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刑架下的报告 作者:伏契克-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到了死亡的印记。真的，在某些国家甚至还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刽子手在行刑之前要和被处
决的人接吻。
晚上。
双手交叠的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地绕着圈子走，用拉长的不和谐的声调唱着悲哀的圣
诗：当太阳和星辰的光芒黯淡下去，黯淡下去……唉呀，人们啊，人们，你们停停吧。这也
许是一支美丽的歌，但今天，今天是五一节的前夕呀；是人类最美丽、最欢乐的节日的前夕
呀。我试着唱一首快乐的歌，但这歌声也许更凄凉，因为卡尔利克转过身去了，“老爹”在
揩眼睛。随它去吧，我不管，我继续唱我的。慢慢地他们也和我一同唱了起来。我满意地入
睡了。
五一节清晨。
监狱小钟楼的钟敲了三下。这是我到这里以后第一次清楚地听见钟声。也是我被捕以来
第一次完全神志清醒。我感到空气清新，风从敞开的窗口微微地吹拂着铺在地板上的草垫，
我感觉稻茬刺着了我的胸口和肚皮，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千奇百怪地感到疼痛，使我连呼
吸都很困难。突然，好像一扇窗子打开了那样，我明白了：这就是终结。我要死了。
死神啊，你真是姗姗来迟。我当然希望许多年之后才同你见面。我还想过自由人的生
活，还想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歌唱和遨游世界。要知道我正当壮年，还有很多很
多力量。而现在我却没有力气，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人们，我爱你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报
我时，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时，我是痛苦的。如果我曾得罪过谁，那就请原谅我
吧。如果我曾安慰过谁，那就请忘却我吧。永远不要让我的名字同悲伤连在一起。这是我给
你们的遗嘱，爸爸、妈妈、妹妹们：这是我给你的遗嘱，我的古斯蒂娜；这是我给你们的遗
嘱，我的同志们；这是我给所有我曾爱过的人的遗嘱。如果你们觉得，眼泪能洗去悲哀的思
念，那你们就哭一会儿吧。
但你们不要难过。我为欢乐而生，我为欢乐而死，如果你们在我的墓前放上悲怆的天
使，那对我是不公道的。
五月一日。往年这个时刻，我们早就到城郊集合，预备好了我们的旗帜。在这个时刻，
莫斯科街道上参加五一节检阅的先头部队已经在行进。而现在，就在这同一时刻，千百万人
正在为争取人类自由而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斗争中倒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
个。而作为这最后斗争的战士中的一个，这是多么壮丽埃但临死前的痛苦却不是那么壮丽
的。我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我听见，我喉咙里怎样呼呼地作响。这样会把同狱的难友吵
醒的，也许有点水润润喉咙就好了……可是罐子里的水全喝光了，在那边，离我仅有六步远
的牢房墙角的小便池里有足够的水。我难道还有力气爬到那里去吗？
我匍匐在地上，轻轻地、很轻很轻地爬行，好像临死时最要紧的事就是不吵醒任何人，
我终于爬到了，贪婪地喝着便池里的水。
我不知道在那里待了多久，也不知道爬回来用了多长时间。我的知觉又在消失。我摸了
摸自己手上的脉搏，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心涌到喉咙口又急剧地落了下去。我也随着它一起
落下去了。落下去了很长时间。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卡尔利克的声音：“老爹、老爹，你
听，这可怜的人，他死啦。”
上午医生来了。
这一切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医生来了，把我检查了一下，摇了摇头。后来他回到医务室，把昨夜已经填好我名字的
死亡证撕掉了，他以内行的口气说：“简直是一匹马。”
第三章 二六七号牢房
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
这我知道。
在庞克拉茨监狱的这段松木地板上，我来回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曾因看穿了捷克资产
阶级的腐败政策对人民的危害而坐过牢，也许当时坐的就是这间牢房。现在他们正把我的民
族钉上十字架，德国看守在我的牢房前面的走廊上来回走动，而在监狱外的什么地方，盲目
的政治的命运女神又在纺绩叛卖的线。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在人类走向
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呢？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啊，聂鲁达的耶稣圣婴。
“人类得救的道路茫茫。”但是人类已不再沉睡了，不再沉睡了。
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紧靠着一面墙壁的是一张行军床，另一面墙上钉着一
块暗褐色的搁板，上面放着陶制的碗盆。是的，这一切我都熟悉。只是现在这里稍加机械化
了：装上了暖气管，抽水马桶代替了粪桶——但主要的，是这里的人都机械化了。囚犯像一
架架自动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就是说，只要听到钥匙在牢门的锁孔里转动，或是听到打开
门上小窗洞的声音，囚犯们就跳起来，不管你在干什么，都得一个挨着一个直挺挺地站着，
门一开，看守长就一口气地叫喊：“Ａｃｈｔｕｎｇ。Ｃｅｌｅｃｖóｚｉｂｎｚｅｃｈｃ
ｉｋｂｅｌｅｇｔｍｉｔ－ｔｒａｊ#ｍａｎａｌｅｓｉｎｏｒｄｎｕｎｇ．”（用捷克语
字母拼成的德语：“注意。二六七号牢房住犯人三名秩序正常。”）二六七号就是我们的牢
房。不过这间牢房里的自动机器，运转得并不那么灵活。跳起来的只有两名囚犯。在那一段
时间里，我还躺在窗下面的草垫上，直挺挺地俯卧着。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一个半月
——后来我又活过来了：我的头已经能够转动，手已经可以抬起来，两肘已经能够支撑起身
子，我甚至已经试着翻身仰卧……毫无疑问，描写这事比起经历这些事要容易多了。
牢房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门上原来挂着三个人的牌子，如今换成两个人的牌子，现在
我们只有两个人了，那个曾为我唱过送葬诗的比较年轻的卡尔利克已经走了，只留下我对他
那善良的心的回忆。说实在的，我只依稀记得他同我们相处的最后两天的情景。他耐心地一
遍又一遍向我述说自己的经历，而我在他讲述时却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他的全名叫卡雷尔·马列茨，是个机械工人，在胡德利茨附近的一个铁矿井里开吊笼，
曾经从那里运出过地下工作所需要的炸药。他被捕入狱差不多有两年了，现在大概是去柏林
受审，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大批人，谁知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呢？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
他爱他们，非常爱他们。
然而他说：“要知道，我不可能不这样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他常常坐在我身边，强迫我吃东西。可是我却吃不下去。
星期六那天——难道我入狱已经八天了吗？——他采取了最强硬的措施：向监狱医务官
报告说，我来到这里以后，一点东西也没吃过。这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医务官成天绷着脸，穿
一身党卫队制服，不经他的许可，捷克医生连阿司匹林这类药方都不能开。这个医务官竟亲
自给我端来一碗病号稀饭，站在我身旁，看我咽完最后一口。这时卡尔利克非常满意自己干
预的成功。第二天，他亲自喂我喝了一碗星期日的汤。
但后来还是不行。我那被打烂的牙龈，连星期日土豆烧牛肉里煮烂的土豆都不能咀嚼，
肿胀的喉咙咽不下哪怕是小块的食物。
“他连红烧牛肉——红烧牛肉都不想吃，”卡尔利克站在我身旁忧郁地摇着头，埋怨地
说。
随后，他就狼吞虎咽地和“老爹”分享了我的那一份。
唉，你们不曾在一九四二年的庞克拉茨盐狱里待过的人，就不会懂得，也不可能懂得这
“红烧牛肉”是什么东西。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囚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的时候，当在澡堂洗澡的一些包着人皮的活骷髅清晰可见的时候，当每个囚犯用贪馋的目光
盯着他的同伴的几口食物的时候，当那令人作呕的干菜粥上浇点番茄汁就觉得是无上美味的
时候，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期，按规定每周两次——星期四和星期日——分饭的人在我们的
盘子里放上一勺土豆，再浇上一汤匙带几根肉丝的红烧肉汁，这简直就是开胃极了。是的，
问题还不在于开胃，而是这东西使人实实在在地记起了人的生活。在这个残酷而又违反常情
的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它是某种正常的、带有人间生活滋味的东西。人们一提起这“红烧肉
汁”，连声调都变得柔和优美了。——埃有谁能理解这一汤匙“红烧肉汁”对于面临着死亡
威胁的人是何等珍贵埃两个月后，我才明白了卡尔利克的惊奇。“连红烧牛肉都不想吃”，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我当时怎样地接近了死亡。
就在当天夜里两点钟，卡尔利克被叫醒。要他在五分钟内收拾停当，仿佛他只是出去溜
达一趟，而不是到新的监狱、集中营或刑场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似的，——谁知道他要上哪儿
去呢。他在我的草垫旁跪下来，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这时，走廊里传来了看守的一
声粗暴的吆喝，说明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是不能有这种感情的流露的，——卡尔利克跨出门
槛，咔嚓一声，门又锁上了……牢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将来还能见面吗，朋友？我们留下的人下一次又将在什么时候分别？我们俩谁会先
走，到哪儿去？又是谁来传唤他？是穿着党卫队制服的看守？还是那个没有穿制服的死神？
现在我只写出了初次离别时令人激动的情思。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一年了，然而送别这个
朋友时所引起的那种情思还不断地、有时甚至还是很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挂在牢房门
上的“两人”牌子又换成了“三人”，不久又改成“两人”，然后又出现“三人”，“两
人”，“三人”，“两人”。新的难友来了又去——只有最初留在二六七号牢房里的两个
人，依然忠实地住在一起。
这就是“老爹”和我。
“老爹”名叫约瑟夫·佩舍克，是个六十岁的老教员，教师委员会主席，他比我早被捕
八十五天，罪名是在草拟一项关于改革自由捷克学校的建议中“阴谋反对德意志帝国”。
“老爹”是一个……
可是，朋友，怎样来描写他呢？这是件很难的事。两个人，一间牢房和一年的生活。在
这共同生活的一年中，“老爹”这个称号上的引号消失了；在这一年中，两个不同年龄的囚
犯成了真正的父与子；在这一年中，我们彼此吸取了对方的习惯、口头禅，甚至说话的声
调。现在你不妨来试试，看能否分辨出哪些是我的，哪些是老爹的；哪些是他带到牢房里来
的，哪些又是我带来的？
他彻夜不眠地守护在我身旁，用浸湿的白绷带为我裹伤，驱走那逼近我的死亡。他忘我
地擦洗从我的伤口中流出的脓血，对于我的草垫四周散发出的那股臭味，从未表现过厌恶的
神情。他替我洗补那件可怜的破衬衫，这是我第一次受审时的牺牲品，当这件衬衣实在无法
再穿时，他就把自己的那件给了我。他还趁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机会，在监狱的院子里
冒险替我采摘雏菊和草茎。每当我去受审时，他总是以一种爱抚的目光伴送我；回来后又用
新的绷带包扎我的新伤口。每逢我夜里被带去受审时，他总是不睡，一直等到我回来，把我
扶上草垫安置好，小心翼翼地替我盖上毯子之后，他才去睡觉。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在我们共同度两条腿站立起来，能尽到做儿子的义务的时
候，也从来没有改变。
朋友，我一口气是写不完这一切的。二六七号牢房内那一年的生活是丰富的，不管发生
什么事情，老爹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对付。这一切都是应该写到的。不过我的叙述还没有
结束呢（看来还有希望写完）。
二六七号牢房的生活是丰富的。看守差不多每小时都开一次门来检查。这也许是按规定
对一个案情重大的“共产党罪犯”的严格监视，但也许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这里常常死去
一些不该死去的人。然而大家确信必然会死去的人又活下来的事，却很少发生。别的走廊上
的看守常到我们牢房里来聊天，他们有时悄悄地掀开我的毯子，带着内行的神气察看我的创
伤。然后按照各自的脾气，说上几句无聊的俏皮话，或者伪善地装出一副同情的模样。其中
有一个——我们最初给他起的绰号叫牛皮大王——比别人来得都勤，他满脸堆笑地探问这个
“赤魔”需不需要点什么。不，谢谢，不需要。过了几天，牛皮大王终于看出这个“赤魔”
需要点什么了，那就是刮脸。于是他领来了一个理发师。
这个理发师是我最早认识的别的牢房里的囚犯：包切克同志。牛皮大王的热心帮了倒
忙。老爹托着我的脑袋，包切克同志跪在草垫旁，用一把钝了的刮脸刀努力在我那杂草般的
胡须中开出一条道来。他的手在颤抖，两眼噙着泪水。他相信他是在替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修
脸。我竭力安慰他说：“大胆点吧，朋友，我既然经受得住佩切克宫的拷打，也就经受得住
你的刮脸刀。”
但我的力气到底不行，因此我们俩只得不时停下来喘一口气。
过了两天，我又认识了两个囚犯。佩切克宫的头目们失去耐性了。他们派人来传我去，
尽管医务官每天都在我的传票上批着：“不能移动”，但他们却不管，下命令无论如何也要
把我抬去。于是两名穿着杂役制服的囚犯，扛来了一副担架，搁在我的牢房门前。老爹费力
地给我穿上衣服，同志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斯科舍帕同志，后来在
整个走廊里当上了服务周到的“大叔”，另外一个是……下楼梯时，我从倾斜的担架上往下
滑，一个抬着我的人向我说道：“扶住了。”
紧接着又放低声音加了一句：
“要坚持。”
这次我们没有在接待室停留。他们把我抬得更远，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直向出口处
走去。走廊里挤满了人——这一天是星期四，是囚犯们的家属来取洗换的衣服的日子——他
们都望着我们这个凄惨的行列，人们眼里流露出哀怜，我可不大喜欢这个。于是我把手握成
拳头举到头上挥动。也许他们看见了会懂得我在向他们致意，或者没有看清这个幼稚的动
作，但我只能做到这样了，我没有更多的力气。
到了庞克拉茨监狱的院子里，人们把担架放到大卡车上，两名党卫队队员坐在司机旁，
另两名紧握着打开了枪套的手枪站在我的头边。车开走了。道路实在太不理想：一个坑，两
个坑——没开出两百米，我就失去了知觉。这样乘着汽车在布拉格街道上走，实在有些可
笑：一辆可容纳三十个犯人的五吨大卡车，现在却仅仅为了一个囚犯耗费汽油，并且前后各
站着两名党卫队队员，手里还握着枪，怒目盯着一具失去了知觉的躯体，唯恐他会逃走。
第二天，这个滑稽剧又重演了一遍。这次我一直支持到佩切克宫。审讯没有多久。反共
科的弗里德里希科员毫不客气地“碰了碰”我的身子，于是我又在昏迷状态中被运了回来。
我还活着这一点，现在已确定无疑了。疼痛是生命的孪生姊妹，它十分清楚地唤起了我
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