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近代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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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向阿庭发送了密码电报，通知“货款备好，开始订货”。
然后，我带着亲兵，骑马直奔枞阳而去。
农民是个大问题，不能不重视。土地国有，那就算了，问题很多。我的打算是暂时的“土地村有”，对，就是阎锡山的那个。“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今天做的，前人早已做过，后人还要继续做。但是，客观条件不同，我的“土地村有”自不会与阎锡山的一样。
具体地说，我的“土地村有”制度如下：
“一，发行有利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1）公债年利息8％，价格由政府的专门土地评估员评估——就是当地的时价，政府提供利息担保，2）政府指派村长（三年后公投），帐目公开，村务公开。3）村长如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违法行为，村民可以向法院起诉，或向上级机关申诉。4）村民参加、退出，全凭自愿——具体参照实施办法。5）公债未清偿前，此土地不得私分。自然也不得买卖，或者外租。6）政府向该村提供若干低息贷款，用于发展生产。……
二，以此村全部土地，成立一集体农场。村民凭劳力换工资，每年所得扣出应付公债本息、村民工资、应付贷款本息和来年所须的资金后，平均分配给各户村民。
三，村民每户至少应提供一名劳动力。但不包括鳏寡孤独，劳动力参军入伍等情况。
……
九，财务制度：……
……”PS：详见细则。
比阎锡山的，更温和些儿。年利8％比地租略低一点儿，考虑到灾荒的情况，又有土地在，地主不会折本，保障了地主的利益；每年付的利息相当于地租，在政府加大投入，并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产量必然会有所提高，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把土地仍还给地主，也保障了村民的利益。风险必然是存在的，只是由政府承担了。
我估计了一下失败了的损失，不由额头冒汗。若非心里有底，我还真不敢如此行事。无论如何，降低风险，是投资者的共识。早在几年前，我就（通过基金会）委托枞阳农校对安徽的农业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评估。枞阳农校那时已经有上千的毕业生，部分留校任教，部分在学校做研究工作。收到委托后，在尽量不影响教学和研究的情况下，派出了大部分工作人员。并将当年的毕业生，也纳入这一工作。枞阳农校希望，顺便做一下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然，结果是失败的。
我不是说考察，考察是成功的。考察的资料和研究报告能堆满一个房间，最终的分析报告我也看到了。结论很好：“增加投入，采用新技术后，农业产值可以增加四倍以上”——翻一番，我就不会赔本了，何况是两番。‘失败’指的是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上的失败，一切现代农业技术均要求有一定规模的土地。而中国的农村耕地被分割成无数不规则的小块，除了施肥、浇水等常识性问题外，适用的现代农业技术很少。
后来，在有意无意的引导下，“如果我管理一个农场”，作为一个课题出现在众人面前。于是，大家开始在纸上描绘“在各种地形地势地理条件下，和一定资金支持下，如何建设一个农场”。最后，形成数十种比较优秀的方案，汇总成集，名字就叫《如何管理一家农场》。不仅如此，枞阳农校还利用各种名目展开培训。所以，马上开办的“农场管理培训班”，一定会让加入的各位学员大吃一惊——大多科目都已经在研究中学习过了。比较特别的课程有，董式“成功之路”、财会等课程——口才与勾通能力也是领导应该具备的。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华源基金会对枞阳农校加大了资金投入，枞阳农校开始扩大招收学生。然而，我算来算去，能用的，也不会超过五千人。难道我要安排一千户人家一个村不成？算了，不想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说。
“培训班”开办并没有典礼仪式，也就无须剪彩。所以，我只是来看看，宣传下安庆革命，顺便把情况了解下，再鼓励鼓励学员。
农校校长田僼是个做学问的人，与我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简单几句话就把我打发了。我对田僼毫无办法，此人学问极好，正主持杂交水稻的研究。我是万万不可能给他穿小鞋的，只好讪讪的，与农校监督常庆之说话。其实，我来农校并没有多少必要，只是此事干系重大，我不由自主的多关心些儿。常庆之是个伶俐人，很快就让我心情舒畅，也就返回城中，征兵去也。
征兵令、巡警招收训练条令及招工启示虽然已经贴出去了，但军政司主官不在，这样的事情，我还是要多关心的。此外，军政府还免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及本年度的捐税——我电令各地必须切实贯彻落实，广为宣传，小心有不法官吏从中渔利。
征兵令：凡年龄在十八周岁至二十周岁之间的男子，经体检合格，均须为国服役3年。
招工启示：为振兴实业，今招收大量工人，薪金丰厚，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可与实业司招工处联系，地址：XXXXXX，联系人：XXX XXX XXX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忙着，我军的两路大军也没闲着。
战斗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我军装备优良，训练有素，士气高昂，指挥得力，又是突袭，简直全面占据优势。我又不着急——不是不急，我是心疼我的新军，都是按军官标准培养的，牺牲一个我也心痛。所以，我千叮万嘱，不要大意，不必着急，注意减少我军损失。
陈士诚顺流而下，于第二天午夜到达太平，收拢部队，确定方位，在凌晨对江防营发起进攻，以迫击炮为先导，试射之后，十发的急速射，数百发炮弹将军营犁了一遍。然后，陈士诚率队发起冲锋。
陈部迅速的歼灭了两营的江防营，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有一营长，夜宿妓院，闻声潜逃，未能找到。
从此，皖南无战事，兵过即降，闻声献城。
皖北则不然，庐州没有什么战斗，直到颖州，迫击炮才发了利市，炮手一阵急速射，连发数百炮，气得汪道铭大骂，“败家仔，难道想一颗炮弹消灭一个敌人吗？”倪嗣冲被当场击毙，基本全歼了倪部，漏网极少——我军“行军第一”，想跑可不容易。
消息传来，我又是欢喜又是愁——赢得太轻易了，对部队可没什么好处。再想一下，我不由笑了，我就这么点儿人，还想啃个硬骨头不成？！
于是，西元10月19日，我密电嘉奖参战部队。有人说，不应该是通电嘛？那不行，我宣布起义支持武昌，就已经不错了，全省独立是暂时不会宣布了，怎么也得武昌打激烈了再说——免得清廷想不开，兴兵先来打我，我还不得哭死。
我迅速派出新任官员到地方，都是县长和法官。我精心挑选的人员——都是留学生，刚刚学习了三天《彭德尔顿法》后，都有点儿晕，但还是喜气洋洋。我注意了官员回避制度，这样一来，虽然工作开展难一点，但还是利大于弊。我已免了税，暂时只要他们维持地方秩序，政府体制可逐步完善。现在有新军帮助维持，待巡警训练好以后，就由巡警接手。我没有更换所有的官员，少数能力声望极好的地方官员，被调任到其它地方，还有极少数升迁的。法官的人选必须是法律专业毕业的，并尽量选取有经验者。
征兵不是问题，新军在安庆声誉极佳，待遇有好，参军入伍很是踊跃。我不得不暂时停止了接收——我得先改建下军营——有点着急了。但体检不停，合格者领取一张通知单，下个月来报道。安庆迎江寺码头，已经开始改扩建工程，以增加运输能力，停靠大型船只。同时，其上游的新码头和颖安公路，也在准备开工。多亏恩铭支持新政，许多设计勘测的先期工作都已完成。待恩铭走时，我得去送送他。
20日，一艘美国货轮停靠在安庆，我在港口附近封锁戒严。此次送到的主要有300吨白银和一些机器设备，随船一起到来的还有有关的工作人员——我给阿庭去电：“银行抵达安庆”。随船同时夹带了六十挺马克沁机枪和六十挺麦德林轻机枪，我将其分发，命令迅速的熟悉使用。卸完货回程时，把恩铭、张次山、冯煦等人连同其家人一并带返上海。
22日，兴华银行在安庆成立，卫天行任行长（阿庭的得力助手之一，留美学习金融专业，在董氏控制的一家中小型银行工作过相当一段时间）。三天后，兴华银行代理发行了安徽军政府的第一版货币——后人评价说“我蓄谋已久”，常以此为例证——靠，我效率高，不行啊。货币包括：纸币和银币两种。银币的金属含量与龙币相同，样子也差不多，只将正面的“光绪元宝”改为“中华民元”，后面的飞龙改为盘龙，鳞角俱全，图案更精致漂亮些儿。纸币的颜色以蓝色的基调为主，图案有龙、长城、长江、黄河等图案，设计比较复杂，以防止仿制。纸币的面值有：壹分、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圆、贰圆、伍圆和拾圆。
同日，《安庆时报》创刊，王雪松任社长。王雪松，留美学生，曾在《纽约时报》历任记者、编辑等工作（《安庆时报》为董氏公司所有）。
同日，弹药局通电，电灯使连续生产成为可能。弹药局开始安装调试新生产线，并于七日后开始投产；在大量生产7。92x57mm子弹、75mm炮弹和60mm、81mm迫击炮及炮弹，开始试制手榴弹、掷弹筒、步兵炮，大口径榴弹炮和机枪——我是如此的希望。然而，大口径榴弹炮明显是不现实的，所以，弹药局试制的是卵式手榴弹、40mm掷弹筒和机枪。我是个伪军迷，只能画出PPS41冲锋枪、MG42通用机枪等有限几种著名武器的结构图。但出于保密的需要，现在试制的机枪都是仿制现有的轻重机枪。
说到保密，军政府一向是十分重视。后来，不仅在议会通过了《保密法》，政府和军队也反复强调，并进行了保密培训。我还试图对科研机构及大学进行保密培训。前者成功了，后者基本的失败了——这不符合知识分子的观念。但是，这些人对公开情报的收集培训很成功。在学术上，这些人一向敏感，培训只是增强了他们的收集能力。
同日，长沙起义，成立湖南军政府；西安起义，27日成立秦龙复汉军政府。
23日，陈士诚返回安庆，接任军政司长，开始接管新兵的招收和训练工作。
同日，九江起义，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去了我一面威胁。
24日，汪道铭率62标一营、二营和马营返回安庆。返回安庆。
25日，汪道铭受命，带领61标一营和炮营顺流而下。26日汪部与太平61标三营和辎重营汇合，防守太平，汪道铭挟带了二十挺马克沁、麦德林轻机枪（7。92mm口径）和大量的弹药。
同日，李沛基炸死新任广州将军凤山。
26日，开始将训练合格的巡防营和江防营士兵补充进部队，每棚不得超过三人。
同日，钱凤梧觉得以政府名义招工效果不好，该以各个工厂的名义招工。因招工工厂一向以薪金丰厚，待遇好而闻名，报名的人十分踊跃。
27日，清廷召回荫昌，以袁世凯为钦差大臣。
这些事情，对已知结果的我没有什么意思。随后，袁世凯左右逢源，一面兵压武昌，一面养寇自重。革命党也不争气，一败再败，‘屡败屡战’，黄兴到武昌后，不得不令人持一旗，上书“黄兴到”，绕武昌驰马，以鼓舞人心。然而，黄兴本人不懂军事，又听不进人言，就任总指挥后，仍然是‘屡败屡战’。 ？
第16章
自我由情报得知，“南京城内原驻有新军第九领（统制徐绍桢）7000人，另有江防会办、江南提督张勋的江防军、赵会鹏统率的江宁巡防军，王有宏统率的新防军等旧军2万余人”。我就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打下南京，光复上海”——老老实实地在安徽积聚人心，推行新政，编练新军，建设实业。归根到底，我手中军队太少，有战斗力的不过六七千人，若我有一镇兵马，回旋余地可就大多了。但是，我绝对禁止有人在安徽另立军队。管你革命党什么的，新军足以安定地方，有敢组织军队，另立山头的，立即会遭到严厉打击。
于是，这段时间，我不是与各司司长研究工作，就是到议会去讨论法律条文。政府机关渐渐完善，五司下设四~六科，科长1人，科员3~4人。以教育厅为例，下设五科，分管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并设监察一科，评估教育成果。严复任教育一科长——我本想任其为教育厅长，但他不是本地人，又喜欢任用老乡，皖人多有不满——我遂任邓绳候为厅长。
我常与众人说，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基础不一样，中国以道德为基础，西方以法律为基础。所以，中国往往是‘人治’，西方往往是‘法治’——西方并不是事事皆好——但我以为‘法治’还是要胜过‘人治’的。我们制定的是一个好的制度，按标准来选材，不要有地域观念。政府是为了服务于父老，若不能改善民众的生活，政府就没有存在意义。所以在确定各部门权限时，不必太过分明。比如说，教育一科和二科都负责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一件事，只要合理且合乎规章制度——如果制度不合理就改造制度，一科可以办，也可以到二科办。如果都推萎不办，还可以去法庭告他。看起来，是繁杂了些儿，但多少能避免办事人员索贿的发生，毕竟，我举报了你，还可以去其他地方办理。对的，我们制订制度，然后执行制度，有不合理的制度，就改变制度，但不能因为制度不合理，就不执行制度。前者是‘法治’，后者是‘人治’。司法是一定要独立的，我可以任命大法官，但我不能撤换大法官。
说了许多，只是为了多和政府成员交流，增强我的影响力而已。我的这个军政府，将来会是一个弱势政府。像教育司的主要工作，是制订教学大纲——暂时也会制订课本——以后只是对课本进行审查是否合乎大纲，参与评定学校等级——评定过程公开透明，任何公民都可以旁听——然后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公立学校的经费和人事——也要公开。目前，教育厅的工作，就是制订教学大纲，并编写一套示范教材。
教育司的工作是确定某所学校应给予的经费，具体的资金不从教育司走，直接划拨到该学校。同时，财政司也不负责资金的分配，只负责资金的管理和调拨。一句话，管钱的，不能分钱；分钱的，不能管钱——最厌恶听说，国家一年多少多少教育经费支出，然后看着适龄儿童上不起学。还有大学资金，多少个亿，而基础教育却落实不下去。这也叫事！教育产业化了，学费涨到天上去，还要国家拨款。国家最最应该注意的是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公立大学始终应该是少数。扩招个屁！大学生素质越来越差——光扩招师资不行，毕业生跟农民工一个待遇。要这样多的大学生，有什么用处？听说有上完大学，又去上技校的。也不知道领导都在做什么？都等到事情发生了再解决，还有什么用，要浪费多少时间和金钱？没有远见，做什么领导？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首先，教育司确定了学制。
小学：（六年制）——义务教育——政府拨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