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近代史-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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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这也就是大红袍的由来。大红袍的树龄已有千年,在九龙窠600米绝壁上仅仅长有四株。人们每年五月的十三到十五日高高地架起云梯采摘,产量极少,大约只有11两。
柳家每年只公开拍卖三两,但每两大红袍的价钱,从来没有低过一万五千元。我每年总是以最高的拍卖价格,私下买上三两——我又不缺钱,犯不上占人便宜。其中,一两,是严又陵老先生作为我儿子的家庭教师的报酬;一两机动,我不很懂茶,但拿来送礼,喜欢的人很多;剩下的,则送给我的妻子。所以,我只请日置益喝过一次大红袍。大红袍的茶香气浓郁,滋味醇厚,饮后齿颊留香,经久不退,冲泡9次后还有着原茶的桂花香味,让日置益赞不绝口。
其它时候,我请日置益喝的,是狮峰老井“明前茶”。西湖龙井素有〃色翠、香郁、味醇、形美〃四绝之称,狮峰老井是其中的最上品。虽然,也很珍贵,但它的数量,毕竟要稍为多一点儿。
谈判的事宜,我已全部交给顾维均处理。专业问题,就交给专家处理,我不会干预。所以,在日置益初次提到谈判事宜,我就表明了我的态度。我与日置益的谈话,都是围绕“中日亲善”、“睦邻友好”、“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等内容展开的。
当初,日本鬼子没少拿这蒙中国人,现在,我也得努努力,好好忽悠下日本人。说什么,在日本,也得培养出个亲中派出来。日本政界主流有两个,一个就是亲中派,主张“提挟”中国(不含贬义);另一个是大陆派,则主张殖民中国。然,两者动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考量。我的意思是,培养一批“立场坚定,在任何时候都不动摇,就算委屈一点,也要坚持亲中”的亲中派人士。
客观的说,这一套理论,还是很有可行性的。
当初,中国自身的实力太弱,遭人惦记。日本目光狭隘,居心叵测,非要利益最大化——殖民中国。中国人当然奋起抵抗,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打败了日本鬼子。如果日本不趁火打劫,反而雪中送炭,投资支援中国建设,想必双方会在“二战”中获得更大利益。不过,真要如此,那就不是日本人,那是白求恩。
闲话少说,咱们继续说“大东亚共荣圈”。
两者结盟,首要条件,就是互信。这很容易达成,双方可以约定:日本全力发展海军,陆军限制在一定数量以内;中国全力发展陆军,海军造舰船也受到一定限制。这样一来,双方自然没有能力攻击对方,也就初步达成了互信。
然后,是利益。我们都知道,社会的发展,一切靠的是利益驱动。结盟也是如此,没有共同利益的盟约,是很容易破裂的。这个,实现也不难。双方的组建的军队,决定了进攻方向。日本海军强,自然向东南亚展开攻势,扩展其在太平洋上的利益,甚至在可能的时候,谋取澳大利亚;中国陆军强,自然向陆地扩张,中国的利益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双方最终可以在印度汇合,将势力扩张大印度洋。从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说白了,这就是画饼充饥。然,这个大饼实在是诱人,日置益看到这个前景的时候,两眼都能冒出光来。虽然,日置益知道,吞并澳大利亚,把势力扩张到印度,都不大现实。但是,如果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把东南亚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还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日置益的猪头人形象,看久了,也就习惯了。按面相来讲,日置益属于那种“面带猪像,心中嘹亮”的人。也是,连《二十一条》这样,显失公平的霸王条款,都能让袁世凯签下来,这厠自然也不是一般人。不过,个人能力再强,你也强不过形势。日本的强国之路,有两条:海洋与大陆,非此即彼。现在,日本国力有限,没有办法吞并我方,合作也就提上日程。有这个基础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内容,就实际多了。这和传销、骗术的原理是一致的,都是利用人的贪婪。事实上,只要你动心了,自然就会越想越多,上当受骗被忽悠。
我与日置益相处融洽,共同语言越来越多,眼看要把日置益培养好的时候,日置益与顾维钧的谈判却陷入了僵局。这不是哪一方的责任,而是双方造成的。谈判这东西,虽然很复杂,其实,就是一场比较正式的砍价。
起初,日本政府的政策未定,日置益想拖时间。所以,每天只在下午谈判,时间四小时,星期日还要休息。日置益在谈判时,也穷源溯本,慢慢拖。于是,一个责任问题,就谈了十七天。所以,日置益每日都有充足的时间。隔三岔五,就会到我这里喝茶。
后来,日本政府在大阅兵,及稍后的系列演习中,了解到国防军的实力。从而,使日本政府在连续几天的争吵之后,初步下定决心,倾向和谈。于是,双方的进展加快了许多。都知道夜长梦多,谁也不想有意外发生,配合默契。一些不重要的问题,就一带而过,差不多就行了。
这时候,日置益与顾维钧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到了赔款上。
日方认为,“既然,青岛冲突是由于国防军的误会产生的,国防军就应该负起责任”。而且,日方狮子大开口,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亿日元”——快赶上马关条约的赔款了。
中方自然不可能同意,中方也有自己的看法,核心内容就是,“一分也不应该赔”。
日置益叫嚣着战争,说要全面封锁联省、全面战争云云。这个威胁,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中国没有远洋运输船舶,对外贸易,都是通过外国的商船运送——主要是美国船,董氏(美国)又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所以,封锁实现的可能性很低。而全面战争,更不现实。
顾维钧则宣称,要建一百艘潜艇。全面封锁日本。这也是瞎扯。安庆造船厂是有五艘潜艇,在德国工程师的指导下建造。但是,一百艘的话,欧战结束,我也造不出来。
双方各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候,调停人就从中斡旋,希望双方各退一步。如此巨额的赔款,自然是无稽之谈,我方无论如何也不会赔偿的;但是,日方蒙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失,如果没有赔款,实在是难以达成协议。所以,美国公使芮恩施就提议,我方象征性赔款,以了结冲突。
这样原则性的问题,顾维钧自然不敢作主,问题便交到了我这里。
我也有些犹豫,从法理上来讲,中国自然无须赔款,甚至可以要求索赔。然而,这世界上的条约,古今中外,都是按照实力签署的。所以,我不是犹豫这个,我考虑的是将来。
镇南关大捷,对满清的历史评价,可是历历在目——“不败而败”、“卖国贼”,可都不是什么好名声,我还没有做好“遗臭万年”的思想准备。而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名声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自明的。中国的未来,必会是一个民选政府,这是板上定钉的事。背负着如此的名声,自然对我未来的选举大为不利,这就是实质问题了。
而我如果断然拒绝日本的无礼要求,是很容易把自己打扮成民族英雄的。
如何选择,这是一个问题。
'注':今天写书,忽然想起“有日本人说,没有败给中国人,是败给美国人的”,当时,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今日突然明白了,该人纯粹是狡辩。自古以来,中国兵法就提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概念,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打败敌人,才是最终目的。我国那时候,的确很落后,但是,中国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战胜对手,这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今天,我们要记住,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先辈所付出的牺牲。同时,也要记住“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PS:要是日本人都是这样不能承认失败的垃圾,我们就不必再担心日本了。再有人这么说,我们可以嘲笑它弱智,实力差距这么大,还是失败了,真是白痴加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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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我是爱国的,我告诉自己,如果国家需要我,为之作出小小的牺牲,我会马上去做,我从来不买日本的产品。
我是爱国的,如果国家需要我,为之战斗,我明天也可以去抗枪。
我是爱国的,哪怕国家需要我献出我儿子的生命,我也会毫不犹豫。。。。。。。。。。
立刻去认个干儿子……
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爱国的。
然而,要我背这么个黑锅,就算我已经做了半天的心理建设,我还是觉得不爽。
顾维钧真是不会办事,年轻人要勇于承担责任嘛,这样的事情,自己作主也就是了,我也不会怪你的。什么事情,都推到我这里,让领导怎么想你呢?
转念一想,我不由呲笑出声,顾维钧,那是什么样的人,会对我忠心耿耿,积极主动替我背黑锅?
如果没有我的话,顾维钧会借未婚妻张氏的力,出国留学;然后,抛弃未婚妻张氏,转而娶了唐绍仪的女儿,走上从政之路;妻子死后,又娶了个富婆,收进了500万英镑的随嫁钱。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会为我背这个黑锅。年纪轻轻,顾维钧已经作到联省外交司长,未来几十年里,更进一步,也不是什么奢望,他怎么会坏了自己的名声?!
迁怒,这绝对是迁怒!
……
恼怒过后,问题依然存在。
日本遭到这么严重的打击,如果连象征性赔款都没有,绝对是不可能接受的。
在日俄战争胜利后,签署的《朴次茅斯和约》中,日本没有获得民众预期的巨额赔款,结果导致了“日比谷烧打事件”——失望的东京民众焚烧了日比谷公园附近的内相官邸、外相官邸、国民新闻社和派出所。首相桂太郎也受到了暗杀的威胁,以致去小妾的外宅寻欢时,不得不由军队开道护送。后来,桂太郎内阁以倒台告终。
如果,日本这次签署的和约,连象征性赔款都没有。胆敢支持签署条约的日本内阁成员,等待他的,必然是,日本“爱国志士”前仆后继的“锄奸”行动,而不仅仅是“暗杀的威胁”。日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约。
从开始,我就知道,象征性赔款,是我不得不支付的。
所以,当这个要求,送到我这里后,我更为不满的。
在欧战中,日本的外债由19亿日元降为16亿日元,对外债权却由8。1亿日元猛增到43。7亿日元。注意,这只是外债的变化,日本国力的增强更是十倍于此。
而联省对此早有准备,改革农业生产,大力投资工业。从归来的那一刻起,从国内,到美国,再到安庆,我们兄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想而知,联省从欧战中获得的收益,必然会超过日本。要我会放弃?我舍不得,我怎么可能放弃?!
这么大的利益,由不得我不低头。然,要赔款给日本,我怎么想,怎么不舒服。
10月23日,顾维钧与日置益签署了名为《中日青岛和约》。剥去那些华丽的辞藻,核心意思有两条:日本承认中德之间的约定,日方不干涉青岛问题;中方为其间冲突负部分责任,赔偿日方损失500万元——约合日元300万。
日本要求的赔款并不是没有依据,日本损失的舰艇,就价值超过一亿元,加之,七千余人战死/失踪,要求的赔款一亿日元,也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联省作为战斗的胜利者,虽然还没有赢得战争,却也绝对不会按价赔偿日本损失的。归根到底,这只是象征性赔偿。
我指示顾维钧,面子已经没有了,里子多一点儿,是一点儿。所以,对于日置益提出的500万日元的赔偿,顾维钧借口是中国赔偿,应当使用中国的货币,当然,500这个数字不错,就不用改了。生生把赔款改成了300万日元——顾维钧如果去菜市场砍价,一定是把好手。
这段日子里,我与日置益初步达成协议,秘密约定:如果军政府能够统治中国,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结为同盟;同时,我将给予日本贸易最惠国的待遇。
这东西,只是个意向,没有具体的条件,双方默契于心,约定到时候详谈。
几天后,日置益前来与我告辞。我再次请他喝茶,这次是武夷大红袍。我诚挚的对日置益的安全,表示了关心。日置益看了看我诚挚的表情,笑着感谢了我的关心。当然,日置益的笑容有点儿苦涩。
《中日青岛和约》的详细内容,传回日本国内以后。日置益在日本国内就出了名了,可以说,家喻户晓了,无数的人声称要“讨灭国贼”。所以,日置益签约后,短期内,是不准备回国了。此次离开安庆,日置益会到北京去,接替小幡,与袁世凯谈判。我私下揣测,如果日置益不能狠宰袁世凯一刀,后果勘忧呀。袁世凯恐怕要提前签署《二十一条》了。
在我的预计之中,《青岛和约》签署后,我将受到非常大的舆论压力。然而,《青岛和约》在议会内没有任何阻力,一次就通过了;社会舆论,也对我出乎意料的宽容。《安庆日报》就不说了,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然不会对我过于严厉。就是《申报》、《安徽时报》,对我也没有意料之中的批评。反而,觉得我干的不错,《青岛和约》是个基本公平的条约。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回过味来。现在的中国,被人欺负数十年,早就没有了泱泱大国的架子。中国人对政府的期望,是很低的,所以,我签了一个在后世,足以称之为卖国条约的东西,时人却觉得,我干的不错。只有我却对此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于是,不和谐的声音也就愈发刺耳了。批评的声音始终是存在的,北京、广州,以及安庆本地,都有。只是,在联省范围内,并不是舆论的主流。在北京,大肆批评的声音,只持续了不长时间——日本提前完成了《二十一条》,目前正逼着袁世凯签约。可以预计,这份条约,要比《青岛和约》严厉许多许多,袁世凯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安庆彬彬有礼,很有涵养的日置益,却在北京厚颜无耻的对中方谈判代表陆成祥说:“目前的世界危机,将迫使我国采取影响深远的行动。当一个珠宝店着了大火的时候,要住在珠宝店附近的人,不去拿几个珠宝,是办不到的。”
只有广州的批判之声不绝,大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找死,还没有接受教训,看我怎么玩死你。
1914年8、9月间,孙小山接受了田中义一的大笔款项,在广东组织了护国军,准备北伐。其时,国防军正与日军对峙青岛。所以,国民革命党内部也有分歧,广东都督陈炯明坚决不同意。因为这种种原因,北伐并没有成行——我以为,“中日之间,最终没有开战,国防军分毫未损”,也是重要原因。
1915年年初,联省议会组织了特别法庭,根据此事,要求孙出庭受审。在孙拒绝出庭,并拒绝派辩护人为之辩护的情况下,特别法庭缺席判决孙叛国罪名成立。联省据此,要求广东政府交出孙。孙被迫出走香港,辗转前往日本——我总觉得孙与日本有勾结。
1915年2月,袁世凯在百般挣扎过后,终于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说起来,北京政府袁世凯这两年的境况,可不是很好。二次革命战败后,袁世凯拟定了一个庞大扩军计划。然,北京没钱。北京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各地政府基本就是前清政府的延续;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