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近代史-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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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解释道：“其实，各国领事也是要面子的。在行使领事裁判权的时候，不会过分偏袒。对于是非曲直，还是基本公平的，偏袒多半是在赔偿金额上作文章。这样一来，领事裁判权就不牵涉到各国的实质利益。
联省多年来的司法建设，成果显著——法律完善，司法独立、审理公开透明。各国的使节，都基本对此表示满意。所以，这不是问题。
关于债权，我国不会都否认，也不会都承认，各方多半会达成妥协。毕竟，事关国际信誉，谁也不会过分。这是要公开摆在桌面上，摆事实，讲道德的。
驻军也不是问题，驻军的重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各国使节和侨民的安全。军政府在这方面信誉良好。而且，以国防军的战斗力，区区几百的驻军，根本不足为凭。所以，除日本外，其它国家的驻军问题都不大。”
我听到这里，就插了一句，“日本驻军，你不用放在心上，我会解决。哦，你继续。”我歉意的作了个手势。
顾维钧接着说：“租界问题，想直接废除，恐怕不太容易。但是如果想插手进去，则不难。
……
关键问题还是关税。
……”
顾维钧神采飞扬，颇有一切尽在掌握的信心。我在心中暗自称赞，顾维钧的能力确实有。所以，即便我有几分不喜，却也包容了下来。其实，顾维钧曾给我讲解过关税的问题，只是没有这么详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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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冲突之后，我与日本人达成协议不久，就想迫不及待的想派出军队，强行收回海关关税的控制权。
关税对一个国家，是很重要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穿越前，中国刚刚“入关”——这“关”就是关税的关。那时候，中国一片“狼来了”的呼声，各行业都面临着重新洗牌。由此可见，关税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关税完全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
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中国不能根据本国的利益和政策单独制定税则，必须与英国“秉公议定”。确立了片面协定关税原则。1843年，制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议定关税率，清廷提出的税率被英国代表否决，按英国的意见，中国进口税率为5％的从价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中国日后欲将税则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此后，中国每次修订关税，都是只有在16…17个列强一致同意后，才能实施。
1860年《北京条约》规定：对英法800万两的巨额赔款，由中国关税收入内扣缴，一年分四次，每次交关税收入的1/5； 1877年英国对华500万两贷款，指定海关税收作担保。关税成为对外赔款及借债的抵押品。
辛亥革命时，为确保中国对外赔款和外债的偿还，列强擅自决定将中国关税收入分别存入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外国银行，并由其组成的“海关联合委员会“实行外籍税务司代收关税代付债款的办法。
我有意全面改变这一现状，以驻军强行将其收回——当然，这是不现实的，当时的情况与现在有很大不同。
故，我与顾维钧说起此事时，顾大惊失色，连声道：“不可！不可！”
我仔细一问，却是我想差了。
“第一，关税的种种，都是有条约约定，无论公平与否，事关国家信誉，不可擅自更改；
第二，关税关系到各国的根本利益，如此处理，势必使各国团结一致，向我施加压力；
前者，并不是很重要，条约的签定在于实力。后者就很可怕了。”
剩下的话，不必多说，我自然清楚。
人不能与世界为敌，国家也一样。
到时候，我若屈服，以后就再修改条约，更难；我若不肯屈服，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统治者——像慈嬉向11国宣战那么愚蠢。
假如说，诸国联军被我打败，可能性还是有的，中国也一定损失惨重，而后，还要面临几十年的封锁。或者说，各国暂时无力关注中国，只是先封锁我，但迟早也会对我开战。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说起来，铿锵有力。毛时代还有苏联的扶持，可折腾几十年，还不是得改革开放。
这是大势所趋，大利所在，由不得你不低头。你要非说，我宁死不屈，那是斗气了。不说国内许多方面尚是空白，如果都一点一滴的自力更生，需要多少年？就是某些原料的不足，就足以使我事半功倍了。远了不说，钢材是现代工业的基础，可高级钢材所须的矿产资源，中国储量并不多，且品质低下，开采艰难。现代工业的血液——石油，中国又有多少？
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你不能制定规则，你就只能遵守规则。
当时，顾维钧倒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可行的思路——就是像日本一样，外交解决。顾这一介绍，我才知道。原来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才废除十几年，关税自主更是1911年的事情。
专业问题，由专家解决——虽然我管理知识不多，但基本的常识，还是清楚的。
反正，联省的海关，一向是由军政府控制。在安庆起义后，我就接收了海关——安徽只有芜湖和安庆两处常关。因为各国起初保持中立，所以我和平的接收了海关。待英、俄、德等国谋求控制中国海关时，我先是以“各国没有承认我革命政府，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为由，加以拒绝。至于洋鬼子说的“外交纠纷”，也就吓唬吓唬孙中山，对我是无效的。后来，在安庆查出英国商人运输的鸦片，英国军舰开过来，我也没理会——打起来，我不会吃亏。关税到我手里，别人就甭想拿走。再后来，南、北京均与洋人达成了极苛刻的协议，我也一概不理。
安徽原来的关税很少，每年也就十几万。革命后，我大量进口各种设备，关税猛涨到几千万，英国人眼红死了。我当然不会给。我先是讨论原来关税的使用问题，然后，干脆在议会通过决议，否决了一切使用安徽关税的协约，决定安徽关税全额用于安徽义务教育——俺们也是民选政府，俺也没有办法，我像美国人一样耸耸肩膀——反正，欧洲局势紧张，谁也不能派大军过来。加之，我聘请了德国人和美国人作为海关监督，帮助制定海关制度，开办海关学校，培养海关工作人员——我聘请的人员，是为我工作，没有人事任免权，如果让我不满意，就让他走人。当然，他行使正常权力，我也不会干涉。
联省的远洋运输船只，都是外国——主要是美国的，所以，英国人一时间，也拿我没有办法。再后来，为了争夺关税，我把厘金定为2％，华洋皆可办理子口税的三联单。
厘金产生于太平天国运动，当时，清政府为了筹集军饷，而增加的税收。不仅名目繁多，而且重复征税。后来，各国与清约定：使洋商洋货仅缴纳2。5％的子口税，以顶厘金。这样一来，洋商洋货交税少，自然大行其道了。我降低税收，就是为了提高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也增加我的税收。
随着安徽各码头，铁路的建成通车，安徽增加了马鞍山、铜陵两处海关。因为可以少缴纳千分之五的税，不仅华商愿意经安徽出入关，连不少外国公司也愿意由此出入境。随后，就出现了日本军舰和英国军舰撞沉中国轮船的事件。接下来，就是‘二次革命’，我一举囊括山东、江苏、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七省，英国人便不再与我讨论海关问题了。待青岛战争后，就是我与英国人讨论海关问题。
欧战开始后，德国人全面退出，我的海关监督主要是美国人。我控制的海关也增加了青岛、苏州（新）、泉州（新）和三都澳（新）。三都澳原本设有福海关，但控制在英国人的手里。于是我新建扩建了码头，正式成立了三都澳海关。
＇注＇为了协调海关税收，1915年年初，在上海正式成立了联省、美国、英国为主的海关委员会，作用类似联合国，勾通作用多于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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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的讲述，也到了尾声，“……这样一来，各国无从结成同盟，也就没有办法封锁我国。关税问题的主动权，也就掌握在我们手里。
至于其它方面的问题，与这些相比，都是各国单独约定。在目前的形势下，废除不会很困难。
……”
日本政府决策不快，执行却很迅速。
10月初，继美国之后，日本也与中国开始谈判。虽然几方面都没有张扬，却也没有下力气在保密上。也就是说，防君子不防小人，中美、中日谈判的事情，很快泄露了。
英国公使朱尔典知道情况后，很是不满意。在与芮恩施商谈无果后，便发电回国，请求国内支援。英国方面自然会努力对美国施加影响。作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美国多少也要注意盟友的感受。然后，芮恩施就接到了含义不明的一封电文。电文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门户开放’是美国的基本政策，同时催促他加紧与中方的谈判。
于是，芮恩施在谈判中又加入了‘门户开放’。当然，芮恩施也表示，仍然支持中方关税自主。并且，愿意就领事裁判权、租界等一系列问题，与中方展开谈判。顾维钧就心领神会的把‘门户开放’含糊不清的放在一边，便不理会了。想想也是，美国在力所不能及的时候，提出了‘门户开放’。现在，美国有机会独占中国市场，怎么会被这束缚住手脚。在牵涉到利益的时候，美国人只有一个标准——“利益”。
至于日本方面，日置益则回答说，目前正在商谈如何处理“安东事件”。值得一提的是，中方的谈判代表是唐绍仪，黄庭芳作为助手参加谈判。
唐绍仪是民国第一任总理，与袁世凯本是好友。但唐绍仪相信民主，更注重国家利益，真心与国民党合作，无一不犯袁的忌讳。只当了三个月总理，就辞职了。随后几年，历经1913年内战，1914年青岛冲突，对国民革命党也心灰意冷，便待在上海想经商。那时候，我正好对顾维钧不满，又深知唐绍仪的能力，便邀请他作为外交司副司长。人要是当惯了官，不当官，他就难受。联省的政策，也很合其心意，唐绍仪稍为考虑，就答应了。
黄庭芳则是联省驻日本的商务代办，干的很不错。前一阵，我预备对满洲动手，就将黄庭芳招了回来。后来负责研究对日的政策。
晚些时候，中英、中法谈判，也相继开始了。不过，两国的要价，仍旧很高。看来，暂时是不会有进展了。
日本的谈判，最是复杂。日置益在与唐绍仪、黄庭芳谈判的同时，蒋百里也前往东北。在那里，有一场同样重要的谈判——《中日秘密同盟》，在等着他。当然，在名义上，蒋是去接替汪道铭的。
日本选择去东北的谈判代表，很是费心。既要能够做主，却不能引人瞩目。要知道，这么重要的谈判，持续几个月时间，是很平常的。而一个重要人物，突然消失了，傻瓜都知道有问题。于是，原台湾总督后藤新平和币原喜重郎、田中义一等人被任命负责此事。
蒋百里到了东北，接手后，就立刻展开了一场战，呃，算战斗吧——规模实在太小。这个，有点儿对不住汪道铭了。事先，汪道铭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安排就绪，蒋百里到达后，就宣布了一下“进攻”，就把“收复国土”的美名揽入怀中。
国防军对宣布独立的外蒙古，展开了一次进攻。这是早就打算好的。只是东北的局势，一直不是很稳定。整编、剿匪、日军等等，就把事情拖了下来。让蒋百里捡了个便宜。这次作战意义重大，却是很简单的一次战斗。
国防军筹集了四千五百辆卡车，部分运送物资，部分安装上钢板、机枪，甚至三七速射炮和迫击炮，每车装载上五、六个士兵。要速度：载重六吨的卡车，最高速度能够达到20km/h，现在只装两吨，轻松就跑到4、50km/h。要火力：每车两挺重机枪，来多少骑兵，也是白给。
具体的战斗经过，就不说了。
享受了几百年的蒙古贵族，已经失去了先辈吃苦耐劳的意志，舍不得放弃自家的财产，阵地战怎么可能打得过国防军？外蒙古独立，本来是俄罗斯支持鼓动的，但俄罗斯现在自顾不暇，白军与红军打得一团糟，怎根本管不上蒙古。以蒙古伪军而言，武器不如，训练不如，士气不如，国防军还是有备袭无备。自然轻易获胜。
10月19日，国防军攻克库伦，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
10月底，乌苏雅里台、科布多均在兵临城下时，投降了。
至此，国防军收复蒙古全境。
国防军将在这里驻扎一个师的常驻军，并开始实施一些“税收减免”、“普及教育”等优惠政策。蒙古的稳定，民政也是很重要的。
与此同时，一条连接库伦、乌苏雅里台、科布多，通往张家口的铁路正在筹划中。
虽然太平汽车厂在生产卡车的时候，我已经要求其预先考虑这些问题，并在美国进行了实验。然，在实际战斗中，卡车还是出现了一些，由于气候和温度等原因而造成的问题。好在问题多半不严重，修修就好，问题严重的卡车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问题反映到参谋司后，太平汽车厂仍然被要求改进。要不然，在更寒冷的地方，如何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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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1918年11月3日清晨5：55，我乘专列到达北京。
因为没有声张，来接我的人并不太多。只有陈庆良等文武高官。我与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就离开了火车站。稍后，戒严就取消了。自我离开列车，王敬英（警卫队长）就带人一直围在我身边。这也算是习惯了，我的警卫一向戒备森严。卫兵都是特别挑选的，受过专门的训练，不仅枪法好，且个个身材魁梧——可以为我挡枪。
来北京之前，秘书刘翼然曾问我，“到北京，是低调一点儿，还是大张旗鼓？”
我有些儿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我并不是个城府很深的人，我的习惯，亲近的人都清楚，刘翼然跟了我也好几年了，不可能不清楚。
刘翼然见我诧异，连忙解释道：“总统，我自然知道您不想扰民。不过，此去北京，总要有些声势，才好。”
这话非常有学问。什么地方有学问呢？
第一，是称呼。我在起义之初，称呼我什么的，都有。后来，关系密切，或身份相当的，就称我的字；普通称呼，则是“都督”。待国防军席卷八省后，通称则变成了“大帅”。“总统”是最近以来的称呼，自攻克北京后，这称呼就固定了下来。
第二，“不扰民”。老实说，我当学生时，最烦组织我们去迎接某某人。现在，却也不会自高自大，感觉自己被“万人景仰”。一句话，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其实并不在意，是张三，还是李四成为国家元首。在我记忆里支持率最高的时候，应该是文化大革命。不过，那时候就像轮子功一样，凡是说我不对，就是恶的/错误的，一律打倒。这东西，就像把列宁说成国际主义者一样，都是扯蛋。乔巴山见了列宁，回来就把外蒙古分裂出去了。
哎，又跑题了！（难道我就是传说中的跑题派吗？）
总而言之，我是个低调的人。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是民选政治的，亲民形象，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刘翼然这样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