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近代史-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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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联省在1916、1917两年，停止发行了建设公债。与美国公使芮恩施约定的建设公债，自然而然也就终止了。这里要说一句，我在1916年修建了一座横跨长江的铁路大桥，将大江南北的铁路网联成一个整体。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桥梁，也是横跨长江的第一座铁路桥。＇注＇：上面的公路桥，聘请了外国专家设计指导。
联省的公路多，也是有其原因的。中国南方大牲畜较少，甲壳虫、卡车、三轮车和拖拉机出现后，很受欢迎。太平汽车厂的产品供不应求，远销到美国。甲壳虫在国内的售价980元，在美国的售价598美元，比福特T型车的价格还便宜，速度更快，舒适性更好，也同样安全耐用。相对甲壳虫和福特T型车的两人座而言，太平汽车厂又设计推出了一种家庭用车，双排座，可以乘坐四人，最高速度47。5km/h，售价1350元，在美国的售价798美元，也很受欢迎。现在，联省拥有汽车超过十一万辆，公路建设自然很受重视。重要的城市与城市之间，都修建了标准的等级公路，就是县城间多半也修建了简易公路。这些汽车使用的汽油和柴油，自然也是董氏供应。董氏石化公司主要以合成纤维、塑料、阿斯匹林、润滑油、煤油、汽油及柴油制品而著称。
兴华银行资本雄厚，又有背景，开业之后，服务周到，信誉良好。在“二次革命”中虽然被迫短暂停业，但在开业以后，卫天行准备了大量的银元和外汇，需要提款的，一律通兑。短暂的挤兑过后，反而树立了信誉。随后，联省又宣布，安徽票和银元是唯一指定货币。其它货币皆禁止流通，纳税不可使用。接着，兴华银行又将存款年利率提高到2~3％，吸纳了大量存款。加之，军政府的种种债券都由其主持发行。兴华银行又接受军政府委托，发放了农村改革时的低息贷款。在军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兴华银行不断发展壮大。此外，兴华银行还对有利可图、信誉优良的企业发放了相当数额的商业贷款。
需要注意的是，军政府于1917年末组织了联省储备银行，负责货币发行等工作。储备银行隶属于财政司，只向政府负责。从此以后，兴华银行不再具备货币发行权。但是，负责管理联省储备银行的七人委员会，与董氏关系密切，长期控制在董氏的手里。董氏换了个面目，继续掌握着货币发行。即使在几十年之后，董氏在中国的货币发行上，依然拥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兴华银行很快将触角遍及东南，转而又以董氏美国银行的名义，在北方成立了中国分行。该行与兴华银行一体两面，互相承揽对方的业务。兴华银行成了唯一一家，营业网点遍及中国的银行。兴华银行很注重人员培训、制度规范和情报分析，有自己的资料库、分析室和信息中心，时时关注客户，及潜在客户，并且服务热情，因地制宜。所以，发展很快，目前投放的贷款出现的坏帐也很少。1917年年底，兴华银行注册资本总额超过十亿，存款总额高达一百一十五亿元。不仅在亚洲首屈一指，就是在世界范围，也是大型银行了。
以南方的商业情况，自然有许多家私人银行成立。其中，又以上海成立的私人银行尤多。只是这些银行，规模较小，业务范围多也只限于当地，不过是地方银行罢了。目前，还没有银行，能够挑战兴华银行地位。
时人评价说，在一切有利可图的地方，在所有企业发展的背后，只要注意观察，你都能看到兴华银行的影子。
上海自1912年起就形成了以茶楼为日常联络点的股票买卖市场，1914年，上海十二家股份有限公司在九江路设立上海股票商业公会。
同年，董氏联合大通集团等十九家公司，共同向财政司申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1915年5月，上海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资金总额定为3000万元。 这是一种会员制的交易所，也是中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因为参与者实力雄厚，交易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降低自身经营的风险，规则设立比较规范——参考了欧美的交易所制度。所以，在初期，花纱、钢铁、粮食等物品交易很是红火，而证券交易则业绩平平。当时交易的证券只有农村土地债券、教育公债、建设公债，以及少数私人企业的股票。这些私人企业规模多半不大，多数的大企业股份，会直接在私人手里交易。像牟氏、大通这样的大型私人企业，通常很少向公众筹集资金。需要资金时，它们更习惯求助于兴华银行，或者私人。直到后来，军政府通过交易所筹集资金，修建了几条不很重要的铁路支线，并将债券的发行工作交给交易所，证券交易方日渐兴盛起来。然而，证券交易的发展速度，远不是期货能比较的。没有几年，证券交易的收益就超过了期货。
随着欧战的持续，联省在前期鼓励发展的工商业，都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同时，这也使得联省税收大增，财政状况迅速好转。1915年，联省的财政收入为41200万，加之教育公债，勉强实现了收支平衡。由于当年减少了铁路修建计划，从而使建设公债有了富余，联省以此为资本，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对重点行业提供补贴，并提供了小额优惠贷款，给发展良好的企业，加速其发展。1916年，联省的财政收入为73150万元，首次在无公债的情况下，实现了盈余。1917年，联省的财政收入突破10亿大关，达到107280万元。
联省既然有了钱，许许多多的工作自然也就提到日程上来。
比如说，文物保护，及考古挖掘工作。联省还是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此前已经成立了三家博物馆。虽然，联省每年拨出的资金有限——在这种时候，我不可能为了古董，而放慢工业的发展——却在政策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通过税收的减免，来支持成立私人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至于考古挖掘工作，联省在这两年，终于能够拨出资金，来支持各学校的历史研究人员，从事此类工作。每年经费，大概有个二、三十万的。
联省终于普及了义务教育，虽然有许多周边省份的人，拖家带口来到联省打工，增加了教育经费支出和人员配备。但是，联省仍然提前半年，完成了预订计划。高等教育，也有了一定进步。安徽最初建立的学院科系，已经逐步完善，走上正轨。各省至少建有一所公立大学，并支持成立了若干私立学校。
一个国家的科研投入应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联省自然……达不到，我粗略的估计一下，最多也就是2％，差的远嘞。然，实际情况如此，我也没有办法。一者，联省为了鼓励工商，税收较低，所得税不过10％，而欧美的平常也要16％左右；再者，联省地关税不能自主，也就是说，关税非常低。各国的关税一般在30~50％，而中国的为5％。以1917年联省出口总额36。1亿元计，在欧美可以获得关税5~8亿左右；而在联省，只能够收取关税1。8亿。联省的国民生产总值不过一百二十亿元，3％不过3。6亿元，欧美国家自然轻而易举，可联省就出不起了。军政府1917年对科研的投入九千八百万，加上企业的私人投入，也就是1。5％上下。
联省出资，主要是支持一些基础科学，以及必须科技的研究，针对数学、物理、化学、力学、高能物理、精密机械、光学、电磁、地理、气象、天文、生物、农业、林木、畜牧、海洋、船舶、航空、经济、管理、历史、心理、病毒、欧美人文、亚洲文化等数十个方面，几百项课题，提供研究支持。其中，联省很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好。但是，欧美人文和亚洲文化研究所，研究的内容，则与其名字不相符，它们主要是对各国的整体情况加以研究分析，研究其政治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为政府决策提供帮助。
此外，还有许多私人的研究机构，研究各种应用技术——基本都是董氏投资的。董氏所属的研究机构，资金技术等实力雄厚，研究范围也更为广泛，包括：冶金、材料、物质结构、电子、电磁、电机、航空、车辆、船舶、动力、能源、化工、精密机械、药物、重型机械、农用机械、自动化、工程管理等方面。可以说，董氏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还要超过军政府支持的项目。只是两者侧重点不同，董氏更重视应用科学，要取得效益；而军政府考虑的是国家发展的需要，研究理论更多一些儿。
举个例子，像董氏的黄山研究中心，就包括光学、电磁、电子、高能等几方面，近百个课题。再举个夸张的例子，董氏的人造钻石项目。钻石的工业用途很广，在精密机械、光学仪器生产中，用到钻石的地方很多。这个项目，应该算是最不负责的研究了。专职研究人员不足二十人，其它人员一律外借。然，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有其原因的——谁都知道，钻石产生于高温高压中。但如何产生这高温高压的，就是个难题了。所以，此项研究历经很多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却进展缓慢。因为该研究必须要有高温高压设备，所以只能随着材料、加工能力、高温、高压等等技术的进步，方能做进一步的实验。可以说，人造钻石的研究过程，就是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历史。
联省初步完成了对东南的勘测，测绘了各种不同比例的地图，以及各种矿产资源的分布。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完成了对中国发展的整体布局，自然，东南的规划详细些，其它地区的规划简略些儿。但是，无论如何，联省摆脱了随心所欲，各自建设的局面，开始将各个部门的工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从长远来看，联省的建设不再是由某个人的意志推动，而是有步骤，有计划，有目标的发展了。这份规划的意义，我不知怎么评价。但我觉得，不管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
北京政府的日子，远不如联省好过。呃，准确地说，是袁世凯的日子，自中日青岛冲突以后，就愈发艰难了。如果说国防军展示实力之举，只是震慑了日本，限制了日本的不轨图谋；那么，这一举动，可就吓坏了北京政府，打破了袁世凯一直统治下去的美梦。
袁世凯这几年头发已经掉光，身体发胖，脾气也暴躁起来。袁世凯是十万分的不甘心。
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始终十分窘迫，在统一南方失败后，也加强了对北方各省的控制。然，上缴的税款始终不多。后来，北京政府甚至公开在北方征收大烟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引起舆论的激烈反对。所以，北京政府扩充军备，主要依靠铁路和关税收益。铁路控制在南方手里，每年支付给北京的不过几百万。而关税从1911年起，就被控制于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英国人搞的一个组织。1914年，北洋政府发行公债。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正式参加了“内国公债局”。“一切关于公债款项出纳事务，除经总理签字外，仍均由安格联副署”。于是，安格联成了中国的公债基金保管人，被称为“太上财政总长”。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能够编制武装了近三十万军队，可以说，是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了。然而，就在袁烈士暮年壮怀不已之际，国防军展示了完全无法抗拒的实力。这叫袁世凯怎么能甘心？
即便英国人保证：国防军不会主动北上。然，国会第二次大选，就是过不去的关口。就算北方操作的完美无缺——根本不可能，民主党北方各省支部也不是吃素的——南方的选举，也足以决定大选的胜负了。况且，安庆失败了，真的会再等第三次选举吗？袁世凯自然不会相信。
于是，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袁就签署了《二十一条》。虽然，袁、孙联合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但袁出卖了许多利益给日本，也从日本那里获得了许多贷款——“西原贷款”。以此贷款，袁世凯又购买了大量日式装备，武装编制了十二个师的部队。这一时期，袁的政策，有些混乱。“称帝”是袁某人梦寐以求的，却也有知道，几无可能实现。所以，袁世凯一面大量编练军队，又不放心军队，遂编练了“模范军”企图控制军队；一面组织了筹安会、请愿联合会等，为“称帝”作准备，而又限制这些组织活动的规模。这些组织表面与袁无关，活动也不是很频繁，只是待遇优厚，算是满足一下袁世凯的YY心理了。
1916年1月，袁世凯在忧虑中，病死了。据说，袁在死前有意“称帝”，但遭到了上下人等的一致反对，连他的儿子们都不赞成，认为袁病糊涂了。袁子劝袁的话，大意为“您老人家活够了，准备过把瘾就死，可你也要给儿子们留条活路啊”。袁世凯未能如愿“称帝”，带着满腹的遗憾，死了。
此时此刻，毫不夸张的说，北京政府日薄西山，已经成为共识。许多人辞职南上，保全身家，或者想在军政府谋求一个职位。杨度也在袁死之后，离开了北京，悄悄南上。杨倒不是希望谋求新职，他在联省内部旅行，每到一地都会详细考察当地情况。这自然瞒不过我，遂在年底邀请他来我家里作客。
联省的节假日即结合了西方的习惯，如，周末休息；同时也很重视中国的传统节日，像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节日，一律放假。这时代的节日气氛，可比后来强多了。人们有闲暇，又温饱无忧，玩的花样可就多了，庙会、舞龙、舞狮、唱大戏、游园、拜年、猜灯迷，应有尽有。自从两年前，安庆市政府在新年，邀请梅兰芳来唱了三天大戏。这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了，那年是段小楼，哦，也有梅兰芳。不过，梅要在上海唱完后，才能到安庆来。安庆的报酬虽不如上海出的丰厚，很多艺人还是愿意在安庆演出——安庆的影响更大一些儿。自然，像梅兰芳这样最顶尖的艺人，会选择报酬丰厚一点的。但是，他们也不介意，能在安庆演上一两场。虽然辛苦了一点儿——上海至安庆要坐大半宿的火车，然，这对名声有好处。
杨度拒绝了我的邀请，但接受了安徽大学的任教聘请。杨被邀请研究世界局势，特别是以日本为重点的亚洲局势。安徽大学极重视人文科学，后世的兰德公司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至于欧美，则请熟悉欧美形势，对其形势有着更深入了解的人员，加以研究分析。当然，国内的形势，也是一个课题，有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
袁死之后，出现了续任总统问题。于是，黎鸿元顺理成章扶正，就任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但是，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段祺瑞手里，段的亲信徐树铮，才气纵横却弄权跋扈。很快就把黎鸿元赶下了台，续任的冯国璋也免不了要受点儿气。这就是民国著名的“府院之争”。
我也不很在意，名不正则言不顺，且时机还不成熟。虽然，我已经算是完成对英国的承诺了，现在的北京，可不是袁世凯的政权了。然，对中国来说，挣钱还是第一要务。我如北上，势必与北军开战。而且，如何处理东北的日军，也是一个问题，我也只好忍一忍了，挣钱的机会难得嘛。现在日军在东北的驻军增加了，有两个师团，加上‘满铁’守备队，共有三万人。日本武装了部分北洋军，同时也对北洋军，以及北京政府派出了许多日本顾问。袁世凯在世时，还是能坚持立场的，日本顾问虽然进入了某些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