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战 冯·梅林津 [德国]-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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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战》　作者：＇德国＇冯·梅林津　
　　这本书是根据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写成的。我作为德军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曾在非洲、俄国和西线参加了一些较大的战役，并同德国许多著名的军人有过密切的往来。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曾在隆美尔元帅的司令部工作。
　　我不揣冒昧地谈谈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明我为什么敢于给浩瀚的战争文献再增添些内容。大战爆发的时候，我是入侵波兰的第3军司令部的一名上尉，战争结束时我是驻扎在鲁尔区的第5坦克集团军的参谋长，已晋升为少将。除因病曾暂时离队外，在整个战争中我都在服役，曾在波兰、法国、巴尔干、西沙漠、俄国，再回到波兰、法国，最后在阿登山区和莱茵河区担任军职。我结识了一些英勇而卓越的军人。我亲眼见到坦克在战争中的各种条件下作战，从俄国多雪的林区到西沙漠广阔无垠的大平原。
　　在着手编写此书时，我得到德军中一些和我友好的军官们的无私的帮助。特别是我过去的长官巴尔克将军把他个人积累的资料供我使用，是非常有益的。这些资料，尤其是涉及在俄国作战的资料，证明是十分可贵的。我的朋友，德军总参谋部的丁格拉上校，允许我随意摘取他的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纪事，我非常感谢。我还必须感谢为我提供有关红军重要材料的冯·纳茨莫中将和我的兄弟霍斯特·冯·梅林津将军。
　　对我参加的那些战役，我尽量给予客观的叙述。虽然，这本书是按德国人的观点写成的，但我不局限于德军使用的资料。一些英、美人士编著的卓越史书已经出版，我充分地利用了它们。根据现有的材料，是可以对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作战行动作出认真评价的。我确信，世界各国的军人都渴望弄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实，而避免得出基于个人偏见或爱国感作出的结论，这也正是我要力争作到的。
　　F·W·冯·梅林津
　　于南非约翰斯堡
　　前言
　　一九O四年八月三日，我出生在位于美丽的西里西亚中心的商业城市布雷斯劳。
　　一九二四年四月，我开始在第7骑兵团服役。一九二六年进步兵学校，随后又转入骑兵学校，学习了基础战术和骑术。
　　一九二八年二月，我获得了中尉军衔，我为此深感骄傲。当时德军总兵力不能超过十万人，军官只有四千人，当上军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德军的总司令冯·西克特将军决定建立一支精干的军官队伍。直到一九三五年我一直是一名骑兵军官。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进了柏林的军事学院，这所学专门为总参谋部培养参谋人员。一九三七年毕业于该学院，被调到驻柏林的第3军司令部工作，当时的军长是维兹莱伯将军，他后来在法国战局中当了第1集团军司令，后晋升为元帅，并被任命为西线司令官，一九四二年一月退休。他是一九四四年“七二O”事件（指谋杀希特勒案）的主谋，被“盖世太保”绞死。我曾十分高兴地在这样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手下工作，我们所有参谋人员都很尊敬和爱戴他。
　　我在第3军当情报参谋，遇有一些盛大的欢迎仪式或阅兵式，我都要参加准备工作。我曾协助组织元首的各种检阅并参加了对墨索里尼和南斯拉夫保罗亲王欢迎仪式的组织工作。每当这样的帝国盛典结束以后，我总感到十分得意。我们所有的参谋人员永远记得在每一次检阅顺利进行完毕以后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三十年代，德军的机械化成了建军的首要问题。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军不得把现代化兵器装备给军队，不允许装备一辆坦克。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曾怎样利用木制模型进行训练。一九三O年，我们的摩托化部队只装备有几辆陈旧的装甲侦察车和少数几个摩托车连。到了一九三二年，参加演习的摩托化分队还在使用模型坦克。从这些演习已经明显可以看出，在现代战争中坦克将起到的作用。
　　发展摩托化部队主要由古德里安负责。那几年，古德里安一直是摩托化部队的总监。一般认为，德军接受了英国利德尔·哈特和富勒的军事理论。我不否认英国这些军事家的著作对德军的影响，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德国一九二九年关于坦克战斗运用的理论是领先于英国的，实际上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采用这种理论，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指挥官》一书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一九二九年我已确信，坦克单独行动或协同步兵行动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对军史的研究，在英国举行的演习和我们利用模型的演练都加深了我的如下认识：只有支援坦克的其它兵种具有与坦克相同的行驶速度和越野力时，坦克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在诸兵种合成兵团内，坦克应起主导作用，其它兵种则根据坦克的需要行动。因此。不要把坦克编在步兵师内，而要建立包括各兵种的装甲师，以使坦克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古德里安这一理论正是德军建立坦克集团军的基础。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嘲笑军事理论，轻蔑地批评所谓“纸上谈兵的人”，其实，近二十年的历史表明，基于清醒的思考和预见性而制定的军事理论是十分必要的。当然，理论家应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古德里安就是这样结合实际的理论家。如果事前没有理论上的探讨，盲目地去实践，每迈出一步都会遭到挫折，英国的军事家们确实懂得，坦克在未来战争中将起重大作用，这是康布雷和亚眠战役已经证明了的。但是，他们对装甲师内部诸兵种的协同是认识不足的。
　　正因为如此，在坦克战术发展方面，英国大约落后德国十年。利比亚的威尔逊元帅提到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O年在埃及训练第7装甲师的情况时谈到：“在训练第7装甲师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必须反对近年来广为流行并受到一些文人作家支持的有害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坦克部队没有其它兵种支援也能取得胜利……”。是德国人首先指出，我们的“博学之士”的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利德尔·哈特早已指出坦克和炮兵协同的必要性，英国的坦克战理论还是倾向于“单纯坦克”的主张。正如威尔逊元帅指出的那样，这种理论给英军带来了不少的损失。直到一九四二年末，英国人才开始注意装甲师内坦克和炮兵的密切协同。
　　我军坦克兵的发展，与希特勒的支持是有很大关系的。古德里安关于军队机械化的建议，曾遭到一些高级将领的激烈反对，好在陆军司令弗里茨将军还是同意这一建议的。希特勒对此很感兴趣，他不仅深知有关摩托化和坦克方面的技术问题，而且明确表示支持古德里安的战略战术观点。一九三四年七月，成立了装甲兵监，并任命古德里安为总监，从此，德军装甲兵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试验新型坦克时，希特勒都亲临现场，政府为发动机制造业的发展和公路干线的构筑也提供一切方便。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德国发动机制造业的发展面临许多困难，要补偿过去的损失，还要做出大量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三月，希特勒正式宣布废除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当年就建立起三个装甲师。我所在的骑兵团就是被选定改编成坦克部队的部队之一。我们这些热情奔放的骑兵都为离开马匹而痛苦，但我们都决心保持骑兵的光荣传统，并把它带到坦克部队来。装甲师主要都是由原来的骑兵团改编而成的，这使我们引为自豪。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关于坦克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总参谋长贝克将军追随法国的理论，把坦克的作用局限于直接支援步兵。一九四O年夏天，法国曾深受这种理论之害。古德里安、布伦堡和弗里茨坚决反对这种理论，终于获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一九三七年我们开始组建由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组成的坦克军。古德里安看得更远，他预见要组建坦克集团军。
　　然而，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军界对纳粹分子推行的内政，许多方面都不喜欢。德国国防军的创始人西克特将军提出了军队不干预政治事务的原则，这一观点得到军方的广泛支持。德国军官都厌恶纳粹党员的丑恶行径，他们想戏弄军人，只能引起嘲笑和轻蔑。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把突击队员大量塞到军队里来，而且把军队的指挥权集中在总参谋部手里。此外，他的对外政策也取得很大成功，特别是他的扩军决定受到国民的欢迎。把德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国的政策，受到军界的有力支持。
　　这并不是说我们愿意打仗。总参谋部曾百般设法抑制希特勒，而在希特勒不顾劝告强行占领莱茵区以后，总参谋部的地位大大削弱了。一九三八年，总参谋部坚决反对对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可能导致全面的欧战，但是张伯伦和达拉第的绥靖政策鼓舞希特勒去进行新的冒险。我深知，国外对德军的总参谋部是深表怀疑的，对于我所说的我们不愿意打仗也是不相信的。因此，我别无他法，只得引用直到最近还在牛津大学任战史教授的著名的英国军事作家西里尔·福尔斯的一段话。福尔斯在戈尔里茨著《德国总参谋部》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写道：
　　我们英国人认为，德国发动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它的总参谋部是要负责的。有时人们也同样看待一九三九年德国发动的战争。我同意戈尔里茨先生的看法，这一回责难德国总参谋部是不公正的。可以责难希特勒、纳粹政府和纳粹党，甚至责难德国国民，但是总参谋部是不想同法、英打仗的，而在它被卷入对法英的战争以后，它是不想同俄国打仗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和平解决苏台区危机，使军队大大松了一口气。我当时在第3军军部当情报参谋，该军就驻在西里西亚的希里施贝格。根据慕尼黑协议，我们能够和平地进入苏台区。当我们在坚固的捷克防御工事旁边通过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轻松感，因为避免了一场流血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苏台区的德国人将首当其冲。每个村庄都热烈欢迎我们的士兵，手执彩旗和鲜花表示庆贺。
　　有几个星期，我担任苏台区德国人的领袖康拉德·亨莱的联络军官，当时我得知了许多关于在文化和经济上受压迫的德国人的困苦状况。
　　对希特勒领导的信任大大加强了，而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并吞波希米亚以后，国际形势的危机不断增长。这时我已返回柏林，埋头准备为庆祝希特勒五十大寿而举行的大规模阅兵仪式，这次检阅要显示我军的威力。受阅纵队的最前面是高举国防军各种战斗旗帜的旗手队伍。
　　我竭力想摆脱开这种生活方式，我讨厌这种不务正业的军事活动，我想回部队去。最后说妥，让我到第5装甲团工作一年，并令我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去该团报到。然而，不久出现波兰危机，一切都要让路，我被派到总部参加作战准备工作。
　　尽管在东部边境在进行战争准备，德国同英法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们仍然希望，我们对但泽（纯粹的德国城市）的要求不会引起世界冲突。提出这种要求，如果换一个时间和口气，是完全适当的。然而，在并吞捷克以后，随即提出移交但泽的要求，肯定会引起伦敦和巴黎方面的严重不安。一九四五年，我在战俘营的时候，原我国驻伦敦武官什维片堡将军对我说，希特勒确信，入侵波兰不会引起同西方大国的战争，他忽视本国武官关于英国会宣战的警告，而认为同俄国签定的互不侵犯条约会起决定作用。
　　一九三九年八月的最后几天，第3军的长长纵队浩浩荡荡地穿过柏林的街道，开向波兰国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沉默不语，都在思索着这次德国挺而走险，究竟是吉是凶？不过，象一九一四年我十岁时看到的那种军队出征的欢乐气氛，是一点也没有了。不管是居民还是士兵，都没有任何热情、愉快的表现。但是，誓死执行自己天职的德国士兵却在向前开进了。
　　第一章　波兰战局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四时四十五分，德军开始进攻波兰。地面部队开进以前，德国空军对波兰机场、铁路枢纽和动员中心进行了破坏性轰炸。进攻一开始，我们就掌握了全面的制空权，从而使波军的展开受到严重干扰。我机械化部队急速越过国境线，很快就突入波境纵深。
　　我不想详述这一战局的经过，因为德军占有显著优势，研究战略战术的人对这次军事行动不会有特殊的兴趣。因此，我只想概括一下我们取胜的原因，并简要谈谈我个人在这一战局中的一些经验。
　　波军的规模是可观的，从表面上看，似能说明波兰政府和报刊的自我吹嘘是有根据的，即当今的波兰已进入强国之列。计划上，波兰可调集三十师、十个预备师和十一个骑兵旅。但是，根据我的观察，由于德国空军的轰炸，波兰的动员能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甚至那些已经动员起来的部队，行动能力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且它们的补给系统也瘫痪了。波兰只有几百架新式飞机，高射炮也不多，这就使它的众多的武装部队不能发挥作用。加之地面部队火力不足和装备的陈旧，波兰陆军师实际只相当于德军的团级单位。波军没有多少坦克和装甲车，反坦克火炮的数量也很有限，象意大利一样，多数装备还都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产品。他们的精锐部队无疑是骑兵旅。这些骑兵旅倒能奋勇作战，有时骑兵扬刀策马，直向我们的装甲部队冲击。然而，波兰人靠他们固有的骁勇，并不能弥补新式武器的不足和缺乏严格的战术训练这样一些缺陷。
　　波军当局对一九三九年军队的状况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当然，军队武器和装备的好坏是会受经济因素的制约的，但军界没有充分看到火力对现代战术的影响，是不能辞其咎的。
　　另外，在战略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波兰人指望法国陆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在西线牢牢地牵制住德军，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的防御计划也缺乏现实性。由于波军的各个兵种都处于劣势，加之边界地形造成大片地区无法设防，因此谨慎从事是理所当然的。波军统帅部本该来个大踏步的战略退却，以赢得时间，但他们却偏偏要用重兵控制波斯尼亚和波兰“走廊”，徒劳地把他们现有的全部军队展开在从立陶宛到喀尔巴阡山的八百英里正面上。他们甚至组建了专门的突击群准备进占东普鲁士。这样，波军统帅部就使他们的军队全面铺开，分散了兵力。
　　德军刚好针对波军这样的部署使用了兵力。我们用了四十四个师和两千架飞机进攻波兰，只留下极少量的部队控制还未完工的“西部壁垒”。实际上，德军的全部突击力量都投到了波兰境内，确信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
　　包克上将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编有第3和第4集团军。第4集团军在但泽（即格但斯克）和波兰“走廊”当面展开，第3集团军则配置在东普鲁士，以期直向华沙进军。第4集团军的任务是，夺取“走廊”与第3集团军会合，共同攻打波兰首都。
　　伦斯德上将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编有第8、第10和第14集团军，配置在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进攻的总方向也是华沙。这是对波军构成钳形攻势的第二支力量，其行动企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