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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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口”和奴婢是奴隶，来源于战俘和罪犯。据《倭人传》，魏景初2年（239）倭女王把“生口”作为贡品，和班布、倭锦一样，献给中国皇帝，以换取赐品，说明生口的地位。奴隶是邪马台国最低贱的阶级，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被当作殉葬品。《魏志？倭人传》说：“卑弥呼以死，大作家，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可见邪马台国刚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将奴隶当作劳动力来使用。实际上日本的奴隶制是不发达的东方奴隶制，不能与希腊、罗马相比。

　　　　邪马台国是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国家，所以政治机构还很原始、简单。

　　　　国家（部落联盟）的最高统治者为女王，其下有大率、大倭、大夫等高官。大率是中央派到九州北部各小国的检察官，大倭是主管全国市场的官吏，大夫是主持外交事务的官吏。

　　　　地方（各部落国）机构一般都是两级，唯伊都国（今福冈县丝岛郡）地处外交政治要冲，为四级。

　　　　关于军事，《魏志？倭人传》中讲到立女王前内乱，“相攻伐历年”；“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伐”等语，可见女王拥有军队。再从它和狗奴国的武力冲突以及多次出兵朝鲜南部（据朝鲜《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来看，邪马台国肯定已拥有一支能进行对外战争的军队。　

　　　　维持上述官僚机构和武装，必定要向平民征赋税。《魏志？倭人传》说邪马台国“国国有市，交易有无”；“收租赋，有邸阁”。邸阁就是收纳实物税的仓库。

　　　　为维持社会秩序，已有不成文的法律和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可以认为，这些处罚都不是对犯法者人身的消灭，而只是改变其身分——为奴隶。

　　　　女王国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态虽已具备国家的特征，但国家机器尚不发达，并且保留很多原始社会的残余。附属邪马台国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有一定的自主性。国王不是世袭，也不是由武力取得，而由贵族共立。共立的又是女巫，还保留母系氏族的残余，可见邪马台国是个国家的雏形，“是日本父家长制奴隶制阶段（氏族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的过渡期）形成的早期国家。”

四、邪马台国与中国的通好

　　　　如前所述，邪马台国以前，日本就同中国往来了。有人认为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来洛阳朝贡的倭国王帅升就是卑弥呼以前的第一代男王。（注5）如果属实，那末邪马台国在107年就与中国第一次通好了。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邪马台国与中国往采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魏景初3年（239）卑弥呼迫使到带方郡，要求“朝献”。经带方郡太守刘夏派吏将护送进京（洛阳），献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斑布2匹2丈。魏明帝授与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印，封使节以官职，还赐与黄金、五尺刀、铜镜、真珠、铅丹（红色颜料）及纺织品多种。魏明帝沼书、印绥及礼物于正始元年（240）由带方郡使者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赴日。

　　　　第二次：正始4年（243）卑弥呼派使节8人到洛阳，献上生口、倭锦、绎青嫌、绵衣、帛布、丹木柑、短弓矢等。魏帝齐王芳沼赐黄幢1顶，正始8年（247）由带方郡太守王顾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二次赴日。

　　　　第三次：正始8年（247）卑弥呼派使节载斯乌越到带方郡，诉说狗奴国男王卑弥弓与邪马台国相攻情况。带方郡太守张政等带去沼书及黄幢，出面调停。这是中国使者第三次赴日。

　　　　第四次：正始9年（248）卑弥呼死后，女王壹与派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回国，献上男女生口30人，贡白珠5000孔、青大句珠2枚、异纹杂锦20匹。

　　　　日中两国建交出于双方共同的需要。中国方面，魏国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是为了明确女王对魏国的臣屑关系，切断日本与吴国的交往。日本方面，卑弥呼女王遣使朝贡是为增强自己的实力。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

　　　　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国输入的少量铜镜（三角缘神兽镜）（注6）已不能感到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于是以中国镜为范板，制造出国产“倭镜”即模仿镜，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据田中家统计，全日本出土的青铜镜有3000面，其中三分之二是倭镜。（注7）铁刀的流入，无疑也推动了日本铁器的生产。
第二节　大和国统一日本与对外关系

　　　　在九州北部出现邪马台国的时期，本州中部也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化。公元3世纪末，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兴起了一个大国。因位于大和地区，史称大和国家。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

一、古坟的出现及其变迁

　　　　3世纪末，在大和地区出现了高家式坟墓，这类坟墓叫做古坟。从8世纪末至7世纪建造古坟的时期为古坟时代。这个时代分为前、中、后期，3至4世纪为前期，5世纪为中期，6至7世纪为后期。前期古坟集中在奈良盆地东南的三轮山周围。这里有等墓、樱井茶臼山古坟及被认为是景行陵、祟神陵的古坟。

　　　　景行陵长310公尺，崇神陵长240公尺。这些长达200公尺以上的巨大坟墓同弥生时代氏族和部落联盟首领的坟墓截然不同。这种坟墓只有驱使大量奴隶和平民才能修成。坟墓的规模充分说明，被葬者不是原始公社时期的族长，而是拥有强大权威的国王或大奴隶主贵族。由此可见，以国王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国家已在
大和地区出现。据日本学者考证，古坟于4世纪传播到西至日向地区，东至关东地区，5世纪已遍及南至九州南端，北至奥羽陆中的广大地区。这类坟墓的传播，大体说明大和势力的发展状况。

　　　　前期古坟一般是利用俯视平原的天然丘陵营建而成的，坟形以前方后圆坟为主，也有圆坟、方坟、前方后方坟、上圆下方坟、双方中圆坟、双圆坟等。前方后圆坟是日本特有的墓式，墓前方部分比后圆部分低而平，死者埋在后圆部分。有的古坟设有放棺的竖穴式石室（注8），有的则在棺榔上面直接封土。棺榔的种类有剖竹形木棺、剖竹形石棺、舟形石棺及粘土榔、小石榔、木炭榔等。随葬品多为镜、剑、玉等宝器。古坟前期一般在坟顶上放置用泥土烧制的器具填轮（注9）、房屋垣轮，在坟丘的周围和斜面象栅栏似的树立着圆筒填轮。堵轮是了解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遗存。

　　　　中期古坟是在平地或台地上垒土筑成的。坟形仍以前方后圆坟为主，但也盛行圆坟、方坟等。前方后圆坟的前方部分逐渐发展，其高度与后圆部分相差不多。墓室自5世纪后叶起盛行横穴式石室。（注10）在中期的前叶，使用了长方形石棺。随葬品主要是马具、灰陶奴（须惠器）、铁制武器和农具等。中期古坟的规模巨大，至今座落在场市附近传系仁镕天皇陵的前方后圆坟，长480公尺，后圆部直径245公尺，高35公尺；前方宽达305公尺，高33公尺；周围有三道壕沟，包括壕沟总面积为464000平方公尺。据推测仅堆积土方，就需要每天役使5000人于一年左右。在坟丘的斜面排列了人物、动物等形象垣轮。日本的植轮置于坟外，中国随葬的明器和陶俑置于坟内，二者有所不同。

　　　　随着天皇统治的衰落与阶级矛盾的激化，后期古坟普遍变小了。前方后圆坟的前方部分相对变大，后圆部分相对变小。方坟发达。墓室以横穴式石室为普遍。石棺变成房屋形状。随葬品多为须惠器、马具、武器等。

　　　　在古坟时代后期，大量出现了群集坟。群集坟是在一定的地区内密集数十或数百座小型古坟的坟墓群，俗称“千家”、“百家”、“家原”等。冈山县津山市佐良山在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172座古坟。群集坟大都是圆坟，一般直径10至30公尺，墓室以横穴式石室居多。随葬品有铁镰、铁斧、铁簇等。这种坟墓需要十几个人两三个月的劳动。从坟墓的规模、结构及葬法来看，被葬者是家长制家庭的家长。

　　　　装饰古坟集中在九州地区，但近年来在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南部海岸也有发现。所谓装饰古坟，是在墓室的石壁和石棺上绘有形面和施有雕刻的古坟。福冈县鞍手郡若宫町竹原古坟的横穴式石室内部用赤色和黑色绘有人物、动物等壁画。这种装饰古坟反映了大陆文化的影响。

二、国土的统一与侵略朝鲜

　　　　日本史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关于日本国土统一的记载，均屑传说性质，并非历史事实。神武天皇东征（注11）的故事是后世皇室方面编造出来的传说。祟神天皇将大彦命、武淳川别、吉备津彦、丹波道主命分别派往北陆、东海、西道、丹波的所谓派遣四道将军平定全国的故事和日本武尊（倭建命）西征九州的熊袭，东讨关东虾夷的故事（注12），也都是经过文饰没有科学根据的传说。但这些传说多少反映了大和政权统一列岛的侧面情况。

　　　　自《晋书》记载泰始初年（公元265）倭国遣使入贡以后的约一个半世纪内，中国史书没有记录有关日本的事情。5世纪以后倭国才又出现在中国史书上，但不见日本国土统一的记载。唯一可供推测曾进行过统一战争的资料，是478年（刘宋升明2年）倭王武致宋顺帝的表文。文中写道：“自昔祖标，躬摄甲育，跋涉山川，不逞宁处，东征毛入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乎海北九十五国。”（注13）这段史料说明，倭王武的祖先进行了统一国家的大规模征伐战争。

　　　　4世纪中叶，大和国向朝鲜南部伸展其势力。当时朝鲜半岛由高句丽、盲济、新罗三国形成鼎立的局面。百济因受强大的北部高句丽和东部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的势力对抗两国。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两国的这种想法终于导致日本的侵略行动。4世纪的年代大和朝廷出兵朝鲜，侵攻新罗，征服弁韩之地（庆尚南道），建立任那地方，设“日本府”统治之。百济由此成了日本的朝贡国（注14）。

　　　　4世纪末，随着国土的统一和国势的强大，大和朝廷加强对朝鲜的侵略。据高句丽好太王碑（注15）记载，倭（指大和国）于391年渡海破百济、新罗，迫使其国人为臣民。396年，好太王亲自率领军队征伐百济，攻陷诸城。百济王被困逼，献出男女奴隶1000人，细布千匹，并发誓水为高句丽的奴客。399年，百济违誓，与倭勾结，进攻新罗。倭军遍布新罗国境。高句丽于400年派步骑5万，支援新罗，将倭军迫至任那、加罗。404年，倭军侵入带方界，又被高句丽打败。（注16）

三、倭五王时代与中国的通好

　　　　公元413年，即大和国在朝鲜战败后的第六年主动和中国建交，一直到公元502年，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自泰始2年（公元266年）至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重新开始，出现了中国史书上所谓的“五倭王时代”。这五个倭王即第一代赞、第二代珍（赞之弟）、第三代济、第四代兴、第五代武（兴之弟）。据日本学者考证为：赞即仁德天皇，珍即反正天皇，济即允恭天皇，兴即安康天皇，武即雄略天皇。

　　　　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势力强盛，经济发展，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只要有可能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实际上，这不仅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侵略朝鲜道到失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点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贡中尤其明显。现将倭五王时代向中国历朝的朝贡概述如下。

　　　　第一次：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倭王赞遣使向东晋进贡方物。

　　　　第二次：刘宋永韧2年（公元421年）倭王赞遗使朝贡。

　　　　第三次：刘宋元嘉2年（公元425年）倭王赞又遣使司马曹达李表献方物。

　　　　第四次：刘宋元嘉7年（公元430年）倭王赞第三次遣使朝贡。

　　　　第五次：刘宋元嘉15年（公元438年）倭王珍迫使朝贡，上表要求除正；因为420年宋武帝曾册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上，珍对此极为不满。除正的称号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文帝对珍的要求末允，只同意他继承前王的称号——“安东将军、倭国王”。

　　　　第六次：刘宋元嘉20年（443）倭王济遣使朗贡，要求册封。宋文帝仍封他为“安东将军、侯国王”。

　　　　第七次：刘宋元嘉28年（451）倭王济第二次遣使朝贡，宋文帝把倭王珍要求过的称号——“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赐与侯王济，后又晋升为安东大将军。

　　　　第八次：刘宋大明4年（460）倭王济第三次遣使向宋孝武帝朝贡。

　　　　第九次：刘宋大明6年（462）倭王兴（济之子）遣使朝贡，宋孝武帝只封他为“安东将军、侯国王”。

　　　　第十次：刘宋升明元年（477）侯王武（兴之弟）遣使朝贡，宋顺帝封他为“安东大将军、侯国王”。

　　　　第十一次：刘宋升明2年（478）镭王武遣使上表，由宋顺帝封为“使持节、都督侯？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顺帝册封时，从倭王自称的爵号中剔除百济而包括了新罗。这是因为新罗与刘宋没有联系，而百济于420年（水初元年）与刘宋通好，百济王被封为镇东大将军。当时刘宋想通过百济牵制高句丽的力量。

　　　　第十二次：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封倭王武为镇东将军。

　　　　第十三次：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封倭王武为征东将军。

　　　　中日通好后，中国文化不断地流入日本，为后来飞乌文化的形成带来很大影响。


第三节　大和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一、铁器的广泛使用

　　　　随着国家的统一和不断输入大陆先进生产技术，大和国的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从古坟中出土的铁制农具唐锄、马锄、U形锄、U形锹、镰等说明6、7世纪铁器已广泛普及。在关东后期古坟中，还发现肩上扛着锄头、腰上插着镰刀的土偶。《日本书纪？安闲纪》记载，大河内直味张为了赎罪，在春秋两季各献500攫丁（服劳役的男丁），耕种皇室的竹村屯仓。古坟后期的群集坟中发现了铁刀、铁簇、马具等。

　　　　随着铁制工具的改良和普及，农田水利事业迅速发展。各地筑堤、修池，开垦大片荒地。农业一直以耕种水稻为主，由于农具的改良，旱地耕作也迅速发展。6世纪，旱地耕作已传播到关东地区。旱地作物有粟、大麦、小麦、大豆、小豆、养麦、瓜类及麻、褚、桑等。

二、手工业的发展

　　　　5世纪后流入日本的大陆移民，带去了先进的冶炼、制陶、纺织、金工技术，为日本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作出贡献。铁器由倭锻冶、韩锻治等专业部民专门生产。韩锻冶从朝鲜带去先进的制造铁器的技术，促进了日本铁器生产的发展。生产铁器的原料主要从朝鲜输入。在奈良县上锅古坟的陪家中发现大形铁板282块、小形铁板590块及铁斧等许多工具。铁板的大小形状同新罗古坟中出土的类似。古坟时代制铁的确凿证据尚未发现，日本学者根据出土的铁渣和分析铁的成分，提出当时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