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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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之际去长崎的中国人不少。他们有的被任命为“唐通事（中国人翻译），成为对华贸易的官员，职业世袭。有的在长崎教授中国语盲文学，广收门徒，形成“长崎派”。获生狙株就是其中的著名学者。当时长崎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不少日本人向到长崎的国人索诗文书画，或托便船赠诗给中国人，有的专程赴长崎，以同中国客商笔谈为乐，甚至认为到长崎便靠近中国而引为快事。＇注5＇

　　　　日本人民对待清商很友好，据传至今在长崎的中岛河畔还留下当年修建的一座“常明灯船”，上面刻着“唐船航海安全”字样，表达日本人民对中国商船的祝愿。　


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传入

一、学问的考证风

　　　　中国朱子学到清代已经衰落，顾炎武反对空谈理论、不务实际的学风。阎若瑰、戴震、钱大听、段玉裁等也主张多务实际。这个考证学派的作风流传日本。在其影响下产生了古学和国学。

　　　　日本考证学派先驱者新井白石，将军德川家宣时参与幕政。他仿效马端临《文献通考》，对日本文物制度，详考其源流沿革，著成《经邦典例》一书，还著有《读书余论》、《藩翰谱》、《古史通入《同文通考》、《东雅》等，充分发挥了清代考证学的治学精神。

　　　　新井以后有片山兼山、井上金峨、皆川棋园、山本北山、龟田鹏斋、村濑拷亭、太田锦城等考证学者。锦城著有《论语大疏》、《九经谈》，他曾说“得明人之书百备不如清人之书一卷”，推崇考证学备至。

　　　　狩谷披斋也崇拜考据学，他的书斋名“实事求是书屋”是采用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实事求是”一语。

　　　　考证风还影响小说界，山东京传和拢泽马琴对小说进行烦琐考证。医学界后藤民山、山胁东洋、吉益东洞等主张古医术。

二、历史学

　　　　朱熹就司马光《资治通鉴》写了《资治通鉴纲目》59卷，从名分论的观点把伦理政治分为正统与非正统、华夏与夷狄、王道与霸道之别。这种大义名分论思想对日本史学影响极大，林罗山的《本朝编年录》（即《本朝通鉴》）就是一例。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在大义名分论的指导下编纂了《大日本史》。赖山阳（公元1780年—公元1832年）的《日本外史》22卷和《日本政记》16卷都受清赵冀《二十二史创记》、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钱大听《二十二史考异》等名分论的影响。在史学观点方面，赵翼的“地气论”和“地势论”也成为日本史学家的地气地势论（以地理条件为历史发展主要因素的理论）的渊源。

　　　　日本史学在体裁上也模仿中国。如中山利质的《楠木志》（叙述南北朝时代武将捕木正成的忠义事迹）是受清代张鹏韶《忠武志》的影响；冈本韦安的《万国史记》是模仿魏源的《海国图志》。又如羽仓简堂仿赵翼著《温史创记》。这些著作在明治维新前所起作用都很大。　

三、汉籍的翻译与出版

　　　　中国清代康、乾两朝的文化出版事业繁荣，巨型著作如《佩文韵府》、《皇清经解》、《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等陆续传到日本，成为治学的参考文献。

　　　　日本在清人著作的影响下，也编了大型类书和丛书，如山冈明阿撰《类聚名物考》，墒保己一撰《群书类从》530卷和《续群书类从》1150卷。　

　　　　日本还翻译了许多清人著作。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深见玄岱父子译《大清会典》。吉宗也搜集幕府初期以来法典、法令、沼书编成《法度书》15册。享保4年（公元1719年）清世祖顺治颁布的《六喻衍义》传入日本，吉宗令获生祖抹加训点，室鸦巢译成日文，成为民间的教科书。《朱子家训》在日本流传很广，作为习字帖或挂轴出版。

　　　　魏源的《海国图志》于公元1850年传日，公元1854年出版该书美国部分的译本就有7种。其他英、俄、法等国部分先后译成10多种单行本。汉文原本或翻印或训点，广为流传。　

　　　　据统计，江户昌平校及圣堂官版翻印的书籍，自周至清共有193部，其中清人著作有40部。地方各藩出版的汉籍，自天保（公元1830年—公元1840年）至明治维新（公元1868年）共有50种，例如加贺藩的《钦定四经》、仙台藩的宋版《春秋左传》、津藩的《资治通鉴》、熊本藩的《尚书正义》等。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传人

一、医药学

　　　　德川时代中国医学传入日本是与黄渠宗僧侣分不开的。他们有许多人懂医术药学，如心越、独立都懂医术。独立传治痘术于池由正直、北山道长等人。正直之孙瑞仙为医官，负责痘科。道长为大坂名医，著《北山医录》。

　　　　中国医生陈明德和王宁宇两人，公元1627年先后到长崎行医。陈明德著作有《心医录》。王后居江户，日人从学者众，成为一大医派。德川吉宗招聘中医多人来日，以陈振先和朱子章最著名。陈振先采集药草160种，著《陈振先药草功能书》。公元1803年后，胡兆新来日，传授尤在经的《伤寒贯珠集》。杨西亭传授治疗密病和疡病的医术。

　　　　在药学方面，庆长12年（公元1607）林罗山在长崎获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它献给幕府。长崎的本草学家有向井元升和卢草硕两人。向井编成《庖厨备用大和本草》13卷，后贝原益轩在此书基础上编成《大和本草》16卷。卢是日籍华人，祖传本草学，长崎的福出德润向他学本草，后撰《药性集要》。福山弟子有稻生若水，确立日本的本草学。若水弟子有松冈恕庵、野吕元丈、丹羽正伯等人。恕庵弟子有小野兰山，著《本草纲目启蒙》48卷，所载凡1882种，日本的本草学到此时集其大成。

二、地理学

　　　　日本的地理学知识是从清朝学者的地理著作中获得的，如胡渭的《禹贡锥指》、阎若瑰的《四书释地》、宋翔凤的《四书释地辨证》及《水经》。这些对中国古代地理作详细考证的学术著作，促进了日本地理学的进步。日本人在研究地理时，清朝地理学专著成为的参考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按禹的《读史方舆要》、马征腮的《历代沿革地图》、吕输的《历史事迹图》、乾隆救撰《皇舆西域图志》等。日本人还将中国的地图集翻印出版，如岸田香的《中外方舆全图》是清人胡林翼等撰《清一统舆地图》的翻版。

　　　　长久保赤水（公元1717年—公元1801年）是德川中期的著名地理学家，他花了20多年心血写成的《日本舆地路程全图》，据说是根据清朝出的原图。天保15年（公元1844年）再版的赤水的另一著作《新制舆地图》，从附录的固说知道，也是根据清人带来的原图。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记述世界形势的地理书，它在日本流颇广。日本人从此书获得了关于西方的许多地理知识，对日本地理学的影响很大。不仅如此，佐人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横小楠等志士都因读了魏源这部书得到启发，由攘夷到开国，积极习西方，献身子明治维新。＇注6＇

三、数学与天文历法

　　　　德川时代从中国传入不少有关数学与天文历法的书籍。明？徐光启《西洋新法历书》（清？朱白霍校）、清？程世禄《西洋算法全》两书传入日本，对日本天文数学方面影响很大。公元1733年，建彦次郎贤弘和中根丈右卫门玄圭译清人梅文鼎《历算全书》。明清初福建人游艺《天经或问》，由西川正休等译出。此书记述西方天文学，间接给日本传来西方天文学知识。康熙官修的《历象考成》流传日本，德川后期的地理学家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是由此提高学术水平的。

　　　　公元1684年涩川春海（即安井算哲，公元1639年—公元1715年）在元朝“授时历”的基础上制定日本第一部自己的历法“贞享历”。晚年他还写了《文琼统》8卷，此书受清初黄鼎《管窥辑要》和游艺《天经或问》的影响。

　　　　德川前期数学家吉田光由（公元1598年—公元1672年）根据元？朱世杰《算学启蒙》和明？程大信《算法统宗》，于1627年写成《尘劫记》。此书是将深奥的中国数学按当时日本的实际水平写成的数学入门书。《尘劫记》至明治时代发行了300种版本，成为算术书异名。

第四节　文艺与宗教的传人

　　　　德川时代，汉诗文不象以前宫廷和禅林文学那样发达，研究汉诗文的人只是儒家，汉诗文只在“堂上人”（朝廷公卿）和僧侣之间流行。康熙宫修的《佩文韵府》是日本人写诗的依据。宽政年间（公元1789年—公元1800年）传入清人沈德潜的《唐宋八大家读本》，官私学校都把它作为教科书，约有20种版本。蔡方炳的《唐宋八大家文选》、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吕晚村的《唐宋八大家精选》也都传入日本，然而，德川时代因市民阶层兴起，明清小说戏曲即通俗文学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

　　　　明清时代中自小说创作繁荣，输入日本的小说种类很多，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桓言》、《今古奇观》、《水济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桃花扇》、《世说新语》、《剪灯新话》、《西厢记》等等。其中《水浒传》特别风行，选译本达11种之多，受到武士们的爱读。除选译本外，还有“翻案本”（模拟作品），如仇鼎散人的《日本水浒传》10卷、伊丹椿春的《女水浒传》4卷，僧空阿的《诙谐水浒传》10卷、好花堂的《新编女水浒传》6卷等。这种“翻案本”，即将国内外小说（戏曲）内容情节，换以日本的时代背景和人名地名，加上自己的构思改写的文艺。如沧泽马琴的《男总里见八犬传》就是把《水济传》108将故事改写成《八犬传》中八犬士的出色著作（53卷）。

　　　　宝历（公元1751年—公元1762年）至天明、宽政（公元1781年—公元1800年）的约50年间，日本盛行歌舞饺。它是一种将舞蹈、音乐、动作、说白融为一体的戏剧，由室盯时代的能乐和民间乐舞形成，是在唐散乐和元杂剧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歌舞伎中存在着中国古典戏剧的某种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受中国戏剧的影响（参见第七章）。

二、绘画书法

　　　　德川中期传入日本的中国画，日本称作“南画”或“南宗画”，又叫“文人画”。南宗画或文人画是一般士大夫或业余画家画的，与职业画家所画的“北宗画”（宋元传统的画院派山水画）相对。中国至明代，南宗画压倒其他一切派别，清代南宗画更盛。南宗画最大特点是线条柔和，构图宽广，以烘染代替过去的浓彩重墨。

　　　　宽文12年（公元1672年）日本翻印了中国的八种画谱（1620），宝众7年（公元1710年）又第二次翻印。画谱的出版，对日本的南画运动影响很大。元禄15年（公元1702年）翻印了杨尔曾编的《图给宗彝》（1607）。宽延元年（公元1748年）翻印了集南画之大成的《芥子园画传》，后来又不断翻印，约有10种版本。据统计，当时日本翻印的编辑的清人画论画谱有六、七十种。

　　　　享保5年（公元1720年）以来，精通南面的商人伊字九（吴兴人）经常到长崎经营，带去南画的画法。到长崎求教的日本人很多，但真正继承伊字九画风的只有池大雅（公元1723年—公元1776年）和与谢芜地（公元1716—公元1783年）两人。他们开创日本南画，不拘格局，清新奔放的风气，由此推广到全国。

　　　　花鸟写生画家沈南苹（名栓，吴兴人）影响日本画坛也大。他于公元1731年到长崎2年，画的特色是构图精致，色彩华丽，模仿者多，形成了日本南苹画派。后又发展到京都，大扳。　

　　　　黄劈诸僧书法出色，以大字取胜。朱舜水和陈元斌也是书法家，推广唐样书法。杭州人俞立德，深得文征明笔法，将书法传授给北岛雪山。后又有草书家胡兆新、徐荷周等推进了学习明人草书的书法。

　　　　陶瓷器方面。公元1833年清人朱淡撰《陶说》由葛西因是翻译出版，刺激了日本陶业的发展。九州佐贺县伊万里的陶工在长崎从中国人周辰官学会了“红绘法”（制色袖瓷法）后，经刻苦钻研，于公元1643年烧成半透明彩瓷。它是白地画红、绿色图案的瓷器。这种瓷器以伊万里为集散港，所以叫“伊万里烧”，也叫“有田烧”。

　　　　纺织品方面。德川时代从中国进口大量生丝及纺织制品，其种类有金缕、缎子、蠕子、缚珍、绢纳、纱续、南京织、白绢、黑绢等。中国纺织制品的输入，促进日本纺织业的发达，特别是京都西阵纺织业。西阵人模仿中国的丝织品，织出金桶、缎子、缮子、细续、绉纱等。还生产一种以五色丝织成各种图案的“唐织”，因模仿蜀锦，故称唐织。

　　　　印刻及文房用品方面。日本的印刻技术是中国黄劈僧独立传入的。他著有《独立禅师石印》一书，后于明治3年出版。其次是心越，他带来了清？陈策的《韵府古篆汇选》。此书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被翻印出版。黄劈山万福寺15、18代住持中国僧大鹏，著有《印章篆说》，（公元1811年出版）。这些关于印刻技术的书籍的出版，使日本印刻术发达起来。

　　　　德川时代的文人爱用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促使日本文房用品制造业发达。当时日本能生产一种“和唐纸”（日本制的中国纸），还能生产一种名“华研写”的中国砚，同时出现了唐墨的模仿品。此外，核装技术也从中国传入，清．张潮编《昭代丛书》第19集《装裱志》（清？周嘉胃著）对日本裱装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四、黄荣宗的传入　

　　　　从室町时代起，日本的五山十刹逐渐衰落，至德川时代，佛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后以长崎唐三寺建立为契机，每年总要聘请中国僧赴日定期（三年）担任住持。德川初年，兴德寺逸然闻福州黄劈山隐元隆琼（公元1592年—公元1673年）之名，便向幕府推荐，4次招隐元前往。隐瞻元于承应3年（公元1654年）7月率弟子东渡长崎。那时已63岁。

　　　　隐元到日后，曹洞宗及临济宗的憎人先后受教。万治元年（公元1658年）隐元到江户见德川家纲，家纲给他山城宇治（在京都南郊）地方的土地，让他建立黄劈山万福寺。宽文3年（公元1663年）建成，成为日本黄梁宗的大本山。宽文4年（公元1664年）隐元将黄劈山法席让给弟子木庵。

　　　　木庵到江户遏见德川家纲，家纲赐银2万两及土地。后黄荣宗又发展到关东。木庵的弟子铁牛、慧极和潮音在各地建立禅寺，大扬宗风。木席另一弟子铁眼，经11年经营，于1678年完成了1618部7334卷日本黄粱版《大藏经》（根据明万历版）的翻刻。

　　　　黄粱宗来日僧侣都擅诗文、书画、印刻、医药，长崎唐三寺也黄劈山为本庙。黄粱宗带给日本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广，如隐元传残明代南方寺院的建筑样式。黄梁诸僧将当时独特的中国书法、画、音乐（明代章、笛）、佛像雕塑、医学等传给日本，甚至日人家食用的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劈馒头等到今天还受到喜爱。

＇1＇大庭修：《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第34—37页，东方书店，1980。　

＇2＇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5卷。

＇3＇1981年中华书局汇集其全部诗文，书札问答编为《朱舜水集》。　

＇4＇元资烧：一种以濑户的陶土作原料，用蓝色颜料作画，涂以育白色釉，有透明感且雅致的陶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