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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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检举，而是在上海投敌的蓝衣社头目陈恭澍派人持信去见他劝降的结果。
他既能说中国话，又能说朝鲜话和日本话，很快便和宪兵方面合作了。双方的条件是：他为日本警视厅服务，而日本警视厅在两年后撤消对他的判刑。如在合作期间有越轨行为，双罪同罚。正当他要收拾出狱时，突然接到了帮助“特高课”官员审查一个日本要犯的指令，这个“特高课”官员就是松本和野村，这个要犯就是中西功。时间非常紧迫，只限三天，要求他在牢房中套问出中西功和中共哪些人有联系。姓名、特征、职业、地点。
他表演得不错，分寸掌握恰当。基本完成要求。虽然未得到中国人的线索，却得到了两个日本人：“满铁”的津金和“同盟社”的管沼。
这两条线索关系，符合中西功的身份。东京警视厅警部补高桥兴助密电通知松本和野村，不要马上惊动他们。交由上海宪兵派人去监视，以便发现新线索。林得山立即出狱，利用中西功委托的身份，接近津金和管沼，探明他们和中共的联系，进而探明中共和中西功联系的人员。
这是个看去轻易实际艰难的差事。
而且中西功对他讲解的那些动人心腑的道理，对他也并非没产生一点影响。想当初，他也是为挽救祖国挺身而出的一个一心救国的朝鲜人，今天落到这个地步，听任日本宪兵驱使；实在有损初衷，并且，这种差事也太不符合一个“大韩议政院”议员的身份了。
所以他离开牢房前愁闷不语。
出牢房后，在监狱门口，有一辆汽车在等着他，他的妻子坐在车里，也满脸愁苦。看样子，她也知道他的差事了。
林得山出狱后，牢房里只剩下中西功一个人，这期间松本和野村又和他“恳谈”过两天，以后便再也不来了。因为他对他们一本正经他讲解共产主义，再三再四地阐述他是为挽救日本才反对侵华战争的。松本和野村大伤脑筋。
松本和野村是东京警视厅的警吏和司法警察官，是高桥兴助的得力臂膀。在东京警视厅内部，他俩以办事干练著称。颇有名气。这次到中国来，是受高桥兴助亲自指派。
东京“佐尔格案”发，东条英机借端逼近卫文魔下台，由他组成内阁。他对日本宪兵机关和警视厅反间谍系统的无能大发雷霆。整个警视厅从上到下，个个战慄不安，尤其特高部门，人人自危，不知自己是否会由于某一失误而受到重罚。高桥兴助审讯佐尔格时受到的震惊程度，他人不能想像。一个俄国间谍，在东京住那么长的时间，送出那么多的重大战略情报，警视厅竟毫无察觉，不管对友对敌，都丢尽了脸。
他在发现“兰端”小组里没有一个中国人时，便意识到可能会有另一个佐尔格式的“兰端”小组存在于中共。他专心致志地查阅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每页档案资料。竟也没有嗅出一点与中国人有关的味道。仅有一个名叫中西功的人，和尾崎秀实交好。而这个中西功却是“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的首席调查员。明白地说，他干的是和高桥一样性质的差事，有什么可疑呢？而且，这个中西功在“满铁”任职近十年。八年前，东条英机升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时，曾密令宪兵对驻满洲的军、政、宪、特机关中的每个成员进行秘密审查。那次审查，对有不忠于大日本的言论者，概以“涉赤”镇压。那次镇压，由于捕杀过多，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像中西功这样的老“满铁”经过了秘密审查，应该是可靠的。但是，他还是不放心。首相秘书尾崎秀实就是活生生的例证。事发前，有谁怀疑过他？高桥决定发个密电给“满铁”上海办事处，调阅中西功的全部档案和有关材料。同时，在东京布下网罗，各处侦察与尾崎秀实有过来往的人员的一言一动，在尾崎秀实、水野成和洪津良胜家中安下眼线，坐待不知情的大鱼撞网上钩。
两个月过去了，迟迟不见“满铁”上海办事处寄来中西功的档案，倒是收到了他们一份复电。内称：中西功君已被借调到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嘱托（顾问），“满铁”无权调动其有关档案云云。高桥兴助差点被这个复电气疯了，最后通过陆军部调来存于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中西功的“详录”一份。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全是些显赫功劳的记载。再看一遍，仍无半点可疑和破绽，俨然是一位出色的帝国情报专家，难怪结论上写着：中西功是一个忠于大日本帝国的情报专家，中国问题专家，中国通。
“这么说是无庸置疑了！”高桥兴助由失望而泄气。但是他仍迷惑不解。因为尾崎秀实出差去大连和上海时，都曾和中西功会晤过，他们之间，原是没有公务来往的。若说仅是朋友关系，那么作为情报专家的中西功竟未嗅到尾崎一点“赤色”气味，那还算什么忠于大日本的情报专家？如果说他们的来往不含政治内容，那才不合逻辑呢。
而且，“佐”案的最大特点便是合法的甲胄厚而硬，潜伏时间意外的长。
无奈，高桥兴助找来他的左臂右膀研究，一个是特高课长、警部补松本，另一个是他的老搭档、警吏野村。
“你们有什么可报告的吗？”他问他俩。因为在东京所有的侦破点线，都属他俩掌握。“没有。”野村说。“一点没有？”“没有。”松本作证。“一点可疑的也没有吗？”野村看了看松本，吞吞吐吐他说：“好像，有人给尾崎秀实家通过电话。
按说，在东京，现在再不会有人为什么事和他通话了。”“哪是什么人呢？”“不知道，尾崎家的电话，在搜查时被拆卸坏了。”“噢！”“有个人给水野成家通过电话，说是水野成的叔父彦三郎应征入伍了。”“水野成有这么个叔父吗？”“现在应征的人很多，或许有。”“或许有？查过吗？”
“没有。没有查过。”高桥兴助脸色陡变：“为什么不查？”“或许水野家族确实有个应征的彦三郎。”松本壮胆地说。“或许，或许或许或许！”高桥兴助咆哮起来，同时连连拍桌子，震得记事册和电话机都跳起来。
松本和野村互相看一眼又一眼。他们对高桥这般发作，全不理解，很为之奇怪，像在说：“这有什么可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的？现在应征的人确实很多嘛，水野家族有没有个应征的，有什么奇怪？！”
“或许他就是我们要捕捉的呢？”高桥兴助神经质般吼叫。松本和野村又相视一眼，显然这是他们根本不相信的事。高桥兴助怒冲冲，对他们咬牙瞪眼好一阵，然后强按怒火，压一低声音，狠狠地又问：“还有什么或许？”松本沉吟片刻才怯怯地说：“也有个人给洪津良胜家打过电话。。”“是谁？”“只说是朋友，许久不见面，很想念他；”“没请他到滨津家里来会面？”“他要请洪津亲自接电话，监听的回说洪津不在家。对方便追问：‘他到哪里去了？’监听的急了，说：到警视厅去找他吧。对方随即挂断了电话。”高桥仰天长叹了一声：“这不等于明白告诉他：洪津已经被捕了吗？！”松本、野村面面相觑，以为高桥又要大喊大叫呢。孰料他竟定睛凝思起来。他们等待着，片刻，高桥说：“好啦，坐下。”非日本人不能体会日本军阀统治下存在于各机关阶层中那种上下级关系的表现形式。即如现在的高桥和松本、野村，他们都是天皇的忠诚臣民，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始终把他们捏在一起，各自为表现对天皇的忠诚而努力，以至于剖腹尽忠。
高桥兴助和松本、野村交谈的结果是：由他俩亲赴上海，密捕中西功。因为，即使捕错了，也是为天皇；中西功也应该为天皇承受这点委屈。何况他和尾崎秀实有瓜葛！事情的顺利进展，确实使他俩大喜过望。现在，中西功竟坦然地承认自己是个中共！然而绝不说出任何另一个中国人。他又使他们陷入攀登荣誉高峰前常见的泥淖，他们得在泥泞中艰难地跋涉。中西功不肯和他们合作。他们想在中国为警视厅挽回面子，企图在短时间内创造奇迹。中西功却给他们讲什么他“为挽救日本才反对侵华战争。”
第七章“中共谍报团案”
张明达四天往返一次上海南京，除了向沿途各站发送稿件、公函而外，别无他事，日子倒也平静。
算算程和生到杭州去已经快一个月了。不见回来，也没听到什么消息，说明太平无事。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每上火车，穿上制服，戴上臂章，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心里还喃喃自语：
“咳，本来就没事！”又轮到他去上海了，一早，穿戴整齐到“中央社”去取稿件、公函，出了八条巷口，不意陈一峰斜里迎来轻声对他说：“我有信，给我带发。”“是，先生。”他明白，陈一峰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于是，到编辑部和收发科转了一圈，该拿的拿了，该取的取了，该带的带了，上楼去见陈一峰。在楼梯口，女打字员从打字室门里向他招手。“张明达，进来进来。”“干什么？”他警惕地笑着走进屋去。女打字员亲热地拉住他的胳膊：“托你点事。”“什么事？”他更警惕了，因为这位打字员是出名的“见人粘”。“上海先施公司二楼卖‘凯司米，香水，给我带瓶来。”“钱。”他向她伸出手，笑着。“真小气。”女打字员拍了他的手一下，同时向他一撇嘴，送上妩媚的一笑。
她常用这种表情托人从街上给她带东西，凡是给她买来了，她总是操着上海话说声：“谢谢侬”就算完事，倒是好像那个人特意送礼讨好她，她只好勉强收下似的。因为她在打字室，有一段时间，陈一峰提议利用她做点工作，说有些密件，可以方便到手，张明达坚决反对，说此人素质不好，有什么密件他和日本同志拿不到？再说情报站是绝密，不准轻易发展人，而且提醒陈一峰：“你可不要被她‘粘上了’，”陈一峰“哈哈”大笑，拍他一掌：“你想到哪里去了？”
现在他给粘上了，得赶快甩掉她：“好吧，小姐，那您先借一点钱给我，我一定如数还你。”张明达知道，现在只能这么办。“一定要还的哟！”女打字员掏出小钱包，拿出两张军票，捏在于里，对他晃一晃：“够吗？”“我看够了。”他说。“一定要还的哟！”“一定还。”“凯司米！”“记住了。”他接过军票，向她调皮地一笑：“小姐，你知道‘凯司米’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吗？”
“该死了你！”女打字员嗲声嗲气嗔怒地举起手在空中向他扇一下。张明达笑一笑转身出屋，却听见她又叫一声：“回来！”张明达又回身，她向他招手：“靠近点。”“干什么？”“有话跟你说。”
张明达侧过头，送给她个耳朵。她探起身，靠近他，轻声说：“听说了呜？西里龙夫是共产党！”张明达大吃一惊：“胡说！”“你也不相信，是吧？我也不信，他一个日本人，怎么是共产党呢？”“别胡说八道，这可了不得。”张明达正色劝她：“传出去，人家要怀疑你。”她害怕了，埋怨道：“我对你好，才给你说嘛，别不知人心嘛！”“好了，好了，好了！别乱说话。”张明达向她摇摇手示意，忙出门。
心里“嗵嗵”地直跳，进了陈一峰办公室。陈一峰脸色阴沉，见了他，劈头就问：“看病去了没有？”张明达说：“没有。”陈一峰向他指指隔壁。那是西里龙夫的办公室，把声音压得不能再低：
“被捕了。”女打字员的话被证实了，张明达只觉得头脸发热，怔怔地瞪眼看陈一峰。陈一峰向他一摆头：“快去吧。”他当下明白；急忙出门下楼，出复兴路125 号，回八条巷自己的屋，脱去制服换了装，赶往小火瓦巷长治里1 号李得森的诊所。李得森不在家。张敏告诉他：“老李到上海找老吴去了。”然后向他证实：“日本同志确实被捕了。”“我们怎么办？”他问。“等着吧。”她说：“该于什么干什么，等他回来再说。”张敏是个小学教员，举止言谈恬静文雅。到南京站来，和李得森夫妻两人以开设中医诊所作掩护，建立起南京站，指挥大家有系统地深入开展工作。“我们失误了。”张明达恼恨他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怎么交待！”“我们只能如此。”张敏低声说：“西里刚交来一份情报。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要进攻中途岛。我处理的，老李带去了，今天你到上海，打听一下程和生的消息。”“程和生叫我等他。”张敏想了一阵，轻声说：“也好，不管怎样、我们要坚持着，一切等老李回来再说吧。”张明达去了上海，当晚宿在阔行路自己家里，家里人说：“程和生没有来过。”第二天回到南京，下午到了小火瓦巷老李诊所。老李却还役回来。一连三天没见到老李的影子。张明达问张敏：“会出什么意外吗？”“不知道，反正我在这坚守着。”她说。“那当然没有问题。”张明达横眉仰头：“但是听不到消息，憋死人！”是啊，在公开战线上，敌情不明的时候，令人着急，难下决心。在这隐蔽战线，情况不明，尤其令人不安。直到他又一次去上海归来，才见李得森摇着大纸扇在给患者瞧病，他大大松了口气，排在候诊的最后一名，坐在椅子上观察老李。看不出老李有什么异样，仍如往常那样不慌不忙，按部就班，也不向他送什么暗示的眼色。他的心稳住了。
待最后一位患者告辞出门去，他到老李桌前坐下，轻声问：“怎么才回来？”
李得森起身去洗手，张敏给他送来一杯茶，一条毛巾。老李回到桌后坐下，半天不说话，张明达意识到他有不便出口的话，便单刀直入问道：“出了什么事？”
“哪能老出事！”老李故作平静。
“见着啦？”
“见啦。”
“怎么决定？”
“暂时不动，坚持，原地不动。”
“还有呢？”
“如果我们立即撤退，恐怕要给被捕的几位同志增加更大的困难。使他们陷入不能应付的境地。”
“这两句话说了六七天？”
“不错，六七天就说了这么两句话。”
张明达感觉到好像同李得森一起坐在一辆快速行进的轿车里，车子突然刹住了，心理顿时升起一股预示着将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故的滋味来。两人沉静片刻，张明达自言自语他说：“就这么干等着？领导上总该给想个具体办法呀！”
李得森没有回答，脸色很难看。
“怎么？吵架了？”
老李仍然不声不响。张明达明白了，定是他和老吴发生了争论。
“中西功和另外两位日本同志也被捕了。”李得森心情沉重地接着说。
张明达不觉惊问：“程和生呢？”
“没有消息。”
张明达一时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李得森把大折扇放下，说道：“事已至此，只能是这么办了。应该说，领导上这个决定，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是正确的。当然，决定本身含有很大的危险性，特别是我们南京站，应该坚决执行领导上的决定。我是站长、书记，没得说的，叫我上刀山，我眼睛不眨。可是我身后还有一大帮呢，就是现在转移，也不能拍拍手、掸掸灰，说走就走啦。得安排掩护职业，得改名换姓，得找妥关系，哪点安排不当，一旦出事，又是白白送给敌人了。”李得森不自觉地又激动起来。
张敏急忙制止他：“看你说了些什么？”便转向张明达道：“回来就这个样子。”
李得森把大折扇“哗”地一声打开，扇了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