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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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头兜下的一个世纪
我们既然在谈小比克布斯修院已往的一些琐事，也敢于把那禁宫的一扇窗子敞了开来，读者谅能允许我们再另生一小小枝节，叙述一件与本书实际无关的故事，这故事不但有它特殊之处，并对帮助我们了解那座修院的一些奇特现象也有好处。
在那小院里有个从封特弗罗修院来的百岁老人。她在革命前还是个红尘中人。她经常谈到路易十六的掌玺官米罗迈尼尔先生和她所深知的一个狄勃拉首席法官夫人。由于爱好，也由于虚荣，她无论谈什么事总要扯到那两个名字上去。她常把那封特弗罗修院说得天花乱坠，说那简直象个城市，修院里有许多大街。
她谈话，富有庇卡底人的风度，使寄读生们听了特别高兴。她每年要隆重地发一次誓愿，在发愿时，她总向那神甫说：“圣方济各大人向圣于连大人发过这个愿，圣于连大人向圣欧塞勃大人发过这个愿，圣欧塞勃大人向圣普罗柯帕大人发过这个愿，”等等，“因此我也向您，我的神父，发这个愿。”寄读生们听了，都咯咯地笑，不是在兜帽底下笑，而是在面纱底下笑，多么可爱的抑制着的娇笑啊，这使那些参议嬷嬷都皱起眉来。另外一次，那百岁老人讲故事，她说“在她的青年时代，伯尔纳修士不肯在火枪手面前让步。”那是一个世纪在谈话，不过，这是十八世纪。她叙述香槟和勃艮第人献四道酒的风俗。革命前，如果有一个大人物，法兰西大元帅、亲王、公爵和世卿，经过勃艮第或香槟的一个城市，那城里的文武官员便来向他致欢迎词，并用四个银爵杯，敬给他四种不同的酒。在第一个爵杯上刻着“猴酒”两字，第二个上刻着“狮酒”，第三个上刻着“羊酒”，第四个上刻着“猪酒”那四种铭文标志着人饮酒入醉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活跃阶段，第二，激怒，第三，迟钝，最后，胡涂。
她有一件非常喜爱的东西，老锁在一个柜子里，秘不告人。封特弗罗修院的院规并不禁止她那样做。她从不把那件东西给任何人看。她独自关在屋里，那是她的院规允许的，偷偷欣赏那东西。如果她听见过道里有人走路，那双枯手便急忙锁上柜门。一到人家向她谈到这事时，她又立即闭口，尽管她平时最爱谈话。最好奇的人在她那种沉默面前，最顽强的人在她那种固执面前也都毫无办法。这也就成了修院里所有一切闲得无聊的人苦心探讨的题材。那百岁老人那样珍借、那样隐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宝贝呢？这无疑是本什么天书了？某种独一无二的念珠？某种经过考证的遗物？百般猜测也无从打破那闷葫芦。在可怜的老妇人死了后，大家跑到那柜子跟前——按理说，也许不该跑得那么快——开了柜门。那东西找出来了，好象保护一个祝福过的祭品盘似的，裹在三层布里。那是一个法恩扎①窑的盘子，上面画的是几个当药剂师的孩子，手里拿着其大无比的注射器，在追逐一群飞着的爱神。追逐的神情和姿态各各不同，但却都能引人发笑。在那些娇小可爱的爱神中，已有一个被注射器扎通了。它仍在挣扎，鼓动着翅膀想飞走，但是那个滑稽小丑望着它发出邪恶的笑。含义是爱情在痛苦下面屈服了。那个盘子确是稀有之物，也许曾荣幸地触发过莫里哀的文思，它在一八四五年还在，存放在博马舍林荫大道的一家古董店里待售。
①法恩扎（Faenza），意大利城市。
那个慈祥的老妇人生前从不接待外来的亲友，“因为，”她说，“那会客室太阴惨了。”
十 永敬会的起源
此外，我们刚才指出来的那间近似坟墓的会客室，那也只是种个别情况，在其他修院里不至于严厉到那种程度。尤其是在大庙街，老实说在属于另一系统的那个修院里，那种暗无天日的板窗是由栗黄色帷幕替代的，会客室也是一间装了镶花地板的小厅，窗上挂着雅致的白纱窗帘，墙上挂着各种不同的玻璃框，一幅露出了脸的本笃会修女的画像、几幅油画花卉，甚至还有一个土耳其人的头。
号称法兰西全国最美最大并在十八世纪善良的人民口中誉为“王国一切栗树之父”的那棵印度栗树，正是栽在大庙街上那个修院的园子里的。
我们说过，大庙街上的这座修院是属于永敬会－本笃会的修女的，那里的本笃会修女和隶属于西多的本笃会修女完全是两回事。永敬会的历史并不很久，不会超过两百年。一六四九年，在巴黎的两个礼拜堂里，圣稣尔比斯和格雷沃的圣约翰，圣体曾两次被亵渎，前后两次相隔不过几天，那种少见的渎神罪发生后全城的人都为之骇然。圣日耳曼·德·勃雷的大助理主教兼院长先生传谕给他的全体圣职人员，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迎神游行仪式，那次仪式并由罗马教皇的使臣主持。但有两个尊贵的妇人，古尔丹夫人（即布克侯爵夫人）和沙多维安伯爵夫人，感到那样赎罪还不够。那种对“神坛上极其崇高的圣体”所犯的罪行，虽是偶然发生的，但在那两位圣女看来，却认为不该就那样草草了事，她们认为只有在某个女修院里进行“永恒的敬礼”才能补赎。她们俩，一个在一六五二年，一个在一六五三年，为这虔诚的心愿捐款了大笔的钱给一个叫卡特琳·德·巴尔嬷嬷，又名圣体嬷嬷的本笃会修女，要她替圣伯努瓦系创建一个修院。圣日耳曼修院院长梅茨先生首先许可卡特琳·德·巴尔嬷嬷建院，“约定申请入院的女子必须年缴住院费三百利弗，也就是六千利弗的本金，否则不许入院。”继圣日耳曼修院院长之后，国王又颁发了准许状，到一六五四年，修院的许可证和国王的准许状又一并经财务部门和法院通过批准。
这就是本笃会修女们在巴黎建立圣体永敬会的起源和法律根据。她们的第一个修院是用布克夫人和沙多维安夫人的钱在卡塞特街“修建一新”的。
因此我们知道，那个修会绝不能和西多的本笃会修女混为一谈。它隶属于圣日耳曼·德·勃雷的修院院长，正如圣心会的嬷嬷隶属于耶稣会会长，仁慈会的嬷嬷隶属于辣匝禄会会长一样。
它和小比克布斯的伯尔纳修女也完全是另一回事，小比克布斯的内部情况是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的。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一六五七年有过专牒，准许小比克布斯的伯尔纳修女和圣体会的本笃系的修女一样，修持永敬仪轨。但是那两个修会并不因此而属于同一体系。
十一 小比克布斯的结局
一到王朝复辟时期，小比克布斯修院便渐渐衰败下去了，那是它那支系所有修会全面死亡的局部现象，那一支系，到了十八世纪以后，也随着所有其他宗教团体一同进入了衰亡期。静观和祈祷一样，也是人类的一种需要，可是，也和所有一切经革命接触过的事物一样，它自己也会转变，并且会由敌视社会的进步，转变为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小比克布斯院里的人口减得很快。到一八四○年，小院消灭了，寄读学校消灭了。那里既没有老妇，也没有小姑娘，老的死了，小的走了。天各一方。
永敬会的规章严厉到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有愿望的人畏缩不前，会中人找不到新生力量。到一八四五年，担任杂务的修女还多少可以找到几个，至于唱诗的修女，绝对没有。四十年前，修女的人数几乎到一百，十五年前，只有二十八个人了。今天还有多少呢？一八四七年，院长是个年轻人，这说明选择的范围缩小了。她当时还不到四十岁。人数减少，负担便越重，每个人的任务也更加艰苦，当时大家已经预见到不久就会只剩下十来个人、压弯伤痛的肩头来扛圣伯努瓦的那套沉重的教规。那副重担子是一成不变的，人少人多都一样。它压着，狠狠地压着，于是她们死了。在本书作者还住在巴黎时，死了两个。一个二十五岁，一个二十三岁。后面的那个可以象朱利亚·阿尔比尼拉所说：“我葬在这里，享年二十三。”正是由于那种萧条，修院才放弃了对小姑娘们的教养。
我们从那所不平凡的没人知道的黑院子门前经过，不能不拐进去看看，不能不领着我们的同伴和听我们叙述冉阿让伤心史的人的思想一同进去走走，这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有益的。我们已对那有着许多古老习惯的团体望了一眼，在今天看来，那些古老习惯是够新奇的了。那是个封闭了的园子，是座禁宫。对那奇特场所我们谈得相当详细，但仍然是怀着恭敬的心情来谈的，至少是在详细和恭敬还能协调起来的范围内谈的。我们并不是一概全懂，但是我们不污蔑任何东西。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大声疾呼，他连刽子手也歌颂，伏尔泰则喜笑怒骂，连耶稣受难像也讥诮，我们是站在他们两人相等距离之间的。
伏尔泰缺少逻辑，这是顺便谈谈，因为伏尔泰很可能用为卡拉斯①辩护的态度同样来为耶稣辩护，而且，对那些根本否认神的化身的人，耶稣受难像又能代表什么呢？一个被害的哲人而已。
①卡拉斯（Calas），十八世纪法国商人，被人诬告因不让其子脱离新教而将其杀害，被判处轮刑。死后三年，伏尔泰为他申雪，追判无罪。
到十九世纪，宗教思想处于危机阶段。人们忘记了某些事物，那是好的，只要在忘记那些事物的同时又能学到另一些事物就好了。人的心里不能有空虚感。某些破坏行动在进行，进行得好，但是破坏之后必须有建设。
在此期间，让我们研究研究那些已经不存在的东西，认识那些东西是必要的，即使仅仅是为了避开它们。人们对复古的行动常爱加上一个伪造的名称，叫做维新。古，是个还魂鬼，惯于制造假护照。我们要提防陷阱，提高警惕。古有副真面目，那就是迷信，也有套假面具，那就是虚伪。让我们揭露它的真面目，撕破它的假面具。
至于修院，那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这是个文化问题，而文化排斥它；这是个自由问题，而自由又袒护它。
一 从抽象意义谈修院
本书是一个剧本，其中的主要角色是无极。
人是次要角色。
既是这样，我们在路上又遇到了一个修院，我们便应当走进去。为什么？因为修院，西方有，东方也有，现代有，古代也有，基督教有，异教、佛教、伊斯兰教也都有，它是人类指向无极的测量仪。
这里不是过分发挥某些思想的地方，不过，在绝对坚持我们的保留态度时，我们的容忍，甚至我们的愤慨，我们应当这样说，每次当我们遇见无极存在于一个人的心中时，无论他的理解程度如何，我们总会感到肃然起敬。圣殿、清真寺、菩萨庙、神舍，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人类心中的静观和冥想是了无止境的，是照射在人类墙壁上的上帝的光辉。
二 从史实谈修院
从历史、理性和真理的角度出发，僧侣制度是该受谴责的。
修院在一个国家，如果发展过多，它便成了行动的累赘，绊脚的机构，它应是劳动的中心却成为懒惰的中心。修道团体，对广大的人类社会来说，正如檞树上的寄生物，人体上的瘤。它们的兴盛和肥壮正是地方的贫瘠。僧侣制度对早期的文化是有好处的，在精神方面它可以减少强暴的习气，但到了人民精力饱满时它却是有害的。而且当它已衰败时，当它已进入腐化时，正如层出不穷的事例所表现的那样，所有一切在它纯洁时期使它成为有益的因素，都变成使它成为有害的因素。
修院制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修院对现代文化的初步形成是有用处的，可是也会妨碍它的成长，更能毒害它的发展。从组织和教育人的方式着眼，修院在十世纪是好的，在十五世纪开始有了问题，到十九世纪却已令人厌恶。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多少世纪中，一个是欧洲的光辉，一个是欧洲的异彩，僧侣制度这一麻疯病侵入那两个灿烂的国家的骨髓后，到我们这时代，那两个出类拔萃的民族只是在一七八九年那次健康而有力的治疗中才开始康复。
修院，尤其是古代的女修院，正如本世纪初还继续在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存在，确是一种最悲惨的中世纪的体现。修院，这种修院，是各种恐怖的集中点。地道的天主教修院是完全充满了死亡的黑光的。
西班牙的修院最是阴惨，在那里，有一座座大得象教堂高得象宝塔那样的祭台伸向昏暗的高处，烟云迷漫的圆拱，黑影重重的穹窿；在那里，黑暗中一条条铁链挂着无数白色的又高又大的耶稣受难像；在那里，有魁伟裸体的基督，一个个都用象牙雕成，陈列在乌木架上；那些像，不仅是血淋淋的，而且是血肉模糊的，既丑恶，又富丽，肘端露出白骨，髌骨露着外皮，伤口有血肉，戴一顶白银荆棘冠，用金钉钉在十字架上，额上有一串串用红宝石雕琢的血珠，眼里有金刚钻制成的泪珠。金刚钻和红宝石都好象是湿润的，一些妇女戴着面纱，腰肢被毡毛内衣和铁针制成的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