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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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男子都要具有这种武士道的精神气质，因为这有关国体。但是规矩死板地坐在行驶的列车上，是件很枯燥乏味、很累人的事。他又不好马上离开这个座位，离开这个日本“同胞”。
车到无锡站停靠了一段时间。旅客上下，互相拥挤，嘈杂了阵，车启动时，日本兵又回到了他的“特席”上。这时候，车厢尽头甬道走来三个人，一个穿白绸长衫的老头，满脸皱纹，身后跟个小女人，衣着洁净，搀扶着他。他们后面，一个矮个青年，一张娃娃脸，身上穿套制服，肩头挎个大帆布公文包，凭着年轻力壮，三挤两撞，抢到了老头前面，大摇大摆，目中无人地走到车厢中部，在一张空椅前，从肩头上抹下公文包，往椅上一扔，像早被这大包压累了。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只玻璃瓶，揭去盖，仰起脖，大口大口往肚里灌水，灌了一阵，抹抹嘴唇，把玻璃瓶盖好，塞回包里，又伸手在包里毛手毛脚地翻腾了一阵，拿出了一捆新闻稿，抽出一份，又把大捆放回包里，这才坐下。他向窗外看了一眼，拿起稿子，身靠车壁，伸开腿，看新闻稿，既不观察周围，也不作任何掩饰，好像在自己房间里。
林得山一时心里好笑。再仔细看，见他高高撑起的胳膊上，戴着臂章，黄底红字：“中华联合通讯社”。
噫？中华联合通讯社？不是中华维新政府的“通讯社”吗？不是和“同盟社”有业务联系的吗？太好了，不妨和这个“小把戏”攀谈一下，交个“朋友”，由他引路进“同盟社”。
现在马上和他说话？还是跟踪他，找机会？思索一阵，他对日本兵说：“要那个年轻人坐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有话跟他说。”“你会说中国话？”“侨民生活时间长，会的。”日本兵向小伙子吼一声：“喂，Boy！”小伙子闻声掠开稿子，转头看日本兵。日本兵手心向上。像往嘴里扇空气，向他招手，示意他坐到他的面前来。小伙子立时起身，抓起公文包带，往肩上一甩，手里捏着稿子，挺着胸膛大摇大摆快步走到日本兵面前，把公文包往空椅上一撂，坐下了，挺胸直腰，仰头青日本兵。他学日本人那样直眉瞪眼。等待这日本兵要他干什么事？日本兵见状很高兴，向他呲牙一笑，同时向他竖起大拇指。
我们的张明达碰上热闹了，他作梦也没想到此时此地被一个日本兵拉上了这个小舞台。过去，他坐火车的次数太多了，没有哪一个押车的日本兵招呼过他，更没有一个穿便衣的人和押车的日本兵坐在一起招呼他。再看那穿便衣的，那穿戴和神态颇有点来“你是中华联合通讯社的？”林得山问他。
张明达转眼看他，又看看日本兵，仿佛不明白，日本兵招呼他过来，这个汉奸怎么问起他话来？他又看林得山，脑子里打转，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日本兵招他过来，这家伙却先和他说话，而且问得好奇怪，臂章上写着呢，既然看到了，问什么？找话题套近乎？坐车闷了寻开心，还是另有所为？不管你干什么，“中联社”的牌子是很响亮的。
他点了一下头，带着挑衅的口气：“是的。”弦外之音像说：“怎么了？”“知道‘同盟社’吗？”“当然知道，和我们在一座楼里，南京复兴路125 号。”“你在那里担任什么职务？”林得山笑道。他拍了一下大公文包：“信差！”脸上顿时布满不可一世似的骄傲。这
一来，林得山便对他产生了错觉。在他看来，这是个还不谙世事的失学青年，捞到这么一份差事，自觉得了不起，不自觉地狐假虎威起来，这种“小把戏”，在上海、南京，他可见的多了。于是不觉笑起来，又问道：“干了多久了？”
“嗯”，张明达脑子里打转：问这个干什么？毫无来由，我对你小子没有说实话的缘份，干脆答道：“半年了。”“噢。”林得山看着他：“满意吗？”“当然满意，很满意。”这时候，那个日本兵对张明达的大公文包感兴趣了，探手去拉。张明达没拒绝，反把那公文包送到他怀里去。今天他的公文包里，没有一张密写的情报。
日本兵解开公文包，从里面掏出新闻稿，打印的、手写的，还有一摞信，有的是白纸封，有的是用牛皮纸做成的机关长大信封，除了装水的玻璃瓶，包底下还有一个虎牌万金油小圆盒，日本兵揭开小铁盒，闻了闻，捏在手里，举在张明达面前抖动着，笑着，用日本话说：“好东西！”
张明达眼皮一眨，脑筋一动，为了工作方便，也是他求知欲太强，自学了日语，这时正该用上，便用日本话说：“送给你了！”这一来，日本兵大喜，立时用日本话问：“你会说日本话？”张明达立即说：“可以对话。”“哟唏！”日本兵抠出一点万金油在鼻下、上唇抹了抹，高兴得“哈哈”笑。
张明达这一句日本话不打紧，却令林得山起了疑：这个“小毛头”会说日本话？小瞧不得，这种年龄的少年，会这样发音准确流利地说日语的，实属少见，是个什么人物？带着欣赏又有点讨好地问道：“是日本人？”
“不，中国人。”“唔，南京同盟社有个日本人叫西里龙夫，你认识吗？”张明达心头一怔，他问西里龙夫，是个什么人？和日本兵坐在一起，是找西里龙夫的，还是一般认识西里的？他打定主意：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同西里关系怎样，老子不认账，便断然回答道：“不认识。”“他是我的朋友，”林得山说。
“是吗？我们那里日本人很多。”“你怎么不认识他呢？他是‘同盟社’的首席记者。”张明达好像逐个回忆了“同盟社”哪个日本人叫西里龙夫，抱歉地一笑：
“不认识。”
这令林得山又起疑：干了半年的信差，又会说日本话，竟不认识社里的日本头面人物？再看这“小把戏”的神态，忽然觉得他又不像是个失学青年了，倒像个在社会上经过风浪的“老把戏”，看他对日本兵那应对的态度，再看他对我的神气，俨然是个在社会上、人际间很能恰到好处的、掌握分寸的“老职员”。上海领事馆警察署交代过他：到南京“同盟社”去活动，可以声称自己是首席记者西里龙夫的朋友，人们会告诉他，西里龙夫已经被捕了，他可以打听西里龙夫和谁是最要好的朋友，然后约他私谈，说他见过西里，西里托他有要事转告，然后相机行事，调查清楚西里与共党的关系，那样也就会调查到活动在南京、上海间给中西功和西里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了。现在这个看似“小把戏”而行动神态又像“老把戏”的青年，就在“同盟社”的楼里任职，竟不认识西里龙夫？奇怪！
他哪里知道，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小把戏”也罢，“老把戏”也罢，就是不仅给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传递信息，而且给南京、上海两地中共重要情报部门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
在他脑际，刹那间也掠过一个念头：这个人会不会是干这个传递信息差事的“共党分子”？他略加思索，很快便自我否定了，从是个“小把戏”分析，共党不会使用“嘴上没毛”的毛孩子担负这种重要差事；从是个“老把戏”判断，共党更不会使用一个老奸巨滑的“老把戏”，因为他们常是从社会底层爬出来的，那可真是无所不为，无所不能为，共产党敢把这种重要差事交托给这种人？
在他的想像里，这个传递信息的联络员，当是个风流调傥的文人、上层人物，类似活动在军政要人间的说客式的人物，譬如陈恭澍。“你是日本人吗？”张明达突然问他。“不，中国人。”林得山笑一笑。“哪里人？”“哎，上海。”“在哪里供职？”“赋闲，在家。”“住在上海？”“在上海。”“你的口音根本不是上海人。”“噢？你听我是哪里人？”“不知道。到南京？”“到南京。”“会朋友？”“会朋友。‘同盟社，西里龙夫是我的好朋友。”这时，日本兵突然用日本话向他们低声呵斥：“喂，要讲日本话！”“喔，可以。”于是张明达便用日本话盘诘起林得山来，问他上过几年学？干过什么事？到过什么地方？怎样结识的西里龙夫？此去找他要办什么事？可熟悉南京的街道？最后突然问他，在什么地方学的日本话？林得山既要回答他的攀谈，又要使身旁的日本兵听不出他有什么漏洞，真是穷于应付，本来天就热，累得满头汗。
张明达渐渐品出味来：此人没有起码的中国文化，对上海街道很不熟悉，中国话说的倒是可以，但是没有明显的地域特点，有南腔北调的影子。他断定，这是个日本浪人，或许确实认识西里龙夫，但是绝不是和西里同一个档次的人。
车到镇江站，他收拾好公文包，对日本兵和林得山点头起身：“我该去办事了。”
和镇江分社来接站的办了交接。他又背着大公文包回到了原地，在日本兵和林得山对面坐下，大大方方找话题和林得山攀谈，可是林得山却好像很勉强地和他答话。
到了南京站，他们和日本兵道了别。出得站来，张明达本来可坐“中联社”来接站的一辆小摩托；但是今天小摩托没有来，只得依照惯例，同林得山一道，上了公共汽车；过捐江门进城时，要受军警严格检查，张明达想看看这个浪人怎么对待检查，却见他手里拿着通行证，一晃就让通过了，令他顿生怀疑。
当天下午，他到小火瓦巷去见李得森，把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可疑的人的经过，原原本本讲给老李听了，并提出个人意见：应该立即通知陈一峰，提防这个人，弄清他的面目，研究对策。
李得森优虑地说：“敌人已经行动了！”
张明达着急地说：“我们应该有整体措施。”
李得森轻声问道：“见到程和生没有？”
张明达也轻声回答：“还没有。”
“怎么回事啊？！”李得森愁容满面，不安地走动着。。
两个“特高”松本和野村把中西功秘密押回东京警视厅，先把他关在一间小审讯室里，叫卫兵守着。他们便到最高司法警察官办公室向高桥兴助报告。
高桥像接待远方客人那样热情地和他们握手，送烟敬茶，然后高兴地说：
“多多辛苦了！遇到不少麻烦吧？”
“本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可是，嘿！”松本一肚子气恼，而对上司，极力隐忍着。
“怎么？身为帝国最高警视厅的特派警官，肩负着内阁首相赋予的神圣使命，谁敢不予合作？你们倒说说看。”
松本见高桥如此口气，便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在上海所碰到的种种不如意的事倒了出来。譬如：他们一到上海，首先找到“满铁”事务所，要他们配合行动逮捕中西功，他们硬说中西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忠于职守的有功之臣，没有确凿的罪证，光凭一纸拘捕令，他们实难从命；又说他已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嘱托（顾问），没有总军签署命令，谁敢动他一根毫毛。虽经三番五次说明，这是帝国内阁总理的命令，他们却仍振振有词地说：”请不要忘记这是在中国。”“是在总军管辖范围内。”“中国有句名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劝我们还是去找总司令部商量。没法，我们又找到总司令部特务部，奇怪的是，他们的回答和上海“满铁”事务所如出一辙，说“中西功目前重任在身，又没有任何罪证，即使有，也是反间谍机构上海宪兵司令部的事，他们无能为力。”于是我们又跑到宪兵司令部，他们回答得更干脆，说：“这是你们警视厅的事，还是去找兴亚院的特高课去吧！”到了兴亚院则说：“上海有我们领事馆，他们有治外法权专管上海日侨，这是他们份内之事，决无推辞之理。”就这样，我们几经周折，终于得到领事馆海军武官处的合作。谁知却又偏偏这时中西功随上海驻军13 军做随军调查去了。由于13 军西征神速，一时间无法查明中西功的下落。出于无奈，我们只能冒昧找到中西功家，略施小计，终于骗取其家人的信任，才使中西功落入圈套。。松本和野村一唱一和，添油加醋，互相吹捧，是不言而喻的。这使高桥深受感动，一面对他俩大加赞扬，一面破口大骂支那派遣军和“满铁”姑息养奸，无视内阁的命令，最后劝慰他俩说：“忍着吧，让我们用事实来回敬他们！”
高桥的话使他的两个左膀右臂欣喜不已。“以后呢？”高桥接着又问。“在领事馆拘留所里，我们收买了一个重庆方面的朝鲜籍蓝衣社分子，从中西功口中获悉他的两个在逃的同党，一个是“满铁”的职员叫津金，一个是上海“同盟社”的管沼。据我们掌握的“满铁”内部资料，中西功创办的“特别调查班”里的中国人，特别是班长程和生与他的关系特别密切，我们当时便要把他们当嫌疑犯抓起来，谁知又遭到上海宪兵队的刁难，说什么这是他们的职责范围，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让我们打草惊蛇。。”
“好极了：意外的收获！应该早说。”“书面材料都写了，但是又没办成。”松本不无遗憾似地说。“他们是对的，要放长线，不能打草惊蛇！”“是。警部补先生，您是否现在就先审一审他——中西功？”松本问。“他怎样？愿意和我们合作吗？”高桥脸上有笑意。“死心塌地的共党分子！”松本答。“那么。你们把他的材料留下，先把他送巢鸭关起来吧，以后再说。”“是！警部补先生。”“慢着，”高桥忙又把他们喊住：“他是个死心塌地的共党吗？”松本略加思索答道：“应该说倒还老实，只是太傲气，言语伤人。我们
是严格遵守您的指示：忍气吞声地和他恳谈，一直只用嘴，绝不动手，争取他能和我们携手合作。可是白费口舌。”“不过他却直认不讳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只是死不认罪，真拿他没办法！”“这就好，我会叫他认罪的。”高桥像是胸有成竹地说。当松本临出门时，他亲切地拍着他俩的肩头又补充一句：“今晚我为你俩洗尘，6 时整，我在‘军之友，沙龙等你们！”松本和野村把中西功送进了巢鸭监狱。像向老朋友告别似地对中西功说了声：“祝君好运，后会有期。”便扬长而去。提起巢鸭监狱，日本人都知道，凡是进去的，就很少能活着出来，简直就是地狱。
从表面看，这是一片独立的大型建筑。牢房之间，间距紧密，颇能代表日本建筑的民族传统风格，力求在最狭小的空间容纳最大数量的囚犯。牢房从墙壁到屋顶，全用钢筋水泥浇灌，关押在这里的都是要犯。有己判刑的，也有尚在等待审判的。去年关进这里的“兰瑞”小组成员佐尔格、尾崎秀实等至今还未结案呢。甚至连涉嫌的帝国元老西园寺公的孙子以及日本前首相的儿子犬养健也未能幸免。
入狱后不久，对中西功进行预审的正是警视厅特高一课的课长松本，他的上司最高司法警察官高桥兴助，还有反间谍局的局长大松，地方刑事检查厅的警察吏作为陪审官也在座，基本是审问佐尔格一案的全班人马，他们是先来摸摸底的。
中西功没料到，审讯他的竟是逮捕他的那个叫松本的“特高”。他今天已经换上了全副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