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像棵大树_林丹环-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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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看不懂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事最不好讲。
比如腐败。中国人喜欢腐败吗?当然不喜欢。
提起腐败,中国人没有不咬牙切齿痛心疾首恨之入骨的。就连那些行贿受贿者,也未必当真喜欢腐败。如果不受贿即可财源滚滚,他为什么要冒丢官下狱的风险?如果不行贿就能通行无阻,他又为什么要拿自己的钱送人?
多数人是不喜欢腐败的。但他们又离不开腐败。
事实上许多中国人一旦自己有事,首先想到的便是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如果所有的官员都当真既不吃请也不收礼,恐怕不少人就会怅然若失,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自己的事到底办不办得成。所以,不反腐败是不行的,反得太厉害怕也不行。最好是留一条尾巴,限制在吃一两顿饭和收一两条烟的范围内,则皆大欢喜。
你说这都是逼出来的?也未必。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反对,都憎恶的。但如果你请那从未参加过的人一起来吃,则多半会欣然前往,且面有得色。可见他反对的并不是公款吃喝,而是别人有份自己却没有。因为自己没有份,便只好连公款吃喝一起反对。
显然,不是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也不是中国人当前一套背后一套,而是为人处世的原则或法则太多,又往往互相矛盾。老祖宗留下了不少遗训,这些遗训常常都是要打架的。比方说,老祖宗谆谆教导我们,一个人,应该“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同时又会告诫我们“少管闲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么,我们是管还是不管?哈!这你就不懂了。管不管,要看那事是不是“闲事”。如果是闲事,就不该管;不是闲事,就该管。所以,见义勇为是对的,袖手旁观也是对的。
中国有句老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就是说,有理没理,不光看讲不讲得出道理来,还要看你是“公”是“婆”。
这样一来,研究中国人“国民性”或“民族性”
的人就麻烦了,他实在想不出该用哪一两个词或一两句话来概括中国人。比方说,中国人耿直却又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古板却又灵活,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常乐却又梦想暴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爱抱团儿却又好窝里斗,爱挑刺儿却又会打圆场,不爱管闲事却又爱说闲话,懂得“只争朝夕”的道理却又主张“慢慢来”,等等,等等。
结果,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着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先富起来”,却又最终弄得“一穷二白”,因为“落后”而“挨打”。总之,中国人是不大容易看懂的。岂但外国人“看不懂”,便是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说得清”。
其实,就连“说不清”也是不对的。如果你用“说不清”三个字来概括中国人,保准有人立马表示反对:说不清?怎么说不清?我就说得清。然后,他会一五一十地说将起来,而且说得头头是道,说得旁边的人直点头。可是,点头又怎么样呢?他听张三讲的时候会点头,听李四讲的时候也会点头,因为张三李四讲的都对。但你要以为张三李四观点一致,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说法很可能正好相反——张三讲的是“公理”,而李四讲的是“婆理”。何况在中国,点头并不一定表示赞同(当然也不一定表示不赞同)。
它可能是表示在倾听,或者表示礼貌,甚至只不过是习惯动作而已。
中国人的事儿,实在是麻烦。
就说吃饭。中国人是最爱请客吃饭的。南方北方,都一样。但如何吃,吃什么,却不大相同。北方人请客吃饭,总是整一桌子菜,盘子叠盘子碗摞碗。那些菜,往往也都很实在,整个的鸡整个的鸭,整个的猪腿或羊腿,总之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南方的盘子就要小得多,菜的分量也少很多,几乎一筷子就可以夹完,但花色品种则比较丰富,一只鸡可以做好几种菜,一条鱼也可以两吃或者三吃。于是北方人就瞧不起南方人了,认为他们小气。南方人也看不上北方人,认为他们傻气。最好玩的是,他们都认为对方虚伪。北方人说,弄那么一点点菜,让人不敢下筷子,这是请的哪门子客?虚情假意吧?南方人则说,明明吃不完,还要不停地上菜,这是让人吃还是让人看?虚张声势嘛!那么到底谁虚伪?其实谁也不虚伪。北方人认为,既然诚心诚意请人家吃饭,就得让人能够放开肚皮吃,这样才实在。南方人则认为,实实在在地待人,就用不着铺张浪费。菜嘛,够吃就行,弄那么多干什么?如果是自己家里人吃饭,有这么摆谱的吗?没有吧?再说,弄那么多菜,岂不把人家当成了饭桶?还是能吃多少弄多少的好。这可真是“南辕北辙”,猴吃麻花儿——满拧。结果,他们虽然都很实在,却又都被认为是虚伪。
你看,同样是中国人,南方北方就大不一样。中国人,是不是很难说得清?
心香一瓣
岂止是中国人难以说得清?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和国家,不也是难以说得清吗?人性本来就是一部复杂而有趣的书,一生一世也读不完、读不透。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界处于永恒的变化发展之中;“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矛盾又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每个时代的人都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都要受到社会大环境和所处的具体环境对其性格的影响和塑造。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地域广袤而复杂,中国人的性格也不能以一概之。要读懂中国人,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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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只有青山无古今
曾敏之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是杜甫题赠卫八处士的一篇著名的诗,描述他与卫八处士别来有似天上的参商二星难于相聚,可是却有缘重上卫八处士的家园,于是举觞叙旧。但这终是匆匆相聚,于是又不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古代交通艰险,关山遥隔,不能不起这样的浩叹。
古今之异,而今有如天壤之别。不论是乡亲、朋友、同事、同学……虽然各居东西,只要有相聚会晤的需要,现代的海陆空交通,以至电视网络,都能让人不再有聚少离多之憾。这种新的人生体验,还有谁会不珍惜呢?
可是,世事却常出意外,最近从电视上看到附有解说的镜头,说是在一些同学会上,有人发出了“相聚不如怀念”的慨叹声。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同学会中因各人的身份、穷通、级别、名衔等等,出现了区别、歧视、冷遇的现象。哪怕是数十年前的老同学,如果自己事业无成,有潦倒的形象,就在“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的氛围中,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
当然,也有心存忠厚、不忘旧谊、笃守道义的人,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相聚不如怀念”。因为相聚毕竟无多,他们更看重对有限的生命历程和情谊的怀念。所有这些,都令人不胜今昔之感。
谁也难以否认,自古以来,所谓同窗、同学,也是朋友,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朋友属于一伦,这是每个人在社会环境中所难以避免的。按照伦常推理来说,人对家庭、对亲属或不免存有私心,但与朋友交往却可以超越利害关系,因此友道一伦为古今所崇念。此中包括着互信、互助、互勉,也有互相的求同存异与宽容。而重利害的结合,就呈现为另一种丑恶的情景了:利尽交疏,甚至因妒忌而陷害朋友,攫取私利;或一朝得志,就如鲁迅所形容的,“一阔脸就变”。而正是那些炫耀势利的同学聚会中出现的丑态,令老同学、老朋友尝到了清代诗人黄仲则所叹息的“十有九人堪白眼”的滋味。
在钱欲狂潮席卷之下,钱、权结合已损害了传统伦理道德,也抛弃了人文情操。古越歌谣写道——君乘车,我戴笠,
他日相逢下车揖。
君担簦,我跨马,
他日相逢为君下。
这真是遥遥千载以上的古风了,今日缅怀这古风,也恐怕要被讥讽为“老土”或“食古不化”了吧。
可是仍有“相聚不如怀念”的道义和感情在。诗人陈凡在题赠天津作家方纪的诗中有这样的警句:“可叹交亲每为荣悴改”,于是诗人赞美青山永远不变,永以翠色迎人。青山是不以荣枯看待人的,他以此形容与方纪的友情。唐代诗人李白放吟“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也含有青山不变的道理在。而南宋的词人辛弃疾更以《贺新郎》描写了他与青山的关系:“甚矣吾衰矣:恨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
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比辛弃疾看青山更深一层的是另一位宋代诗人戴复古,他讽吟道——摩挲老眼从头看,
只有青山无古今。
想来,朋友之伦,不应落到“只有青山”,而再也不见青山似的人了吧!
心香一瓣
真挚的友谊,应当能够经得起时空的考验,应当如青山一样亘古长青。然而,世间这样伟大的友谊并不多。多少友谊之花经历岁月风尘的洗礼后渐渐枯萎,或者异变为一株长满仇恨之刺的毒草……我们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归结为这一切的根源,但实际上终究是利益因素在作祟。深情古谊、忘年之交,只能根植于真诚的沃土,只能用心灵的雨露去滋润。只要双方都保持一颗青山似的心,时时呵护、珍重彼此间的感情,何愁你我间的友谊不能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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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画虎
朱湘
“画虎不成反类狗,刻鹄不成终类鹜。”自从这两句话一说出口,中国人便一天没有出息似一天了。
谁想得到这两句话是南征交趾的马援说的。
听他说这话的侄儿,如若明白道理,一定会反问:
“伯伯,你老人家当初征交趾的时候,可曾这样想过:征交趾如若不成功,那就要送命,不如作一篇《南征赋》罢。因为《南征赋》作不成,终究留得有一条性命。”
这两句话为后人奉作至宝:单就文学方面来讲,一班胆小如鼠的老前辈便是这样警劝后生:学老杜罢,学老杜罢,千万不要学李太白,因为老杜学不成,你至少还有个架子;学不成李的时候,你简直一无所有了。这学的风气一盛,李杜便从此不再出现于中国诗坛之上了。所有的只是一些杜的架子,或一些李的架子。试问这些行尸走肉的架子,这些骷髅,它们有什么用?光天化日之下,与其让这些怪物来显形,倒不如一无所有反而好些。因为人真知道了无,才能创造有;拥着伪有的时候,决无创造真有之望。
狗,鹜。鹜真强似狗吗?试问它们两个当中,是谁怕谁?是狗怕鹜呢?还是鹜怕狗?是谁最聪明,能够永远警醒?无论小偷的脚步多么轻,它都能立刻扬起愤怒之呼声,将鄙贱惊退?
画不成的老虎真像狗,刻不成的鸿鹄真像鹜吗?
不然,不然。成功了便是虎同鹄,不成功时便都是怪物。
成功又分两种:一种是画匠的成功,一种是画家的成功。画匠只能模拟虎与鹄的形色,求到一个像罢了。画家他深探入创形的秘密,发现这形后面有一个什么神,发号施令,在陆地则赋形为劲悍的肢体、巨丽的皮革;在天空则赋形为剽疾的翮翼、润泽的羽毛,他然后以形与色为血肉毛骨,纳入那神,抟成他自己的虎、鹄。
拿物质文明来比方:研究人类科学的人如若只能亦步亦趋,最多也不过贩进一些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既不合时宜,又常多短缺。实用物质科学的人如若只知萧规曹随,最多也不过摹成一些欧式的工厂商店,重演出惨剧,肥寡不肥众。日本便是这样:它古代摹拟到一点中国的文化,有了它的文字、美术;近代摹拟到一点西方的文化,有了它的社会实业;它只是国家中的画匠。我们这有几千年特质文化的国家不该如此。我们应该贯进物质文化的内心,搜出各根柢原理,观察它们是怎样配合的,怎样变化的,再追求这些原理之中有哪些应当铲除,此外还有些什么原理应当加入,然后淘汰扩张,重新交配,重新演化,以造成东方的物质文化。
东方的画师呀!麒麟死了,狮子睡了,你还不应该拿起那枝当时伏羲画八卦的笔来,在朝阳的丹凤声中,点了睛,让困在壁间的龙腾越上苍天吗?
心香一瓣
画匠与画家、文字匠与作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是一个纯粹的工匠,而后者则是一个灵魂工程师。简言之,能否创新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虽说创新离不开学习和借鉴,但创新不是“依葫芦画瓢”亦步亦趋地模仿,而是要学会借“蕴”。一个国家,只有大力进行自主创新,才能真正增强国际竞争力。
创新,不是闭门造车。唯有深入实践,才能开掘出创新的源头活水。要善于挖掘既有素材,深度开发已有资源,运用联想,发散思维,才能打通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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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节操
曹聚仁
中国历史上所谓士君子,以节操为重,取巧躲避,却并不是儒家之道。东汉末年,党锢祸起,张俭亡命困迫,无论投向什么人家,只要知道是张俭,明知要惹大祸,大家甘于破家相容。范滂初系黄门北寺狱,同囚的很多生病;滂自请先受榜掠,三木囊头暴于阶下。滂遇赦归乡,又以张俭案株连,朝廷大诛党人,诏下急捕范滂等。督邮吴导抱诏书闭户伏床而泣,范滂听到这消息,知道督邮为的是他自己,便到县自首。县令郭揖解印绶,愿与范滂同走,语滂曰:
“天下这么大,你怎么到这儿来?”范滂道:“我死了,大祸也就完了,怎么可以牵连到别人呢?”滂别母就狱。他的母亲安慰他道:“和李膺、杜密死在一起,岂不是很光荣的吗?”党案牵连到李膺,有人劝李膺出走。李膺道:“处事不怕难,有罪不逃刑,乃是臣下的本分。我今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往哪儿逃呢?”便就狱受毒刑而死。党案株连所及,各人的门生故吏及其父兄,都在禁锢之列。蜀郡景毅曾叫他的儿子从李膺为门徒;因为未有录牒,免于禁锢。景毅便自请免官,道:“因为敬仰李膺的为人,才着儿子去从他;难道漏列名籍,便自苟安了吗?”这种种地方,都可以想见当时士君子重节操、轻性命、不肯躲避取巧的情形。
祸患到来的时候,亲戚故旧远嫌避祸的,本来也很多。但就儒家的节气来说,远嫌避祸,也是不应该的。孔融性刚直,时常和曹操相冲突。友人脂习每劝融明哲保身。后来孔融被曹操所杀,陈尸许下,没人敢去收尸。脂习即往抚尸痛哭,被曹操所拘囚而不顾。又如张俭因党案逃至鲁国,欲投依孔褒,恰巧孔褒不在家,孔融年仅十六,擅自收容下来。后来事泄,褒、融二人均被收送狱。孔融挺身道:“我做主收容张俭的,请长官办我的罪!”孔褒道:“张俭是来找我的。和舍弟没有关系的,请办我的罪。”吏不能决,只好探问他们母亲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