆（“本阵”）。民间也开设客栈（旅笼）、小客店（“木赁屋”，旅客带米自炊的小旅馆）。幕府并从沿大道各村镇征用人马到野站，供官府运输，作为一种课役制（助乡役）。＇注21＇以江户为中心，大道各要地设关卡（“关所”）构成环形警备圈。各藩也在藩境设关，防止物产外流。5条大道虽主要为“参觐交代”和幕府对全国的政治、军事统治服务，对民用加以限制，但它的修筑，尤其是与之相连结的支路（幕藩为通向5条大道修筑的大道，日本称“胁往还”，如水户路、北陆路、中国路等）的整顿，都有利于打破自然经济造成的隔绝状态，促进全国性的经济往来。政治中心的江户和生产较后进的关东地区日用品都依靠关西经济中心大阪供应。承担商品运输的主要是海上运输。其中以大阪至江户的南海路最发达，有称作“菱垣驳船”（以船上安装菱形篱笆得名，每船载二三百吨）和“樽（酒桶）驳船”（以主要运酒得名，载重同前）的两大航运业，他们组织了行会，互相竞争。＇注22＇17世纪末以后，有北海道及东北地方到大阪和大阪到长崎的西海路、下关到松前的北海路、奥州到江户的东海路等先后兴起，形成以江户、大阪为中心的沿海交通线。
三、货币金融的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