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刑架下的报告 作者:伏契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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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找到了党。
像许多类似的情形一样，这条路是通过苏联达到的。早在德寇占领以前，他们就明白了
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他们曾在家里掩护过一些德国同志。
在最困难的年代里——苏联被入侵和一九四一年的第一次戒严期间，中央委员会的全体
成员就在他们家开过会。经常在他们家借宿的有洪扎·齐卡和洪扎·切尔尼，而以我的次数
为最多。《红色权利报》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里写的，许多决议是在这里通过的，就在这里
我第一次认识了“卡雷尔”——切尔尼。
他们夫妇俩都非常谨慎小心，遇到什么意外情况时——在地下工作中是经常会出现各种
意外情况的——他俩总是知道该怎样处理。他们做这方面的工作很内行。谁也不会想到，这
么一个好心肠的高个子铁路小职员维苏希尔和他的太太会参与这种犯禁的事情。
然而他在我之后不久竟被捕了。我在狱中第一次看见他时，感到惶恐不安。万一他供出
来，那一切就会受到多大的威胁。但他沉默不语。他被抓到这里来，是因为他把几张传单给
了一位朋友。——关于他盖世太保除了知道几张传单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几个月后，由于有人出卖，盖世太保知道了洪扎·切尔尼曾住在维苏希洛娃的妹妹家
里，于是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把佩彼克“审问”了两天，想从他那里探听到我们中央委员会的
“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踪迹。第三天佩彼克来到“四○○号”，小心翼翼地坐到一个座位
上，因为新的伤口使他非常难于坐下。我用疑问但同时也是鼓励的目光不安地望着他。他用
努斯列区人那种简明的语句愉快地回答说：“只要脑袋不肯，那么嘴或屁股都不会说出来
的。”
我很熟悉这个小家庭，我知道他们俩是怎样地相亲相爱，当他们俩不得不分别哪怕是一
两天时间，他们都是多么闷闷不乐埃如今几个月过去了——在那个米赫列区舒适的住宅里，
这些日子对于那个已经到了觉得孤独比死更为可怕的年龄的女人说来，该是多么沉重埃她做
梦也在想怎样营救自己的丈夫，幻想他怎样回到这个小小的充满着田园乐趣的家庭里来，回
到他们有点可笑地相互称呼“小妈妈”和“小爸爸”的家里来。她终于重新找到了唯一的道
路：继续工作，为了自己，也为了他。
一九四三年新年之夜，她独自坐在桌子旁边，把丈夫的照片摆在他平常坐的那个地方。
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她和丈夫的酒杯碰了杯，祝他健康，愿他早日归来，希望他活到解放。
一个月后，她也被捕了。这个消息使“四○○号”里的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因为她是狱
外联络员之一。
可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他们没有拷打她，因为她病得很厉害，经不起他们的拳打脚踢。可是他们用了更可怕的
手段：用想象来折磨她。
在她被捕前几天，他们就把她丈夫送到波兰去做苦工了。
审问时，他们对她说：
“您瞧，那边的生活多苦呀。即使十分健康的人也都够呛，何况您丈夫还是个残废。他
会受不了的，很难熬下去。他会在那边什么地方死去的，那您就再也见不到他啦。像您这样
的年纪，还能再找到谁呢？如果您放聪明点，把您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那我们立刻就可
以把他给您放回来。”
他被发放到那边的什么地方去了，我的佩彼克。可怜的人埃谁知道他会怎样死去呢？他
们杀了我的妹妹，又要杀我的丈夫，留下我独自一个人，完全孤独的一个人。是的，我这样
的年纪，还能再找谁呢？……我将要独自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我能保住他，能让
他们把他还给我……但是，要用这样的代价？如果这样做，我就不再是我了，他也不再是我
的“小爸爸”了……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她不知在什么地方，在盖世太保设立的无数流放组中的一个组里消失不见了。紧接着又
传来了佩彼克在波兰死去的消息。
丽达
我头一次到巴克萨家里去是在一个晚上。家里只有约什卡和一个目光伶俐的女孩子，大
家都叫她丽达。她可以说还是个孩子，一直好奇地注视着我的大胡子，显然她很满意，因为
屋子里增添了一位能同她闲谈一会儿的有趣的生客。
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她原来已经十九岁了，是约什卡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她姓普拉
哈，但她却一点也没有这个姓的特征，她常在业余剧团演戏，非常喜欢舞台生活。
我成了她所信赖的人，根据这一点我意识到自己在她眼中已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了。
她把自己那些青年人的痛苦和梦想都告诉了我，并且经常跑到我这里来，把我当作她同姐
姐、姐夫吵嘴时评判是非的仲裁者。她像许多少女一样是性急的，也像最小的孩子一样是被
娇惯了的。
我在隐居了半年之后，头一次上街散步就是她陪着去的。
一个上了年纪的跛脚老头同自己的女儿一道散步，比自己一个人走路会更不惹人注意，
因为路上的人多半是看她而不看他的。因此，第二次又是她陪我散步，还陪我去进行第一次
秘密接头，陪我去秘密联络点。这样一来——正如起诉书中所说的——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
的联络员。
她喜欢做这种工作。但她并不关心这种工作的意义和好处。她只觉得这是一种新奇的、
有趣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带有几分冒险味道的工作。这对她就够了。
我一直让她做一些零碎的小事，我不想告诉她太多。假如她一旦被捕，一无所知比意识
到“有罪”对她是更好的保护。
但丽达越来越熟悉这个工作了。她能够担负起比只是去叶林涅克家跑跑，送个通知这类
事情更为重要的事了。她已经到了该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工作的时候了。我开始向她上课。
这是一门课程，完全正规的课程。丽达勤奋而又愉快地学习着。表面上她仍是一个快乐、轻
率，甚至还有点淘气的少女，但内心已经不一样了。她在思索，她在成长。
在工作中她认识了米列克。他曾经担负过一部分工作，但他善于自吹自擂。这使丽达对
他发生了好感。她也许没看透米列克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我也没有看透。主要是由于
米列克所担负的工作和他那表面的信仰，使丽达和他比和别的青年人更接近起来。
对事业的忠诚，在丽达的心里迅速地生长并扎下了根。
一九四二年初，她开始结结巴巴地谈到她想入党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忸怩不安。也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严肃地对待一个问题。我还拿
不定主意，还想再教育教育她。需要再考验考验她。
一九四二年二月，她被中央委员会直接吸收入党了。在一个严寒的深夜，我们一同回
家。平时爱说话的丽达，今天却沉默着。走到离家不远的田野里，她突然停下来，用轻得使
你能同时听到每一片雪花飘落在地上的声音说：“我知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从现在起，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决不变节。”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她果然没有变节。
她担任中央委员之间最忠实的联络员。她经常接受最危险的任务：重新接上断了的关
系，营救处境危险的同志。当我们的秘密联络点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丽达就会像鳗鱼似的
游到那里去巡视一番。她像从前一样做着这一切，自然、快乐而无忧无虑，——然而内心却
隐藏着坚定的责任感。
在我们被捕后的一个月她也被捕了。米列克的招供，使盖世太保注意到了她，他们没费
多大劲就查清楚了，丽达曾经帮助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转移并转入地下。她摇头，发脾气，装
成一个轻浮的少女，仿佛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做这些越轨的事和它所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她知道很多，但一点也没有供出来。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她在狱中也不停顿地工作。环境
变了，工作方式变了，甚至任务也变了。但对于她来说尽党员的义务却没有变——无论在什
么情况下，决不袖手旁观。她仍那样忘我地、迅速而准确地完成所有的嘱托。如果需要有人
去为外面的同志打掩护，丽达就会带着一种天真的模样，把某种“罪过”承担下来。她当上
了庞克拉茨监狱的杂役。几十个素不相识的人都靠了她而免遭逮捕。约莫一年以后，他们在
她身上搜到一张纸条，她的这个“职业”就断送了。
现在她同我们一道去帝国受审。她是我们这批人中唯一有希望活到解放的人。她还年
轻。要是我们不在人间，请你们千万别让她掉了队。她需要多多学习。应该教育她，不允许
她停滞不前。要给她指引前进的道路，不允许她骄傲或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她在最困难的时
刻经受住了考验。她经过了烈火的冶炼，证明她是用一种优质的金属造成的。
主管我的警官
这不在雕像之列。他是一个木偶，一个有趣的、比较重要的木偶。
如果你十年前坐在葡萄街“弗洛拉”咖啡馆里用钱在桌上敲敲或叫一声：“领班的，收
钱。”突然就会在你身旁出现一个穿着黑礼服的瘦高个子，像条蜥蜴似的弯弯曲曲地在桌椅
之间迅速而无声地穿过来，立刻将帐单交给你。他有野兽那种敏捷而轻巧的动作，一双锐利
的兽眼，什么都不会放过。
你甚至无须说出自己的愿望，他就会给你指挥侍者：“第三桌，要一大瓶白丁香”，
“右边靠窗那桌，一碟点心和一份《国民新闻》”。对于顾客说来，他是一个好的领班，对
于其他雇员说来，他是一个好同事。
但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认识他是在很久以后，在叶林涅克家里。这时他的手里已
经握着手枪而不是铅笔了。他指着我说：“……我对这个人最感兴趣。”
说实在的，我们两人彼此都感到兴趣。
他天生机智，同其他盖世太保相比另有一种特长：善于辨认各式各样的人。因此，他在
刑事警察中无疑能获得成功。
小偷、杀人犯、社会渣滓，大概都会在他面前毫不迟疑地坦白交代，因为这种人最关心
的就是自己的性命。但这样一种只顾自己性命的人，落到政治警察的手中却是很少的。在这
里，警察的奸计不仅要对付被捕者的反奸计，而且还要同远比这个大得多的力量：同他的信
念，同他所属的那个集体的智慧进行较量。对付这些，就不是奸计甚至殴打所能奏效的了。
你很难在“主管我的警官”身上找到坚强的信念，正像你也很难在其他盖世太保身上找
到这种信念一样。假如能在他们某个人身上找到一种信念的话，那它也是出于愚蠢，而不是
来自人的智慧、思想修养和知识。如果总的说来，他们仍然做得颇为成功的话，那是因为这
一斗争持续得太久，太受空间的限制，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地下斗争的条件更为困难。俄
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曾经说过，能经受住两年地下斗争的考验的人就是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
者。在俄国，如果火烧到莫斯科城下，他们还可以转移到彼得堡去，或者从彼得堡再转到敖
德萨，消失在谁也不认得他们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可是在这里，你只有一个布拉格，
除了布拉格还是布拉格，城里大约有一半人认识你，他们能集中起全部奸细来对付你。虽然
如此，我们却坚持了这么多年，毕竟还有好些同志已经做了五年地下工作而没有被盖世太保
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经验丰富了，同时也是因为敌人虽然强暴、残
酷，但他们除了屠杀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本领。
Ⅱ一Ａ１科里的三个人是以极端残酷地摧毁共产主义事业而闻名的，他们都佩着黑、
白、红三色绶带，表示在战争中反对内部敌人特别勇猛。这三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赞德尔
和“主管我的警官”约瑟夫·博姆。他们很少谈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
很少。他们不是为着政治信仰在战斗，而是为了自己，因此他们各有一套。
赞德尔是一个老在发脾气的矮个子，他也许比别人都会耍警察手段，但他更贪财。有一
次他从布拉格调到柏林，没几个月他又要求调回原单位。因为在帝国的首都供职对他说来是
降级，也有经济上的损失。在黑暗的非洲或布拉格这样的殖民地当差，他就是一个有权有势
的大官了，也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充实他的银行存款。赞德尔是勤于职守的，为了表现自己的
勤奋，他经常喜欢在吃午饭时审问犯人。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家瞧见他私下里还有更热
衷的事情。谁落在他手里都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谁家里有存折、股票之类的东西，就会更加
不幸。这人准会在短时间内死去，因为存折和股票都是赞德尔心爱的东西。他被认为是这一
行里精明内行的官员。（他的捷克助手和翻译斯莫拉却跟他略有不同，是个文明强盗：谋
财，不害命。）弗里德里希是一个黑脸膛的瘦高个子，有着一双狠毒的眼睛和凶恶的狞笑。
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作为盖世太保的特务进入共和国，杀害流亡在这里的德国同志们。他特
别喜欢死人。在他看来无罪的人是没有的。凡是跨进他办公室门槛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喜
欢通知妇女们，说她们的丈夫已经死在集中营里或被处决了。他喜欢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七个
小小的骨灰盒给受审者看：“这七个人都是我亲手处死的。你将是第八个。”
（现在已经有第八个了，因为他杀死了扬·日什卡。）他喜欢翻阅那些旧的案卷，看到
被处死者的名字就满意地对自己说：“肃清了。肃清了。”他喜欢折磨人，特别喜欢折磨女
人。
他嗜好奢华——这只不过是他的警察活动的附带的目的。假如你有一所陈设漂亮的住
宅，或者一家衣料商店，那就只会加速你的死亡，一切就是这样。
他的捷克助手聂格尔，大约比他矮半个头。他们之间除了个子高矮之外，没有什么差别。
博姆是主管我的警官，他对钱和死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嗜好，然而他处死的人不见得比前
两个人少。他是一个冒险家，总想出人头地。他在盖世太保那里干了很久。他原是“拿破仑
餐厅”的招待员，贝兰的党徒们经常在这里举行秘密集会，贝兰本人没有向希特勒报告的
事，博姆却去做了补充。可是这哪能比抓人、掌握人的生杀大权和决定人们全家命运这样的
事更引人注目呢。
他倒不一定非要悲哀地了结一些人才感到过瘾，可是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出人头地的话，
那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对于一个追求赫罗斯特拉托斯荣誉的人说来，美和生命又算得了
什么呢？
他建立了一个也许是最大的奸细网。他是一个带着一大群狼犬的猎人。他捕猎往往只是
为了爱好。他认为审问是最枯燥乏味的事。他最感兴趣的是抓人。然后看着人们站在他面
前，听候发落。有一次，他逮捕了两百多个布拉格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工人、司机和售票
员，他赶着他们在铁轨上走，阻碍了交通，扰乱了运输，他却感到极大的快慰。后来，他又
把其中一百五十人释放了，夸口说这一百五十个家庭会把他当作大恩人。
博姆经常处理一些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