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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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之一：通过整风运动，中央警备团详细地审查了干部，从组织上进一步纯洁了党与部队。并使部队划清了阶级界限，提高了革命警惕性。
变化之二：通过整风运动，彻底地揭发和深刻地批判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一次思想上的革命，大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克服了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不良倾向。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部队中个别人员的信心动摇，害怕困难情绪；战士中间的平均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干部随便辱骂、体罚战士的作风；某些同志在对政府及群众的态度生硬、蛮横的现象，部队中知识分子和工农出身的同志之间、新老之间、官兵之间的某些互相看不起、互不团结的现象；某些同志闹名誉、地位，不安心于后方警卫工作和轻视警卫工作的思想等情况有了极大的转变。
变化之三：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革命警惕性，加强了工作责任心，克服了不安心警卫工作和轻视警卫工作的错误思想，因而加强了警卫工作，保证了整风、实干运动期间繁重的警卫任务的完成。正当部队与延安各机关、学校进行实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时，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动员了大批兵力，企图“闪击延安”，并加紧他们的特务活动，在斗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之下，中央警备团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首长住地、路线和会议警卫；一方面加强了押解犯人和看守监狱的任务，干部、战士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保证了警卫任务的完成。
变化之四：经过整风运动，干部、战士在十分紧张、繁重的大生产运动中，都能忘我地进行生产，表现了不怕困难的精神和乐观情绪。1943年，中央警备团在照常担负警卫任务并进行整风、实干运动的情况下，开垦荒地1867亩，种地面积为3823亩，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及畜牧、商业等生产共计获利合小米1525409斤。
变化之五：经过整风运动，好学上进的情绪也大为提高。为了扫除文盲，中央警备团于1943年开展了千字运动，用一千个单字编成课本，不论担负警卫和生产任务的部队，都能抓紧时间进行学习。生产人员在去做工以前，都将生字写在镢头、锄头的把上，利用空隙时间进行学习，休息时即在地上用木棍子练习写字，渐渐扫除了文盲，提高了文化水平。另外，在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开展部队文艺体育活动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现了一批出席边区和中直英模代表会议的劳动英雄和各种工作模范。
变化之六：经过整风运动，改善了官兵关系，提出了“尊干爱兵”的口号，开展了“尊干爱兵”运动。整风运动后，干部的民主作风显著地改进了，能深入下层，关心战士，虚心地听取群众意见，和气地对待战士；战士们对干部也更加尊重了，组织性纪律性自觉地加强了。因此，部队内部的团结，特别是官兵团结空前地增强了。
变化之七：经过整风运动，改善了军队和群众、政府的关系。1943年春中央警备团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并遵循“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和中央首长的指示，于1943年、1944年春节期间，在部队中进行了“拥政爱民”教育和思想、纪律的检查，逐渐克服了军阀主义和受旧军队影响的思想残余，加强了群众意见，并使这种思想体现在每个指战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使群众工作成为部队经常性的工作。中央警备团通过组织军民联欢晚会、军民座谈会以及中央警备团文工队向群众演出和经常组织读报，向群众进行了政治宣传，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警备团组织了军民变工队，组织部队帮助群众生产，解决生产上的困难。仅仅1943年夏季，中央警备团即帮助群众锄草1200余亩，帮助移民开荒100余亩。特别是中央警备团还派干部、出经费，为群众开办了文化学校，派女同志组织妇女识字班，帮助男女农民学习文化。并组织军民联合俱乐部委员会、军民秧歌等，开展文娱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
大生产运动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七个年头。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民，打退了日寇的疯狂进攻，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反共“围剿”，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大大的巩固和发展，抗战胜利的大好形势已经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同时，为了克服解放区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在党中央号召之下开展起了大规模的军民生产运动。为了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在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下，中央警备团于1943年春起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当时的生产方针是以农业为主，并适当地进行手工业、运输业、供给性的作坊及其他副业生产，并采取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生产指导原则。由于有了以往生产的基础，由于整风后部队觉悟的提高，由于能够抽出更多的人力投入生产，1944年就成为了中央警备团生产规模最大的一年。全年中，在保证完成警卫任务的前提下，经过合理组织兵力，中央警备团共抽出半数以上的人员共580人投入了大生产运动。基本上每个连都有部分人员参加生产，个别连队则全部参加了生产。
1944年开始，中央警备团开始了大规模的垦荒工作。短短的几个月内，共开垦了荒地11501亩，使部队的耕地面积由1943年的3823亩，迅速扩大为13214亩。
在生产运动中，中央警备团大力进行了生产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其中心内容是提高部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部队认识到发展生产是为了自力更生，减轻民负，保证警卫任务的完成和抗战的胜利。同时，又不断地总结、交流了生产技术和经验。中央警备团的机关报《战卫报》和劳动现场上出版的《生产小报》、《山头黑板报》以及在现场上演出的小型歌剧等文艺活动，发挥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生产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总计1944年全年中央警备团共收入小米3633780斤。生产的收入使中央警备团的经费做到了自给面粉之百分之九十六点三。
中央警备团为了检验自己一年来的生产成果，表彰和鼓励先进，激发干部战士的生产热情，把生产运动搞得更好，做了一个月的筹备工作，于11月在团部所在地延安侯家沟的课堂内，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全团生产成果展览会。
展览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图表、实物，又有样品、标本。展出的物品都是由全团各个单位选送来的，有自己种植出来的颗大粒大的各种粮食作物；自己种的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自己挑选制作的猪、羊、鸡、鸭标本；自己腌制的数十种小菜；自己生产的纸张、香烟、肥皂；自己纺的线，织的布，打的毛袜、手套、鞋子；自己加工制作的军装、戏装；自己编织的筐子、打的草鞋等数百种物品。
同时，中央警备团还把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和先进集体的模范事迹，配上照片，加上说明，予以展出。
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十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亲临中央警备团，看了展览，接见了中央警备团的劳动英雄和先进集体，作了重要指示，给予了热情鼓励，使全团指战员深受教育和鼓舞。
在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杜林森、王国初、纪永昌等劳动模范，他们的名字与这个英雄的部队一起载入了历史，成了今天北京卫戍警卫部队官兵的生动教材。
劳动英雄杜林森
杜林森1921年生，河北省晋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轻的杜林森不仅有高昂的政治热情，结实健壮的体魄，娴熟的劳动技能，而且有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在开荒中，他坚持做到：饿了冲一阵，累了顶一阵，收工前突击一阵。因而，开荒数量多，质量高，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杜林森在一起1944年，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以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烧炭造纸为主要内容的大生产运动，并广泛开展了劳动竞赛。这年3月，当时“战卫部”在延安南十里堡后南沟，组织了有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农场、部队和当地群众代表50多位劳动能手参加的开荒大竞赛。杜林森在连续15小时的劳动竞赛中，以每分钟挖地50多镢头的速度，获得冠军，创造了陕甘宁边区一人一天开荒6亩3分多的最高纪录。当时在场参观的群众兴奋地说，这个人开得又快又好，真是比头牛还厉害。从此以后，杜林森“气死牛”的雅号就传开了。
杜林森先后出席中央直属机关英模代表大会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被授予“劳动英雄”的荣誉称号，毛泽东主席为他题写了奖状。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杜林森的事迹后，在陕甘宁边区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个学杜林森、赶杜林森、超杜林森的活动迅速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大生产运动。
杜林森的革命热情来自于良好的政治修养，也来自于中央领导和首长们的亲切关怀。他忘不了有一次他正在院子里练习算术时，毛泽东主席走了过来，要他好好学习，还亲自教他算了几道练习题。
造纸英雄王国初
王国初，曾任中央警备团延园造纸厂队长。1914年生，湖南省大悟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陕甘宁边区的著名劳动英雄。1941年至1944年在延园造纸厂工作期间，共造纸52295刀，一个月用手捞纸402刀，创造了陕甘宁边区同行业的最高纪录，先后出席中央直属机关英模代表大会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朱德总司令员亲笔为他题写了“造纸英雄”的奖状，延安《解放日报》以“完成一万刀——记的带头作用”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
1944年，为了保证部队用纸，上级要求延园造纸厂完成10000刀纸的生产任务。当时，造纸厂设备简陋，人手不多，生产能力低，基本上是靠手工操作。面对这一情况，大家都很着急。改造落后设备，暂时没有条件；向上级请求减任务，决不能开口。
时任中央警备团延园造纸厂队长的王国初
正在大家畏难之际，王国初首先想到的是：从人的潜在能力上想办法，从自己这个共产党员身上带头做起。他立即修订了自己的生产指标，提出全年生产纸1900刀，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厂生产任务的五分之一。为了落实生产任务，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他不怕苦累，天天一身浆水一身汗，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群众，第一个月就捞纸200刀，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好，创边区最高纪录，轰动了全厂，带动了群众。
在王国初的影响和带动下，延园造纸厂迅速掀起了“多捞纸、捞好纸”的竞赛热潮。
六月，尽管他旧病复发，经常吐血，但仍坚持生产。领导劝他休息，他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就让我继续干吧！”
七、八月份，由于河水浑浊，无法洗浆，他反复摸索，创造了用井水洗浆法，保证了雨季的正常生产。
这一年，延园造纸厂生产纸11274刀，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张思德来到安塞（1）
1944年开春，中央机关和枣园警卫人员，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组织了一支小分队，到离延安西北方向三十多公里的安塞开荒种地。张思德在南泥湾开过荒，在黄土沟烧过炭，当他报名申请参加进山生产的小分队时，成了警卫班的首选成员。
陕北的安塞，是以古风独具的腰鼓而闻名于世，后来又因毛泽东主席为牺牲于此的普通警卫战士张思德，发表祭文《为人民服务》而让天下人所熟知！安塞县，古为边关要塞，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境内遍布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文化遗址。秦始皇、汉武帝在此修过长城，开直道北御匈奴；唐宋时由于战争的需要，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堡寨、石窟。安塞县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彩陶、汉代画像、唐宋雕塑三个艺术高潮。明代以后，由于天灾人祸，生态破坏，形成了交通、文化的封闭。
在报名后的第二天，张思德就要进山执行任务了，班长让张思德在家休息一下，整理整理行装，把他要站的那班岗哨给免掉了。但张思德可不干了，他立马找到班长，说：“班长，我这一去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你还是安排我的岗哨吧，我要一直站到走的那一天！”张思德说着，深情地望着毛泽东主席那口窑洞灯光。他深深地爱着这个哨位，发自内心地喜爱着这日夜忙碌的灯火。
出发前，张思德不仅坚持站完警卫班的“最后一班岗”，而且还找了一些战友谈心。他还到枣园对面的侯家湾，同一些老战友告别。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年前调到机要科工作的陈耀，张思德像哥哥一样关切地对他说：“这次咱俩不能搭伴上山了，你要把上级交给的新任务完成好。”陈耀紧紧地握着老班长的手点头说：“嗯。”张思德又问：“这些日子，你的工作、学习怎么样？有啥子困难吗？”面对着老班长的关切，陈耀十分激动。
陈耀是山西省定襄人，祖传四代以打铁为生，家里贫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安身之地。1937年，他抗日参军，加入了自卫队。第二年陈耀西渡黄河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中央军委警卫营通讯班当战士。现在还健在的陈耀同志回忆起老班长的一些事情来，还历历在目。他记得，连队偶尔“打牙祭”吃一次肉，张思德也会把自己的那一份送给邻居的孩子吃。张思德比陈耀大6岁，像一位老大哥一样帮助陈耀，教他打草鞋，学文化，还教他用桦树皮和树枝写名字。陈耀的“耀”字特别难写，他就手把手耐心地教他几十遍。当时班里有12名战士，只有11床被子，陈耀和张思德同盖一床被子的日子就有3年。全班共用一个“三用盆”，既洗脸又洗脚，还盛饭菜，他们就用草木灰当“消毒剂”。
陈耀老人回忆说：“我们在延安时期，虽然生活特别艰苦，住的是土窑洞，睡的是‘弹簧床’（茅草床），但生活过得非常愉快。张思德教我打草鞋，想方设法用桦树皮写字、做饭筒，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让我终身难以忘记。”“张思德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
陈耀老人还说：“我觉得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为人民服务精神永不过时！”“ 我们要永远继承和发扬张思德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永远做发扬延安精神的典范，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没多久，小分队出发了，张思德和战友们身背生产工具，越延河，穿梢林，翻山谷，意气风发地来到安塞县石峡峪。不久，他们又住进了自己打在山沟中的窑洞里。
小分队和社会部联合组成生产农场。张思德被临时指定为农场生产队副队长，负责开荒生产。张思德拿出在南泥湾生产时的那股劲儿，披荆斩棘，烧荒翻土，哪里工作最苦最累，他就在哪里。
经过官兵们整整一个春天的奋战，大片的荒地开出来了，人迹罕至的山谷改变了面貌。眼看着谷子、糜子、玉米一天天长高长大了，石峡峪的山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