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像棵大树_林丹环-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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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撒谎，然而诚实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丝毫矫情。为什么我们能够最后保持胜利？正因为这个老大民族忽然迸出了这些信心坚定视死如归的年轻人。古代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被判死以前，曾为自己这样申诉：‘我宁可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你们的样式说话而生。’”
据说陆蠡是个口齿钝拙、情感深敛、甚至有几分羞怯的老实人，他天真而朴实，但在事关大节面前，他竟是如此镇静从容，义无反顾，毫不含糊，一个年轻而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就这样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但从他身上迸射闪耀的，正是大勇者不灭的光辉。
近日见报载，欧美正在纪念二次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这次为开辟第二战场的登陆之举，是给德国法西斯以致命打击的战略决策，当时指挥此役的最高统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据现在发表的回忆文章说，当时在决定登陆的时机上，是颇费踌躇的，天气又极端不好，暴雨如泻。据预报只有六月六日可能晴朗一天，统帅部内众说纷纭。但是拖延时日，这次事关二次大战前途的重大战役秘密，就有可能被德军识破，而登陆如失败，其影响与后果则更不堪设想。
在这重重严峻沉重的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思索再三，断然决定于六月七日按照计划，大举出击登陆，慨然表现出他作为统帅的无畏胆识与雄大气魄。登陆终于一举成功，为战胜法西斯奠定了又一块重要基石。但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决定下达后，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因为此举成败，关系实在太大了，因此后来他在一张便笺上草拟了一篇新闻稿，以供必要时使用。他写道：“我们的登陆……已经失败，我已将部队撤回。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根据能够得到的最可靠情报作出的。我们的军队都非常勇敢和尽职，要说有什么责任和缺点的话，全都是我一个人的。”（见1994年6月5日《参考消息》6版）显然，这封信是准备万一登陆失败而写的，从信中可以窥出这位率领百万大军的统帅内心的焦灼与不安，但可敬佩的是，万一登陆失败，他就要毅然将这重大的历史责任全部由自己肩负起来，不怨天，不怨地，更不诿过于他人，即使是十字架，他也要一人承担起来。这不愧是统帅的胸襟，更不愧为大勇者的风度。
苏轼在《留侯论》中分析：张良青年时，面对秦王暴政，曾求力士以铁椎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这是“不忍忿之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而后来受兵书于黄石老人，并数经老人“倨傲鲜腆而深折之”，使张良“忍小忿而就大谋”，终于思想上成熟起来，完成了击败项羽的大业，这方可谓之“大勇者”。由此可见，大勇者的风度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正是由于志向高远，以社稷国家兴亡大事为己任，以忧济天下为大志，方能临事不惊，虽于生死之间，仍能慷慨从容，举重若轻，镇静自若。中外史籍所载大勇者的事迹灿若星辰，正是他们构成了人类不断进取的脊梁。
心香一瓣
大勇，是智慧与正义的融合，是勇气与气节的交织，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境界。
一个大勇者，必定有荣辱之心，有宽容之怀，有坚强意志，有铮铮傲骨。
历史上有舍生取义者，有宁死不屈者，有凛然正气者……正是那些高风亮节的大勇之士，点亮了我们民族五千年的历史。
今天，虽然时代已经斗转星移，但一个国家仍然需要这样一批大勇之士。他们奋战在各条战线，以大局为重，兢兢业业，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自己朴实无华的人生。我们应当向这些时代楷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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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文人难过皇帝关
谢泳
英雄难过美人关。文人难过皇帝关。第一句是俗语，好理解，用不着多说。第二句是我杜撰的，需多说两句。
中国文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这是个好传统，也是个坏传统。这个“知己”如果是在野的人物，这还不要紧，如果是在朝的人物就复杂了，要是“知己”成为皇帝，“士为知己者死”就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皇帝一般都知道文人这个毛病，所以也懂得礼贤下士的传统。人都想把事情做好，皇帝也一样，但想做好是一回事，真做好又是一回事，而事实常常是尽做坏事。
文人是靠笔说话的，只要能说话，就要说真话。
不能说真话，就不说，千万不要说假话，更不要说不疼不痒的话。不是说真话的时候，沉默总还是可以的，要是沉默也要杀头，那说一点违心的话也可理解。
文人的毛病很多，但要命的在这“士为知己者死”一条。有多少文人，未遇知己的时候，有独立性，敢说话，一遇知己，就让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一点中国的文人，就不如西方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文人，在野不行，禁锢太多，难以发挥作用，一肚子学问，找不到顾客，没办法，只好售予帝王家。
可一旦找到这个买主，文人那点独立性也就没了。这样的例子古今极多。陈布雷当年作为报人，是一支好笔，后来做了蒋介石的秘书，这支笔就不灵了。陈布雷自己知道自己的处境，但他有旧文人“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没办法。直到死前，他还在《上总统书》中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其无负教诲。”（《陈布雷回忆录》第149页，台湾传记文学版）没有知己不行，有了知己也不行，真是矛盾得很。钱穆是大学者，未遇蒋介石前，说话就很直，但自从抗战中在四川青木关和蒋介石共进晚餐后，再后说话就有了余地。待到办新亚书院，花了蒋介石的钱，就更被动了。皇帝对文人好，人都是具体的，不动心不容易。知遇之恩是非常具体的，要超越，良心上总是过不去。总过不去，也就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
心香一瓣
“千古文章未尽才”，文人难过皇帝关，当文人遭遇政治，就常常会身不由己。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就应当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还是万丈深渊，都应该义无反顾地前行。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坚守很难，但只有坚守才能成就伟大。敢说话，说真话，才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一个社会，也应该不断健全民主法制，创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言论自由氛围，这样才能使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思想像“舆论的纸币”一样自由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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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中国就像棵大树
丰子恺
春间在汉口，偶赴武昌乡间闲步，看见野中有一大树，被人斩伐过半，只剩一干。而春来干上怒抽枝条，绿叶成荫。新生的枝条长得异常的高，有几枝超过其他的大树的顶，仿佛为被斩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似的。我一看就注目，认为这是中华民国的象征。我徘徊不忍去，抚树干而盘桓。附近走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似是姐弟。他们站在大树前，口说指点，似乎也在欣赏这中华民国的象征。我走近去同他们谈话。
我说：“小朋友，这棵树好看吗？”
小朋友们最初有些戒严，退了一步。这也许是我的胡须的关系，小孩子看见胡须大都有些怕的。但后来他们看见我的态度仁善，恐惧之心就打消了，那姐姐回答我说：“很好看！”我们就谈话起来。
我说：“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女孩说：“就在那边，湖边上。这棵树是我们村子里某人家的。”
男孩说：“我们门前有一株杨树，树枝剪光了，也会生出新的来。生得很多很多，比这棵树还要多。”
女孩说：“我们那个桥边有一株松树，被人烧去了半株，只剩半株，也不会死。上面很多的枝条和叶子，把桥完全遮住。夏天我们常在桥上乘凉。”
我说：“你们的村庄真好，有这许多大树！这些树真好，它们不怕灾难，受了伤害，自己能生出来补救。好比一个人被斩去了一只臂膊，能再生出一只来。”
女孩子抢着说：“人斩了臂，也会生出来的？”
我说：“人不行，但国就可以。譬如现在，前线上许多兵士被日本鬼子打死了，我们后方能新生出更多的兵士来，上前线去继续抵抗。前线上死一百人，后方新生出一千人，反比本来多了。日本鬼子打中国，只见中国兵越打越多。他们终于打不过我们。现在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地方，但增了许多兵士，所以失去的地方将来一定可以收回。中国就好比这一棵树，虽被斩伐了许多枝条，但是新生出来的比原有的更多，将来成为比原来更大的大树。中国将来也能成为比原来更强的强国。”
女孩子说：“前回日本飞机在那江边丢炸弹，炸死了许多人。某甲的爸爸也被炸死。某甲同他的兄弟就去当兵，他们说要杀完了日本鬼子才回家来。”
男孩子也说：“某乙的妈妈也被炸死。某乙有一枝枪，很长的，他会打鸟。现在说不打鸟了，要拿这枪去打日本鬼子。”
我说：“你们这儿有这许多人去打日本鬼子，很好。
别的地方的人也是这样。大家痛恨日本鬼子，大家愿意去当兵。所以中国的兵越打越多，正同这棵树的枝叶越斩越多一样。我们中国就像棵树。你们看看，像不像？”
两个孩子看看大树，都笑起来。男孩子忽然离开他的姐姐，跑到大树边，张开两臂抱住树干，仰起头来喊了些什么话，随即跟着他的姐姐去了。
我目送两孩去远了，告别大树，回到汉口的寓中，心有所感，就提起笔来把当日所见的情景用画记录。画好之后，先拿给一个少年看。少年看了，叫道：“唉！这棵树真奇怪，斩去了半株，怎么还会生出这许多枝叶来？”他再看一会，又说道：“对了！因为树大的缘故。树大了，根柢深，斩去一点不要紧。它能无限地生长出来，不久又是一棵大树了。”我接着说：“对啦！我们中国就同这棵树一样。”少年听了这话频频点头，表示感动，随即问我要这幅画。我说没有题字，答允他今晚题了字，明天送他。
晚上，我在这画上题了一首五言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又另描了同样的一幅，当晚送给这位少年。过了几天我去看这少年，他已将画纳在镜框中，挂在书室里，并且告诉我说：他每逢在报上看到我军失利的消息，失地中日军虐杀同胞的消息，愤懑得透不过气来。这时候他就去看这幅画，可以得到一种慰藉和勉励。所以他很爱护这画，并且感谢我。我听了这番话，感动甚深。我赞佩这少年的天真的爱国热忱，他正是大树的一根新枝条。
心香一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抢掠，可以使旧中国变得千疮百孔，但却无法摧毁中国人民保卫家园的决心与意志。
中国是一棵大树，旧的枝条被砍断了，新的枝条还会源源不断地长出来。美国人从二战后德国废墟上的鲜花看到了德国的复苏希望，作者也从一棵被砍伐的树看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雄壮的国歌不也传达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吗？无论处于怎样困苦的境地，只要坚守希望，就一定能看到希望和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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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狗道主义
瞿秋白
最近有人说：“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
然而，我想：中国只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而没有人道主义的文学。中国文人最爱讲究国粹，而国粹之中又是越古越好。因此，要问读者诸君贵国的文学是什么，最好请最古的太史公来回答。他说，这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
人道主义的文学，据说是“被压迫者苦难者的朋友”。可是，请问中国现在除了“被压迫者苦难者”
自己之外，还有什么“朋友”？“苦难者”的文学和“苦难者朋友”的文学，现在差不多都在万重的压迫之下，这种文学不能够是人道主义的，因为“被压迫者”自己没有资格对自己讲仁爱，没有可能也没有理由对压迫者去讲什么仁爱的人道主义。
于是乎狗道主义的文学就耀武扬威了。
固然，十八世纪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学之中，曾经有过人道主义。然而二十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一九二七年之后，根本不能够有那种人道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始终和封建地主联系着，最近更和他们混合生长着。帝国主义支配之下的“关系万能”
主义，外国资本的垄断市场，租田制度和高利贷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使榨取民众血汗所形成的最初积累的资本，终要流转到一种特殊的“货币银行资本”里去，而且从所谓民族工业里逃出来。中国资产阶级之中的领导阶层，现在难道不是那些中国式的大大小小的银行银号钱庄吗？这些“货币银行资本”的最主要的投资，除了做进出口生意的垫款和高利贷的放账以外，就是公债生意。而在公债等类的生意里面，利率比那种破产衰落的工业至少要高二三十倍。这种资产阶级会有什么人道主义！他们要戴起民族的大帽子，不是诓骗民众去争什么自由平等，不是的。远东第一大伟人，比卢梭等类要直爽而公开得多。这大约是因为中国有一座万里长城做他的脸皮。他就爽爽快快地说：不准耍什么自由平等，国民应该牺牲自由维持不平等，而去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所以这顶民族的大帽子，是用来诓骗民众安心做奴隶的。欧洲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要诓骗民众去争自由平等，为的是多多少少要利用民众反对贵族地主，要叫民众“自由平等地”来做自己的奴隶，而不再做贵族僧侣的奴隶。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又要诓骗民众“为着民族和国家”安心些，更加镇静些做绅士地主和自己的共同奴隶。
所以很自然的只会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这是猎狗，这是走狗的文学，因为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的主人，本身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种走狗的走狗，自然是狗气十足，狗有狗道，此之谓狗道主义。
二十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将榨取民众血汗所得钱财转化成一种货币银行资本，然后再放贷出去，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赚取老百姓的血汗钱。
狗道主义的精义：第一是狗的英雄主义，第二是羊的奴才主义，第三是动物的吞噬主义。
英雄主义的用处是很明显的：一切都有英雄，例如诸葛亮等类的人物来包办，省得阿斗群众操心！英雄的鼓吹总算是“独一无二的”诓骗手段了。这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另外还有些诓骗的西洋景早已拆穿了；只有那狗似的英勇，见着叫化子拼命地咬，见着财神老爷忠顺地摇尾巴——仿佛还可以叫主人称赞一句：“好狗子！”至于羊的奴才主义，那就是说：对着主人以及主人的主人要驯服得像小绵羊一样。
在历史上，义和团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早期代表。
但清政府借助外国人的力量来强力打击义和团。当时的政府不准人民起来争取自由平等，反而一再丧权辱国，诓骗民众安心做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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