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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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12旅按预定计划，继续南侵，于12日攻入大城境内，又将缺乏战斗经验和军事训练的大城民兵营和分区的一个新兵连击溃，长驱直入，沿津保公路向西，冲向任丘县。
鄂友三的骑兵旅孤军深入，一路上迅猛快速推进，一来充分发挥草原轻骑特点；二来是沿途解放区地方武装战斗力不强，又是仓促上阵，防堵不利；三来傅作义惟恐华北野战军正规部队赶回，因此在大城境内并没有造成特别重大破坏，但李子兴新闻宣传队及时拍下照片，送回天津，在报纸上发表，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4月13日，傅作义命鄂友三进攻任丘县，任丘县没有防范，鄂友三轻易得手，大肆破坏当地军用、民用设施，烧毁了冀中军区8分区装满部粮食，正准备送往前线的一座粮库和多间房屋。
根据事后统计，鄂友三在任丘县总共烧毁了30万公斤粮食，缴获小麦300余吨，大米8千余吨，杂粮200余吨，面粉万余袋，杜长城的爆炸大队炸毁了县城内的解放军3个兵工修理所，毁坏各种枪支2千余支，烧毁任丘被服厂、布库、县府合作社、边区银行任丘分行、酒精制造厂和运输大队。
15日凌晨，傅作义又指挥鄂友三的骑兵向此行最重要目标——河间县城快速发起进攻。进到河间县城外围时，鄂友三命人切断电话线，冒充解放军与河间县城内的解放军总机联系，了解了解放军的防御部署，从防御薄弱的城东关突然杀入县城，从解放军阻击部队背后猛插一刀，占领了河间县城，留下部分兵力进行烧、杀、抢掠，骑兵主力则快速杀向冀中军区所在地——黑马张庄。
军区机关面对突如其来的进攻，不得不撤退。鄂友三在城里城外进行了严密搜索，进行了彻底的破坏，烧毁一座汽油库，炸毁了地雷制造厂和第8军分区烟草总厂，烧毁被服厂，厂内有棉军衣15万套，单军衣10万套；烧毁一个军鞋厂和厂内10万余双棉鞋，15万双布鞋。炸毁广播电台、冀中军区生产促进会总库、晋察冀日报社全部器材、冀中军分区干部训练团、中共中央党校修械所、冀中军区造纸厂。
尤其是冀中军区的大型军火仓库也被杜长城爆炸大队炸毁，内有各种炮弹万余发，各种枪支5千余支，地雷手榴弹万余颗。解放军储备的马料2万多担也被付之一炬。没有烧毁的粮食，也进行了就地散发。
撤退之前，骑12旅彻底捣毁了冀中军区司令部，就连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做饭用的锅也给砸了。狂妄之极的鄂友三竟然在冀中军区为毛泽东准备的精致卧房书案之上，留信一封，称“来访未晤，由汝等自夸铜墙铁壁之老巢，今日已为国军摧毁，今后将随时来访。”
鄂友三的骑12旅本身军纪就不好，此次奉命烧、砸、抢，更是无所顾忌，给毛泽东和军委留下极坏印象。
就连冀中军区司令孙毅，也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48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西柏坡见到孙毅的时候，批评他：“今年春天，国民党军队鄂友三骑兵旅奔袭冀中河间，听说你们受了损失，把你这个孙胡子做饭用的锅都砸了。这说明你们警惕性不高，对敌情报掌握得不准，不细。”孙毅是当年宁都起义的骁将，因蓄着一把大胡子，而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之为“孙胡子”。孙毅当面向毛主席做了检讨。
傅作义的部队占领大城县后，冀中军区焦急万分，急电催调主力回援。不仅冀中军区部队星夜赶回根据地增援，就连出击察南、绥东的4纵也急忙抽调部分主力日夜兼程，赶回冀中增援，并于16日赶回冀中根据地。
而傅作义见吸引解放军主力回援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命鄂友三的骑12旅迅速经青县返回天津。
此次傅作义谋划的“冀中穿心战”，不损一兵一卒，仅以损失战马一匹的代价，严重地破坏了解放军冀中军区的后方，并迫使解放军回援，达到其战略目的。不仅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灰头土脸，就连华北野战军的各级首长也大感脸上无光。
更为严重的是，华北野战军在外线立足不住，后方根据地机关又受袭击情况下，不得不撤退，提前结束察南绥东战役。
傅作义此次“冀中穿心战”，批亢捣虚，大胆远程奔袭，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战果比两年前国民党嫡系主力94军121师进攻冀中根据地要大得多。那次国民党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结果仍然损兵折将1500余人，被击毁坦克3辆，最后狼狈退走。两相比较，傅作义的胆识和指挥才能确实是可圈可点。1949年10月下旬，华北解放军开赴山西、内蒙作战，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蒋介石令傅作义故伎重施，组织精锐部队突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傅作义命令鄂友三的整编骑兵12旅和郑廷锋的94军组成突袭部队，向石门地区挺进。
这个计划不巧被平津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得到，迅速传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一面明中央机关作紧急疏散准备，一面调遣杨成武兵团日夜兼程赶回冀中，同时在广播电台公开宣布：“我冀中地区没有部队，你们想袭击我中央机关，有胆量就请你们来吧！”
傅作义听到广播，认为解放军已有准备，急令鄂友三等火速北撤，偷袭计划落空。
鄂友三恶有恶报，欠债良多，终究难逃一劫，虽然后来在绥远起义，但在1950年11月以暗通国民党罪被逮捕，虽经傅作义营救，最终还是在北京永定门外天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傅氏立此一大功（1）
“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犯”
1949年1月15日，当解放军攻克天津之时，北平孤城已足足被围了一个月，不但郊区为解放军所掌握，连水电都为解放军所控制，摆在傅作义面前的只有选择和平谈判这一条道路了。
傅作义是一个倔强的人，按他的性格，宁肯杀头也不肯投降。他的意见是，按照中共组织合政府的主张，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傅作义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同时先在华北实现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样，既能保存了实力和面子，又能顺乎了民情。
为着试探共产党的态度，傅作义在12月12日夜，派了两位和谈代表，携带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一行4人，乘车秘密出城，在三河县找到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会见了刘亚楼参谋长，希望与中共恢复抗日战争时期那种合作共事关系。
刘亚楼告诉傅作义的代表：“我方的基本观点是傅作义停止抵抗，和平解放平津。”
12月下旬，傅作义的王牌35军和104军在张家口附近的新保安被歼灭了。解放军攻打张家口这天，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一电报，提出4点要求。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
毛泽东接到这一电报后，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于1949年1月1日要北平地下党，直接告诉傅作义以下几点：
一、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二、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犯，并保有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三、傅致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了，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一二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四、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载之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五、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六、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此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
文中的彭泽湘，曾冒充李济深的代表，建议傅作义反蒋独立，走第三路线。
1月7日凌晨5时，为平津战役操劳，夜不能寐的毛泽东致电前线司令员林彪：
“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署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
此时，北平的学者名流都希望傅作义同共产党谈判，不动刀枪，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决定派少将政工处长周北峰为代表，邀请张东荪教授为民主同盟代表，与解放军重开谈判。周北峰是傅作义的同乡，是位谈判老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代表傅作义到延安和贺龙、萧克商谈过合作问题，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他。1945年日本投降后，傅作义为长城以北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受降官，派他为代表到商都和张北与苏联红军接过头。
周北峰与张东荪驱车出西直门，过万牲园（动物园），在白石桥下了车，到了海淀镇又换乘吉普车到了西山，见到程子华将军。翌日清晨，又到了蓟县八里庄，会见了聂荣臻。
聂荣臻提出，傅作义的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个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总部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就在周北峰、张东荪来到蓟县八里庄的当天，西柏坡的毛泽东给平津前线司令部来电，阐明4点主张：
一、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我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
二、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
三、除傅部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照对待郑洞国的办法处理。四、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将举行攻击。
蒋介石派来的国防部长徐永昌也飞到了北平。徐永昌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过去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徐永昌带来蒋介石的旨意，让傅作义把平津一带的国民党军分三路南撤：一路从天津、塘沽经海路撤至青岛，另一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第三路由空军空运。
不久，蒋介石又命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飞抵北平，再次要求傅作义放弃天津，率部突围南撤青岛，然后乘舰船过江。傅作义婉言拒绝了郑介民的劝说。
郑介民见劝说无效，乃布置在北平的军统人员，用各种手段破坏傅作义同解放军的和谈：对敢于出头露面为北平和平奔走的人物，要派人跟踪，必要时把他们暗杀。
傅作义又派在两党关系中有“鲁子敬”之称的邓宝珊到通县，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谈判。聂荣臻告诉对方，解放军已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不包括天津了。
仅29个小时，天津便便被解放军攻克，陈长捷等当了俘虏，迫使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下了最后决心。
傅氏立此一大功（2）
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双方就达成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
1月16日晚，林彪司令员会见了邓宝珊，拿出一封由他和罗荣桓政委联合签署的给傅作义的信，希望傅尽快答复。信中写道：
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以减轻或赦免。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日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实行攻城时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本军将用精确战术，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这不预。
这封信体现了1月14日毛泽东发表的“时局声明”所提的和谈八条，是中共的最后通牒。傅作义决定接受军队离城改编。
傅作义见毛泽东的第一句话
傅作义见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
傅作义私下对政工处长王克俊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这几年来，我不断地对部属讲‘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的思想若是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做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就在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求于17日起，用一周的时间，派飞机到北平运走其嫡系第13军少校以上的军官和必要的武器。
傅作义假意答应蒋介石，同时把蒋介石的意思电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城外解放军在有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飞机着陆。如此四五天，国民党党的飞机没有运走嫡系精锐兵团的一人一枪。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要求立即传达各部队，22日晨见报，同日上午城内守军开始按指定地点了城待编。
1月31日，解放军接管城防，北平和平解放。
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前往西柏坡中共中央总部驻地，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傅作义向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
毛主席和蔼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