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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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在地忍不住了，决定去找老吴，向他平和地陈述一次自己的意见。
老吴用警惕的眼神接待他。默默地请他坐下，递给他芭蕉扇，又给他沏了茶。这些动作，过去也有过，可是这一次，老吴没有正眼看他，也不坐下，像在心里琢磨怎么应付他；冷冷地问他：“什么事？”
他仍然用以往对上级的尊敬态度和口吻，向老吴笑道：“想跟您说说心里话。”
老吴看他一眼，等待着，仍是站着。
他原是不善辞令的，但今天下定决心要认真地和老吴谈一次，便也不慌不忙，逻辑清晰他说起自己要说的话来，先说中西功被捕，自己内疚、悔恨，在斗争中缺乏经验、幼稚，没有保护好同志，请示组织根据情况，给以处分，目的是教育别的同志。
说到这里，老吴在他对面坐下了，摇着一把大蒲扇，歪着头，眼睛仍旧不看他。
他继续说，由于不知道中西功的情况，心里很着急。而且每过去一天，这种着急心情便增加一分。不知道上级通过什么渠道掌握了中西功的情况没有。说到这里，他抬头看看老吴，老吴还是那么不动声色，也不回答他。
他敏感到老吴不想和他说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拐弯抹角打住，把谈话限制在打听中西功消息的范围以内，也无不可。老吴对此也无可指责。
但是者吴却是一副拉开架势尽他说的表情，他意识到谈下去将遇到困难。说不说了呢？转念一想，既然他是这副架势，而且自己也是决心准备了的，便索性说下去。他说他对当前的形势很担心，日本人对“特别调查班”不会不怀疑，班里那么些党员，还都蒙在鼓里。毫无思想准备，一旦日本宪兵动手，一个也逃不出去。这个损失太大了。南京站呢？都是些党的骨干，是些有资历、有经验的干将，如果不及早安排，遭受了损失，势将没法弥补。
他说得很慢，郑重其事，使他自己都吃惊，怎么竟对领导如此讲话，好像对小学生那样上起课来了。再看老吴，只歪着头，呆呆地一下一下扇扇子。没有过去那种不许说话的神色，他心里有点高兴，想道：“他在考虑我的意见吧？”
他说完了，老吴还是那样一下一下扇扇子，像在思索。
“我的意见全说了，想听听领导的意见。”
老吴又摇了几下大蒲扇，看了看他，问道：
“都是你个人的意见？”
“是我个人的意见。”
“见过张明达？”
“没有。”“
张明达没找你？”
“没有。他还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
“见过李得森？”
“没有。”
“他没去找你？”
“没有。”老吴直眼盯了他一阵，口气缓和地轻声说。
“意见嘛，党内民主，谁都可以提。”
老吴摇了几下蒲扇，好像在生谁的气，继续说：“你要注意，我们有些人，形势有利的时候，他们冲锋陷阵，是好汉，也能鼓动千千万万的人去革命。可是遇到风吹草动，形势紧张的时候，他们就不行了，他们的法宝就是跑。”
沉默了很久，两人谁也不说话。程和生壮壮胆子说：“把大家换换住址地点怎么样？”
“怎么换？”
“调动一下。”
“怎么调动？”
“互相调动一下，暂避一下风头。”
“怎么互相调动？”
“南京上海两地换一下。”
老吴拿起大蒲扇猛摇了几下，然后抬眼看着他：“都离开各自的掩护岗位？”
“可以找新岗位掩护。”
“工作呢？”
“在新岗位上逐渐深入。”
“什么样的新岗位？”
“研究嘛。”
“什么样的新岗位能有现在这样的条件？我们为安排一个陈一峰费了多少周折你不知道？更不用说汪敬远了。你说是调换，敌人怎么看？人不见了，不就是逃跑了吗，不就是不打自招吗？南京的到上海、上海的到南京，逃出敌人的手掌了吗？我们是干小孩子捉迷藏的吗？你怎么想的嘛？！”
“可是，我们。。”
“我们怎么了？”
“作为领导，你要考虑我们的处境。”他到上海以来第一次这样直视老吴，顿觉全身发热，头上冒汗。老吴却冷冷地正面直视着他，轻声问：“你还记得入党誓词怎么说的吗？”
“记得”。他觉得自己的脸色一定很难看。“记得就好。”老吴摇起扇子：“现在你要反省为什么随声附和地提撤退。”“我没随声附和谁，这是我自己的意见。”“那就更应该深刻反省。”“我也没提撤退，我提调换住址地点。”“本质是一样的。”他很想起身告别，但就是站不起来。他又很后悔，本想来好好和领导谈一次心里话，给领导当当参谋，共同研究一个使同志们既安全、又能巧妙地继续工作的方案，却怎么谈着谈着竟要用入党誓词自我反省了！从什么地方错起的？赶紧补救。“你听着。”老吴直视着他，脸色严肃：“以后，不要再提撤退了。”程和生抬起头，快快地起身而去。吴纪光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很茫然，刚才硬端的领导架子垮下来了。他自言自语道：“我本应该和他推心置腹地谈谈才对。”
林得山被领事馆警察署拘留所用汽车送回上海法租界霞飞路1270 弄26号他自己的住宅后，倒比在拘留所里还坐卧不宁了。在拘留所里，他安排他的中国妻子跑领事馆，跑拘留所，跑陈恭澍，请求他们按照谈好的条件，给他自由，允许他在上海经营旧业，做文具生意。如果需要，他也可以帮助新“国民政府”办些力所能及的事。由于陈恭澍出面活动，事情还算顺利。不料却冒出个中西功的事来，他不敢不接受领事馆、“特高”、拘留所三方联合交给他的差事。虽然比预想的提前几天出了牢房，但还不如在里面多蹲几天呢。因为与其说早放他出狱，不如说是早被日本人驱使。
国家观念，民族感情，这是每个国家的人民根深蒂固的天赋，林得山也不例外。当年他逃亡到上海的时候，有一首歌曲，在他周围几个同胞间流传，那歌词是：
“流亡到这里，不知多少时候，我亲爱的祖国！望了又望，再不看见你那美丽的山河！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亲爱的故乡？静静的夜啊，冷冷的风啊，明月向西落。”
那曲调是纯粹的朝鲜民歌旋律，凄婉深沉，他每唱起来便潜然泪下，从心里往外发冷。
那时他用经营自来水笔的生意作掩护。30 年代，自来水笔是洋玩意，在中国市场销路很大，收入可观，他把盈利都用来支援“大韩临时政府”的活动了。他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抱有极大幻想，对蓝衣社的行动很赞赏，和他们来往很密切，和陈恭澍私交尤深。陈恭澍派人拿着信到香港去见他，他知道逃不脱了，因为他对蓝衣社的手段了若指掌。
现在一切都完了。
现在他必须绝对听从日本人的指挥。
现在他倒从心底钦佩那个中西功了。他是个日本人，竟帮助中国反对日本。这是反对他自己的祖国啊，而他却说这是为了挽救他的祖国免遭战败的毁灭，想想也确是这么个道理。并且，中西功还是个共产党。
共产党这个名字，他听得太熟了。
想不到他们的宗旨竟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连日本在内。他从中西功的谈话中看出，中西功就是那种坚定的身体力行者。
但是，但是啊！他不能实践对中西功的承诺。他知道，在他身后，有日本的和汪精卫的甚至还有蓝衣社的人在监视着他。
他的中国妻子只知道可怜巴巴地听他指挥。
他没叫他妻子到霞飞路国泰大戏院附近去找俄国的弗利浦书店，也没叫她去找塔斯社，更没叫她找个女伴到霞飞路去大声谈论：“中西功被捕了”，当然也没找人到启东去给新四军送信。
他给13480 拨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日本人：“找哪个？”
他用日语说：“请找津金先生讲话。”
“你是哪个？”
“我是他的朋友。”
“叫什么名字？”
“林山一郎。”
“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霞飞路1270 弄26 号。”
“你有什么事？”
“你是哪位先生？”
“我就是津金。”
“噢，津金先生。有朋友托我带信给你。”
“什么信？”
“你的朋友中西功被捕了。他要我见你。”
“噢，请你在府上等候，我马上到。”
“好的，记住，霞飞路1270 弄26 号，林山一郎。”
他挂上电话，回家等待。只一会儿，一辆汽车开到了1270 弄口停下了，跳下三个穿便衣的日本人，闯进了26 号房里，各处张望一眼，围定林得山问：“你是林山一郎？”
林得山一见这情形，立刻明白发生什么事了，连忙用日语向他们申明，他是受领事馆差遣寻找津金的。但是他们说他们无权听他解释，根本不由分说，把他装上汽车，直送到领事馆。
到了领事馆，他才闹清楚，原来津金早已不知去向。“满铁”接到特高课通知监视他的时候，便已找不见他了。既然林得山通电话给他带信，接电话的人当然怀疑他而报告领事馆了。一场误会。林得山被他们这样抓来抓去，心下很是懊恼。但是，投敌分子有什么懊恼的权利？从领事馆出来，他又到“同盟社”去找菅沼。“同盟社”的人都说不知什么时候起，菅沼便已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他明白，这位菅沼先生也逃走了，差事没办成，心里倒有点幸灾乐祸。
奇怪！他不敢耽误，立即到领事馆去如实报告销差，以为从此可以自由了。领事馆两个日本人接待了他。这两个人对他很温和，向他道了“辛苦”，然后对他说，还要“拜托”他给以“合作”。并说：据他们调查，“满铁”的津金和“同盟社”的菅沼，都是中西功的朋友，都是嫌疑犯，现在既然已经逃亡，就是中西功的同党、帝国的叛逆分子。那么，毫无疑问，中西功在“满铁”领导的“特别调查班”，每一个人都是大大的嫌疑犯。其中它的班长，叫程和生的那个，和中西功关系十分密切。既然上海“同盟社”菅沼是中西功的同党，南京“同盟社”有个西里龙夫也是中西功的同党，那么，在“同盟社”内，嫌疑犯必定还有多多的。这些，都由两地的特高部门去调查，林先生不必费心。“拜托”林先生去费心的，是调查共党来往于南京上海两地“同盟社”和“满铁”之间的联络人员，也就是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的联络人员。
“那是一定有的。”一个日本人微笑着肯定地向林得山点头。“他们不用无线电联络，我们是知道的。”另一个说：“如果用，我们会截获电码加以破译。他们很严密，只用专人传递信息。”“你可以和‘满铁’‘特别调查班，的人交朋友，可以到南京‘同盟社’去交朋友，你可以走出上海，在京沪之间活动，我们和你太太联络。”“时间，20 天够了吧？”另一个陡然变色，喝问。林得山已经领教惯日本人这种喜怒无常的“德性”了。于是平静地说：“我试试看。”“不！”那日本人狰狞地毗出牙叫：“一定要拿到，这是你的服刑劳役！”那个微笑着的日本人仍旧微笑着：“我们已经相信你了，不要错过机会。
你愿意回到监狱去吗？”林得山点一下头：“我努力！”“要拿到真正的共党的！不许胡指乱说，不许敷衍塞责，如果出现那等事情，定要严厉惩罚。”另一个日本人越发凶狠了。林得山又点头：“我不敢！”他知道，现在他如同一只脖子上套了铁圈的猴子，绳子的一端握在日本人手里，听见锣声不爬竿，就要挨鞭子。他悲哀，因为他不是猴子。他到“满铁”上海办事处去，打听“特别调查班”，据看大门的说“特别调查班”不在“满铁”院内，在对面楼上，但是那里现在已经被宪兵队占用了。他到对面楼上去打听，被值班宪兵盘问了一番，所幸他会说日本话，又有领事馆发给的“派司”，未引起大麻烦。至于“特别调查班”搬到哪里去了，值班宪兵说不知道，也不允许他上楼去打听。
于是他去进行另一项差使，调查来往于南京、上海两地为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去同“特别调查班”和“同盟社”的人交朋友，是个好手段。但现在死乞白赖去找“特别调查班”，如果里面真有“共党分子”，会不怀疑他？闹不好，难说不把小命丢了。近年来，他与蓝衣社打交道中，耳濡目染，变得十分胆小。在拘留所里，对中西功，他把原名林得山说成任得山，为的就是留一手。
他决定先到南京“同盟社”去观察一下。同时路上留意各色人物，既然那个“共党分子”是在京沪两地传递信息，自然要往返于京沪间。他可以化装成各种人物：商人、小贩、农民、士兵、学生、官员、记者、工人、职员，天哪，这可太难了。
他化装了一下，头戴草帽，身穿纺绸裤褂，手摇黑纸折扇，使自己看去像个赋闲的政府职员，神态滞洒，在车站候车室内外游荡。
他可不像那些愚蠢的日本宪兵和汉奸便衣。他们走到哪里，都先把幌子挂出去：大瞪着眼，故作威严地注视着一个个毫不可疑的人。有时竟要面对面地看那人十几分钟，只要那人有一点“反常”表现，便动手抓，不管怎样，抓到宪兵队就是“抗日分子”，就是请了“财神”。
他快速地扫视在他视野之内的男女青壮年，绝不研究他们的服饰和携带了些什么东西，而只观察他们的神色，对公职人员打扮的尤其注意。他忽然觉得这又好像是个显示能力的好机会了。
开往南京的票车还没检票就已经过点了，检票口外挤满人。汉好警察在入口处两边把守着。他又扫视了一阵，没见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便又到人堆外观察在广场上流动的人们。在他想来，这种“共党联络员”也许常趁人不注意之间悄无声息地混过检票口，坐上火车，或者不经过检票口而径直从什么地方溜进车站。
检票了，放行了，他随人流进站上了车。
日本占领区的普通中国人坐火车只有一个字：怕。怕走过身旁的日本人，怕坐在邻近的汉好，怕查票的敲诈，怕穿白褂子故意敞开怀的流氓，怕背着锯斧铸挫的和那些一直抱着一条扁担两腿泥的黑脸汉子，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汉奸或者国民党的“游吃队”队员。因为徐州铁路上常有冒充八路军游击队打票车而趁火打劫的消息在偷偷流传。
林得山一出现，便招得许多人向他投来畏惧的目光。他自觉突然矮人半截。他知道，这种情势下，注意看哪个人一眼，哪个人都要远远躲去。
“你的！”突然，从他身后车厢门里，一只手抓住他腰后衣襟，用力一拽，把他拉进车厢。他忙转身看，是个腰挂短枪的日本兵。
这是跟车的日本“乘警”。
日本兵向他凶狠地瞪起眼：“坐下！”
他用日语向日本兵说道：“我正在寻找合适的位置。”
日本兵见他说日本话，而且很流利。脸上的凶狠，顿时消失，眉头挑起笑意。
“日本人？”
“是的。”
“那么坐到我身边。”
“谢谢。”他在日本兵身旁坐下，这是“特席”。
这个车厢里，坐位空闲。没有人说话，被沉默的不安笼罩着。“你要到哪里去？”日本兵问他。“南京。”“公干吗？”“不，我是侨民。”“噢嗬，大东亚战争胜利，你高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