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之恋 曾志明著-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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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声十分苍凉，在寒冷的夜空中飘飞着。黑暗中，姑娘听到了，她的心一阵紧缩，浑身冷得发颤，转过身对着父亲声音的方向，泪水飞滚而出，嘴里无数遍地念着：“爸爸，请原谅我”
６
华钧从何云峰办公室出来，边走边考虑着自己的行动路线。事儿简单，他也要认真安排。既要省力，又要省时，这是他做首都警卫师连长时培养的基本功。只可惜，尽管他善于计划，但他管理的玻璃厂却亏得一塌糊涂。搞市场经济和打仗执勤完全是两码事哩！
此刻，他已计划好，第一家先去找老副市长何明智。在风川市军大分校校友中，目下数何明智和他的关系最密切，这大约因为观点一致吧。何明智，这个当年军大分校的大队长，以后任风川专署的公安处长，副市长“文化革命”中作为“公检法”的黑头头，被整得死去活来，老伴也被整死了。本来肚里就窝着火，不想改革开放以来，他格格不入，儿女在外地工作，风川只留下他一个孤老头子。离休后脾气变得越来越坏，没事就喝酒，喝醉了就骂娘。很念旧情的华钧，经常去看他，去了就被他拉着喝酒，边喝边骂娘。华钧也满腹牢骚，听着老大队长的谩骂觉得痛快，虽然不随声附和，常常也点头称是。不过，何明智有一些论点，他还是不敢苟同的。
“你看看，现在搞得像什么样子。”两杯下肚，何明智的眼睛发红了，“现今发了财的都他妈不三不四的。”他记忆力很好，在公安处长任上，凡是被他抓过的关过的，无论此人穿金戴银，他都能一眼把他认出来。又喝了两杯酒，嘴唇有点发麻了：“就说龙滚沟那个叫什么卫民的家伙，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说不定是什么地方的逃亡地主。他坐了多少次班房，进了多少次监牢？在 ‘文化革命’前高泽群右倾分子的帽子还没摘掉，卫民这家伙就和他勾结在一起，搞瞒产私分，搞 ‘三自一包’。等高泽群掌了风川大权，他就把那家伙当成了金包卵，支持他撤消人民公社，支持他否定过去的方针政策，他还封他当劳动模范、人民代表，使得卫民这家伙越来越嚣张，竟搞起了 ‘农村包围城市’来，在风川城收购国营工厂，修大楼。每次我过大十字口，看见那个狗屁龙翔公司修的那幢楼，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对这，华钧有同感，他微微点点头，不过只是微微，对于骂高泽群为右倾分子，他不大情愿，他觉得随便把一个革命同志推到反革命那边是不公正的。
何明智又喝了一杯，颈脖开始发红，愤愤地说：“当初我就反对把这个右倾分子安排在一把手岗位上。他们不信，怎么样，现在出问题了嘛？我看呀，咱共产党非垮在这些人手中不可……”他突然想起什么，转脸久久盯着华钧，有些发怒地说，“你回去一定要给你老婆应敏打个招呼，风川的土地每一寸都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她不要以为当了国土局长就可以为所欲为，袁剑雄等同志虽然已牺牲几十年，也还尸骨未寒哟！听说，她和高泽群狼狈为奸，搞什么开发区，把土地卖给外国人，而且还要和日本人合作，让日本鬼子来修从风川至省城的高速公路。”
这件事华钧也知道，他当时就反对，正因为这些事，他现在和应敏的关系挺紧张。
“把土地拱手让给日本人，”何明智竟然唏嘘起来，“他妈的，这是卖国。１９４２年，我们连为了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一小块土地，一百多号人没剩下几个人……”他泪水无声地流下来，倒躺在沙发上，闭着双眼，眉头紧蹙，呼吸加快。他醉了，含含胡胡地说：“我要到北京去，我要找邓政委……究竟社会主义还要不要……”
华钧瞠目结舌，打了个寒噤噤。这位老公安处长怎么啦？
太极端了嘛。当年他华钧全家被押送到农村监督劳动，林彪的忠实信徒们常常打得他鼻青脸肿，他也没有往极端处想啊。
这个老上级一定是酒精把他弄得失去理智了。
他走出市政府办公楼，在墙角角处万年青树丛下推出那辆破自行车。这是他常年的交通工具，以他一厂之长的资格，是可以坐汽车的，而且有车可坐，玻璃厂虽然效益不好，小车还是有几辆，还有一辆旧伏尔加。这辆车原本是省委老副书记李陵任风川地委书记时坐的，现在都讲时髦了，被淘汰下来，他得知这个消息去市府机关事务管理处死磨硬泡，以象征性的价格买回厂的，但他不坐，买车的目的，是为了撑面子，在当今十分注重排场的年月，一个堂堂的国营工厂怎么能没辆轿车？但在工厂里，他不坐谁人敢坐？结果成了件展览品。
骑自行车自由，想到哪就到那，不骑时，随便往哪里一放，既不加油，又不管饭，而且还不怕偷，因为他骑的自行车太破旧了，小偷偷去卖不了二十元，还要背上一个偷名。只是像市政府这样的机关大院，是绝不容许他的破车乱停乱放的，他必须在隐秘的地方藏起来。
他今天心情特别好，骑在自行车上，一只手掌着车龙头，一只手放在裤里，边走边哼着：
长江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舒中回风川来了，这十分令他高兴。当年在军大分校，他是她们的分队长。也是组织上信任他，派他到军大分校唯一的女子分队去。舒中，他的老婆应敏，还有赵芳都是他分队的兵，三个小丫头那时幼稚得很哩，赵芳年纪最小，有时还尿炕。
真是要多淘气有多淘气，没少给他惹麻烦。比如，她们整日形影不离，像穿了连裆裤，在分校里就有反映，说她们脱离群众，耍小圈子。他的上司，中队长现在的风川市锦绣制衣厂厂长杨大海更直接：说这是资产阶级小姐的臭毛病，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是反革命小集团，要他们分队开会批判她们。还有一次，军大分校院内夜里失火，同学们都起床去救火了，而这几个鬼丫头却躲在被窝里不敢出来，这不但被大队点名批评，大队长何明智还怀疑火是她们放的。是么，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小姐，也不是不可能干这种反革命活动的。也命令他进行调查。但无论中队长的命令还是大队长的命令，他都软拖硬磨，敷衍了事。他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这样小小年纪就成反革命了？不错，这几个丫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出身，但她们能放弃舒适的生活自愿跑到革命队伍里来受苦，就很不简单的了。由于他处处护着她们，当时，有人送给他个绰号，叫他男保姆，老母鸡。他听了嘿嘿一笑，男保姆就男保姆，老母鸡就老母鸡，难道对革命的小母鸡不该保护么？只是，目下老母鸡不行了，这三只小母鸡已经成了凤凰，自己的老婆应敏当了国土局长，赵芳把个锦绣制衣厂搞得红红火火，舒中更有出息，竟然成长为风川市的市委书记。不过他不嫉妒，他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男人，革命总是后浪推前浪，后来的人能担起革命重担应该高兴，再伟大再能干的人，没有不死的，革命总得有人去干，只要不贪污腐败都是好同志。而且，舒中回到风川，对他还有好处哩，首先，她可以劝劝应敏，不要对他那么冷。他不是怕老婆的人，只是他觉得他对不起她，“文化革命”
中他挨整时，害得她也和他一起挨整。只是近几年来对待高泽群做的许多事上，两口子意见分歧。舒中来了，会帮助他说服她的。再有，舒中会听取他的意见取消把他的玻璃厂卖给龙翔公司的，他并不留恋厂长那顶官帽，只是希望革命到头了别把他变成农民。
何明智的宿舍到了。这是一幢新修不久的四层楼房，只有一个单元，一层住两户人，每户１８０平方米，五房二厅三卫，是市府宿舍中最豪华的一幢，副市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才有权分得此房。何明智住在二楼，何云峰住在三楼。华钧是何明智家的常客了，轻车熟路到了他家门口。何明智住的房子很有特点，既没有安装钢质防护栏也没有防盗门，大约房主人向梁上君子们宣布他无甚可偷的。房门上贴着一张用信笺纸写的条子。纸条上的字写得不好，但十分恭正：
此乃何明智住房，不是何云峰的住房，请勿敲错。
这张条子华钧不知看过多少次，但每次看到都忍俊不禁。
起因出自几年前，那时何明智刚刚由副市长的位上离休下来，一些来向何云峰送礼的人，并不知道这幢楼住着两个姓何的领导。常常敲错了门，当烧香进错了庙门时，后悔不迭，把礼物拿走实在不好意思，把礼物留下又实在心痛，特别是那些名贵之物，公款买的倒也罢了，私人掏钱，就痛苦不堪了，尤其那些小职员，为了打动地位显赫的市级领导，不惜投入多年的积蓄，一但弄清丢进了水里，脸上无论如何没有好看颜色的。何明智岂是受这种羞辱的人，于是出了这张“安民告示”，划清下台市领导和在职市领导的界限。
华钧连敲了几下房门，没有反响，显然老头子又到街上闲逛去了，只好去找孟玉群。
一想到要去见孟玉群，他不由有点发怵，孟玉群的脾气不像何明智古怪，但不知为什么，近几年来对人特别冷，尤其是官场上的人。舒中回风川，未必能引出她的热情，愿意去参加军大分校校友们的聚会。因为他第一次通知她时，她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孟玉群在军大分校时，也是华钧管辖下的女子分队的学员，虽然不像舒中、应敏、赵芳那样活泼可爱，却忠厚热情。她出身在小城镇贫民家庭里，比三个小姑娘要大几岁，解放后有强烈的翻身感，是带着感恩思想投考军大的。因此，对组织上交给她的任何任务，都不折不扣地去完成，乃至她的婚姻。
那时，许多在战争年代戎马倥偬的老革命们，婚姻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但革命队伍里，尤其是解放军里女同志相当少，当时婚姻都是组织介绍，作为军大分校女学员队分队长的华钧，是当媒人的最佳人选。他对革命前辈万分敬重，满腔热忱，只要组织上有安排，他就乐此不疲。是么，人家为革命奉献了青春，难道还能让这些人打单身。一个红军时期参军的团长看上了孟玉群，任务理所当然落到他的身上。他找到她认认真真地做起工作来，先提高觉悟，再讲老团长的革命斗争史。他考军大前初中文化，平常又特别喜欢读革命书籍，革命道理一套又一套的。从猴子变人讲到共产党宣言，然后是中国革命运动，接下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急转直下，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老团长。语调缓和但态度坚决，说起来是征求意见，实际上是下了死命令，不同意这门婚事就是对革命老同志没有感情，直说得孟玉群哭笑不得。不过这姑娘向来是听组织话的，既然组织安排，那就不能讲二话，尽管老团长大她二十多岁，她还是同意了华钧完成了这次任务，心里别提有在 多高兴，孟玉群结婚那天，他特意 婚礼上以介绍人的身份大大赞扬这对婚姻的美满幸福。但是孟玉群结婚的第二天，他却对自己在婚礼上的慷慨陈词有些羞惭了。那天早上，他遇见了新婚后的孟玉群。他对她开了句通常人们都爱开的玩笑：“新婚幸福吗？”
哪知，姑娘的眼泪扑簌簌流下来。
他大吃一惊，还是硬着头皮又说了一句：“看看，都幸福得落泪了。”
但是不久，他通过许多渠道才打听清楚，这位团长在战争中负过伤，根本就失去了性的功能。他气得自己在自己头上狠击了一拳：“他妈的，你混蛋！”继而又有点埋怨那位团长：
“你既然没那玩意儿，干吗要求结婚？”接着他又责怪自己大不敬，“怎么能这样对一个老干部哩，他是为革命才负伤的啊。”
然而，被害苦的却是这位忠厚的姑娘，那个年代，谁敢提出离婚，特别是作为老干部老红军的老婆。不革命了？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怕成为右派么？这明明是碗黄连水，她必须喝。
可怜的孟玉群守了一辈子活寡，至今还是个处女。而那个老团长，不但生理上有问题，脾气还古怪异常，动不动就臭骂她是：不可改造的小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不准她随便外出，不准她对别的男人露笑脸。婚后二十多年，从没对她说过一句温柔的话，直到他临终时，大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才对她忏悔地说了一句：“这一辈子对不起你。”
这件事对华钧，像块石头似地沉沉压在心上。他这个人明刀快斧，一辈子办事都整整齐齐，就是挨整也要被整得干脆，唯独此事让他一想起就觉得窝囊，他曾经想过向孟玉群道歉，但又一想，那更无聊，嘴巴两张皮，说句话容易，可人家赔了一辈子，这不等于把人家推下水去，等人家灌满一肚子又冻得要死时再送去棉衣，玩这种伪善干什么！倒叫他感动的是孟玉群尽管失去了一生幸福，却没有一句怨言，老团长的各种清规戒律她都遵守，而且对这个古怪的人还无微不至的照顾，到了老革命生命的后期，他中风瘫在床上，她每天给他擦澡翻身，直到他咽气也没长一点肉疮。这就是中国妇女的伟大。
虽然，她生活没有幸福，但工作却积极肯干，认真负责。从军队转业后在风川银行担任会计，年年都是先进，这只能说她是把情感寄托到工作上吧。只是，近年来，她的性格突然变了，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而且看破红尘，拜倒在释迦牟尼脚下。
她这一怪异的变化，使在风川的军大校友们百思不得其解，她在婚姻那样不幸时都没有看破红尘，而今老团长已撒手西去，精神上再没有压力，她抱养的女儿也出落得如花似玉，在金威大酒店担任总经理助理，前途无量，对她又十分孝顺，却突然要求提前退休，投拜佛门？为此，华钧曾问过风川银行行长吴志远。此人也是军大分校校友。吴行长却显得无可奈何地说。“你问我为什么？我又去问谁为什么呢？我都莫名其妙，如果不是看在已过世老团长的面上，念其是军大老校友，我才不批准她提前退休哩。共产党员去拜佛，耻辱啊！”
华钧的嘴被封住了，但脑海里却留下一个谜。
孟玉群的家到了。这是六十年代修的老红军院，住着十余位在世的和不在世的红军和他们的家属，当年这座院子落成时，曾是风川城最漂亮的院落，大大显赫了一时。如今在那些大酒楼，豪华领导干部公寓的映衬下，已黯然失色了，倒像个破落的农民院落。门上上着锁，显然主人不在家，不过，华钧一点不失望，他知道她肯定去庙里念经去了。
寺庙离老红军院不远，仅隔一道墙，当初建老红军院时就是考虑到寺庙里绿化特别好，有百亩竹林和柏树林，可以保证老革命们生活在空气清新之中。这座庙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也是风川市最大的一座庙宇。“文革”前十分清冷，几个看守庙子的和尚把庙前庙后的清洁卫生做得干干净净，确实是一个养生寻清净的好地方。门票也不贵，五分钱一张，因此早晨总有许多人在庙后林子里练气功，打太极拳，和尚们对老红军优待，凡红军院的老革命们进出是免票的；“文化革命”中此庙原本要被革命小将们当成“四旧”砸掉，由于属一级保护文物，被贴上封条封存起来，和尚们被赶出庙去，有的还了俗，有的怕被批斗，还参加了造反派，老方丈为了生计只好做起小生意来，他原本想在城西门大榕树也弄个火锅肺片摊摊，但考虑到肺片是猪牛身上的东西，属不净之物，且有杀生之恶，便改做卖香
