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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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阿让被判罪。法律的条文是死板的。在我们的文明里，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时刻，那就是刑法令人陷入绝境的时刻。一个有思想的生物被迫远离社会，遭到了无可挽救的遗弃，那是何等悲惨的日子！冉阿让被宣判服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正欢呼意大利前线①总指挥（共和四年花月二日执政内阁致五百人院咨文中称作Buona－Parte②的那位总指挥）在芒泰诺泰③所获的胜利。这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中却扣上了一长条铁链。冉阿让便是那铁链上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禁子，现在已年近九十了，还记得非常清楚，那天，那个可怜人待在院子的北角上，被锁在第四条链子的末尾。他和其余的犯人一样，坐在地上。他除了知道他的地位可怕以外好象完全莫名其妙。或许在他那种全无知识的穷人的混沌观念里，他多少也还觉得在这件事里有些过火的地方。当别人在他脑后用大锤钉着他枷上的大头钉时，他不禁痛哭起来。眼泪使他气塞，呜咽不能成声。他只能断续地说：“我是法维洛勒修树枝的工人。”过后，他一面痛哭，一面伸起他的右手，缓缓地按下去，这样一共做了七次，好象他依次抚摩了七个高矮不齐的头顶。我们从他这动作上可以猜想到，他所做的任何事全是为了那七个孩子的衣食。
①当时欧洲联盟国的军队从意大利和莱茵河两方面进攻革命的法国，拿破仑从意大利出击，在意大利境内击溃奥地利军队以后，直趋维也纳，以一年时间，迫使奥地利求和。
②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岛，该岛原属意大利，一七六八年卖给法国。他的姓，Bonaparte（波拿巴），按原来意大利文写法是Buonaparte。此处所言咨文，将一字写成两字，盖当时其名未显，以致发生这一错误。
③芒泰诺泰（Montenotte），意大利北部距法国国境不远的一个村镇。
他出发到土伦去。他乘着小车，颈上悬着铁链，经过二十七天的路程到了那地方。在土伦，他穿上红色囚衣。他生命中的一切全消灭了，连他的名字也消灭了。他已不再是冉阿让，而是二四六○一号。姐姐怎样了呢？七个孩子怎样了呢？谁照顾他们呢？一棵年轻的树被大齐根锯了，它的一撮嫩叶怎样了呢？
那是千篇一律的经过，那些可怜的活生生的人，上帝的创造物，从此无所凭借，无人指导，无处栖身，只得随着机缘东飘西荡，谁还能知道呵？或者是人各一方，渐渐陷入苦命人的那种丧身亡命的凄凉的迷雾里，一经进入人类的悲惨行列，他们便和那些不幸的黔首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他们背井离乡。他们乡村里的钟塔忘了他们，他们田地边的界石也忘了他们，冉阿让在监牢里住了几年之后，自己也忘了那些东西。在他的心上，从前有过一条伤口，后来只剩下一条伤痕，如是而已。关于他姐姐的消息，他在土伦从始至终只听见人家稍稍谈到过一次。那仿佛是在他坐监的第四年末。我已经想不起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了那消息。有个和他们相识的同乡人看见过他姐姐，说她到了巴黎。她住在常德尔街，即圣稣尔比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她只带着一个孩子，她最小的那个男孩。其余的六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也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每天早晨，她到木鞋街三号，一个印刷厂里去，她在那里做装订的女工。早晨六点她就得到厂，在冬季，那时离天亮还很早。在那印刷厂里有个小学校，她每天领着那七岁的孩子到学校里去读书。只不过她六点到厂，学校要到七点才开门，那孩子只好在院里等上一个钟头，等学校开门。到了冬天，那一个钟点是在黑暗中露天里等过的。他们不肯让那孩子进印刷厂的门，因为有人说他碍事。那些工人清早路过那里时，总看见那小把戏沉沉欲睡坐在石子路上，并且常是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他蹲在地上，伏在他的篮子上便睡着了。下雨时，那个看门的老婆子看了过意不去，便把他引到她那破屋子里去，那屋子里只有一张破床、一架纺车和两张木椅，小孩便睡在屋角里，紧紧抱着一只猫，可以少受一点冻。到七点，学校开门了，他便跑进去。以上便是冉阿让听到的话。人家那天把这消息告诉他，那只是极短暂的一刹那，好象一扇窗子忽然开了，让他看了一眼他心爱的那些亲人的命运后随即一切又都隔绝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听见人家说到过他们，永远没有得到过关于他们的其他消息，永远没有和他们再见面，也永远没有遇见过他们，并且就是在这一段悲惨故事的后半段，我们也不会再见到他们了。
到了第四年末，冉阿让有了越狱的机会。他的同伙帮助他逃走，这类事是同处困境中人常会发生的。他逃走了，在田野里自由地游荡了两天，如果自由这两个字的意义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受包围，时时朝后看，听见一点声音便吃惊，害怕一切，害怕冒烟的屋顶、过路的行人、狗叫、马跑、钟鸣、看得见东西的白昼、看不见东西的黑夜、大路、小路、树丛、睡眠。在第二天晚上，他又被逮住了。三十六个钟头以来他没有吃也没有睡。海港法庭对他这次过失，判决延长拘禁期三年，一共是八年。到第六年他又有了越狱的机会，他要利用那机会，但是他没能逃脱。点名时他不在。警炮响了，到了晚上，巡夜的人在一只正在建造的船骨里找到了他，他拒捕，但是被捕了。越狱并且拒捕，那种被特别法典预见的事受了加禁五年的处罚。五年当中，要受两年的夹链。一共是十三年。到第十年，他又有了越狱的机会，他又要趁机试一试，仍没有成功。那次的新企图又被判监禁三年。一共是十六年。到末了，我想是在第十三年内，他试了最后的一次，所得的成绩只是在四个钟头之后又被拘捕。那四个钟头换来了三年的监禁。一共是十九年。到一八一五年的十月里他被释放了。他是在一七九六年关进去的，为了打破一块玻璃，拿了一个面包。
此地不妨说一句题外的话。本书作者在他对刑法问题和法律裁判的研究里遇见的那种为了窃取一个面包而造成终身悲局的案情，这是第二次。克洛德·格①偷了一个面包，冉阿让也偷了一个面包。英国的一个统计家说，在伦敦五件窃案里，四件是由饥饿直接引起的。
①克洛德·格（ClaudeGueux）。雨果一八三四年为穷苦人民呼吁的小说《克洛德·格》的主角。
冉阿让走进牢狱时一面痛哭，面战栗，出狱时却无动于衷；他进去时悲痛失望，出来时老气横秋。
这个人的心有过怎样的波动呢？
七 失望的内容
让我们试述一下。
社会必须正视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它自己制造出来的。
我们已经说过，冉阿让只是个无知识的人，并不是个愚蠢的人，他心里生来就燃着性灵的光。愁苦（愁苦也有它的光）更增加了他心里的那一点微光。他终日受着棍棒、鞭笞、镣铐、禁闭、疲乏之苦，受着狱中烈日的折磨，睡在囚犯的木板库上他扪心自问，反躬自省。
他自己组织法庭。
他开始审问自己。
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无罪的人，受的处分也没有过分。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种应受指摘的鲁莽的行为；假使当初他肯向人乞讨那块面包，人家也许不会不给；无论给与不给，他总应当从别人的哀怜或自己的工作中去等待那块面包；有些人说肚子饿了也能等待么？这并不是一种无可非难的理由；真正饿死的事根本就很少见到；并且无论是幸或不幸，人类生来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总是能长期受苦、多方受苦而不至于送命的；所以应当忍耐；即使是为那些可怜的孩子们着想，那样做也比较妥当些；象他那样一个不幸的贱人也敢挺身和整个社会搏斗，还自以为依靠偷窃，就可以解除困难，那完全是一种疯狂举动；无论怎样，如果你通过一道门能脱离穷困，但同时又落入不名誉的境地，那样的门总还是一扇坏门；总之，他错了。
随后他又问自己：
在他这次走上绝路的过程中，他是否是唯一有过失的人？愿意工作，但缺少工作，愿意劳动，而又缺少面包，首先这能不能不算是件严重的事呢？后来，犯了过失，并且招认了，处罚又是否苛刻过分了呢？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否比犯人在犯罪方面所犯的错误更严重呢？天平的两端，在处罚那端的砝码是否太重了一些呢？加重处罚绝不能消除过失；加重处罚的结果并不能扭转情势，并不能以惩罚者的过失代替犯罪者的过失，也并不能使犯罪的人转为受损害的人，使债务人转为债权人，使侵犯人权的人受到人权的保障，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企图越狱一次，便加重处罚一次，这种作法的结果，是否构成强者对弱者的谋害，是否构成社会侵犯个人的罪行，并使这种罪行日日都在重犯，一直延续到十九年之久呢？
他再问自己：人类社会是否有权使它的成员在某种情况下接受它那种无理的不关心态度，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同样接受它那种无情的不放心态度，并使一个穷苦的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的缺乏）就是过量（刑罚的过量）的苦海中呢？贫富的形成往往由于机会，在社会的成员中，分得财富最少的人也正是最需要照顾的人，而社会对他们恰又苛求最甚，这样是否合乎情理呢？
他提出这些问题，并作出结论以后，他便开始审判社会，并且判了它的罪。
他凭心中的愤怒判了它的罪。
他认为社会对他的遭遇是应当负责的，他下定决心，将来总有一天，他要和它算账。他宣称他自己对别人造成的损失和别人对他造成的损失，两相比较，太不平衡，他最后的结论是他所受的处罚实际上并不是不公允，而肯定是不平等的。
盛怒可能是疯狂和妄诞的，发怒有时也会发错的，但是，人，如果不是在某一方面确有理由，是不会愤慨的。冉阿让觉得自己在愤慨了。
再说，人类社会所加于他的只是残害。他所看到的社会，历来只是它摆在它的打击对象面前自称为正义的那副怒容。世人和他接触，无非是为了要达到迫害他的目的。他和他们接触，每次都受到打击。从他的幼年，从失去母亲、失去姐姐以来，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友好的言语，也从没有见过一次和善的嘴脸。由痛苦到痛苦，他逐渐得出了一种结论：人生即战争，并且在这场战争里，他是一名败兵。他除了仇恨以外没有其他武器。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在监牢里磨练他这武器，并带着它出狱。
有些无知的教士在土伦办了一所囚犯学校，把一些必要的课程教给那些不幸人中的有毅力者。他就是那些有毅力者中的一个。他四十岁进学校，学习了读，写，算。他感到提高他的知识，也就是加强他的仇恨。在某种情况下，教育和智力都是可以起济恶的作用的。
有件事说来很可惜，他在审判了造成他的不幸的社会以后，他接着又审判创造社会的上帝。
他也定了上帝的罪。
在那十九年的苦刑和奴役中，这个人的心是一面上升，一面也堕落了。他一面醒悟，一面糊涂。
我们已经知道，冉阿让并不是一个生性恶劣的人。初进监牢时他还是个好人。他在监牢里判了社会的罪后觉得自己的心狠起来了，在判了上帝的罪后他觉得自己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仔细想想。
人的性情真能那样彻头彻尾完全改变吗？人由上帝创造，生而性善，能通过人力使他性恶吗？灵魂能不能由于恶劣命运的影响彻底转成恶劣的呢？人心难道也能象矮屋下的背脊一样，因痛苦压迫过甚而蜷屈萎缩变为畸形丑态，造成各种不可救药的残废吗？在每个人的心里，特别是在冉阿让的心里，难道没有一点原始的火星，一种来自上帝的素质，在人间不朽，在天上不灭，可以因善而发扬、鼓舞、光大、昌炽，发为奇观异彩，并且永远也不会完全被恶扑灭吗？
这是一些严重而深奥的问题，任何一个生理学家，他如果在土伦看见过这个苦役犯叉着两条胳膊，坐在绞盘的铁杆上休息（休息也就是冉阿让思前想后的时刻），链头纳在衣袋里，以免拖曳，神情颓丧、严肃、沉默、若有所思；他如果看见过这个被法律抛弃的贱人经常以愤怒的眼光注视着所有的人，他如果看见过这个被文明排斥了的罪犯经常以严厉的颜色仰望天空，他也许会不假思索地对上面那些问题中最后的一个，回答说：“没有。”
当然，我们也并不想隐瞒，这位作为观察者的生理学家也许会在这种场合，看出一种无可挽救的惨局，他也许会替那个被法律伤害了的人叫屈，可是他却连医治的方法也没有想过，他也许会掉转头，不望那个人心上的伤口，他并且会象那个掉头不望地狱门的但丁，把上帝写在每个人前额上的“希望”二字从这个人的生命中拭去。
他的思想情况，我们已试着分析过了，冉阿让本人对自己的思想情况，是否和我们替本书读者试作的分析一样明白呢？构成冉阿让精神痛苦的那一切因素，在形成以后，冉阿让是否看得清楚呢？在它们一一形成的过程中，他又是否看清楚过呢？他的思想是层层发展的，他日甚一日地被困在许多愁惨的景象中颠来倒去，多年以来，他的精神，就始终被局限在那些景象的范围以内，粗鲁不文的他对这种思想的发展层次是否完全了解呢？他对自己思想的起伏波动是否十分明确呢？那是我们不敢肯定的，也是我们不敢相信的。冉阿让太没有知识了，他虽然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但对这些事，却仍是迷迷糊糊的，有时，他甚至还不知道他所感受的究竟是什么。冉阿让落在黑暗里，他便在黑暗里吃苦，他便在黑暗里愤恨，我们可以说，他无往而不恨。他经常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如同一个盲人或梦游者一样瞎摸瞎撞。不过，在某些时候，他也会，由于内因或外因，忽然感到一股怨气的突袭，一阵异乎寻常的苦痛，他会感到突然出现一道惨淡的、一闪即逝的光，照彻他的整个心灵，同时也使他命运中的种种险恶的深渊和悲惨的远景，在那片凶光的照射下一齐出现在他的前后左右。
闪光过后仍旧是黑夜沉沉，他在什么地方？他又莫名其妙了。
那种刑罚的最不人道，也就是说，最足以戕贼人的智慧的地方，就是它特别能使人经过一种慢性的毒害逐渐化为野兽，有时还化为猛兽。冉阿让屡次执拗不变地图谋越狱，已足够证明法律在人心上所起的那种特殊作用。冉阿让的那种计划完全是无济于事的，愚蠢的，但是只要能得到机会，他总要试一试，绝不想到它的后果，也不想到既得的经验。他象一头狼，看见笼门开了，总要慌忙出逃。本能向他说：“快逃！”理智却会向他说：“待下！”但是面对着那样强烈的引诱，他的理智终于消失了，他有的只是本能。在那里活动着的只是兽性。他在重新被捕以后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